身着传统戏服的昆曲演员背后，齐刷刷地站着西式合唱团；听到耳朵里的虽然是昆曲的词，却几乎听不到伴奏的乐器声；和声、复调及混声合唱、小组唱等，成了诠释古典名着《桃花扇》的主要方式。以这种形式亮相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1699·桃花扇》，让不少原本奔着昆曲去的观众“傻了眼”——这样的戏也能叫昆曲？

　　“我们这部戏采用了西方音乐创作手法，严格地讲应该叫做无伴奏合唱昆曲清唱剧。如果观众用惯常的眼光和以往的审美观念来看，可能会觉得不适应、不满足，甚至有点格格不入，但这是我们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尝试。” 《1699·桃花扇》的作曲廖乃雄说。

　　虽然没有《1699·桃花扇》这么大胆，但在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亮相的诸多戏曲剧目，或多或少都在尝试改良和创新，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有的尝试改变戏曲的传统表现形式，有的追求音乐上的中西合璧，有的在舞美设计方面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有的在唱词中加入了一些流行语和网络词汇。对于传统戏曲的这种“现代表达”，有人拍手叫好，认为这是戏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有人认为不伦不类，背离了艺术本体和戏曲内涵。

　　“戏曲艺术的传承跟博物馆的收藏是不一样的。昆曲不是文物，不能像文物那样收藏在博物馆里。我们今天听到的昆曲，同600年前的昆曲相比，不说差了十万八千里，恐怕也得差上八百里。所以，我们既要立足于民族和传统，又要不断发展和创新。这种创新需要保持艺术原来的精神面貌而不是躯壳，既不能迎合过去，也不能迎合现在。”廖乃雄说，“当然，创新效果如何，有待时间和群众来检验，但不管怎么说，创新始终是必要的。”

　　“《1699·桃花扇》是我们剧院的第八个版本，可以说是一个‘不插电’的版本，能给观众营造出更大的审美空间。”江苏省昆剧院副院长王斌说，“创新固然要慎重，但发展是必然的，不可能总是原汁原味、一成不变。昆曲也不能永远都是单声部、水磨腔，否则长此以往，昆剧就会变成‘困剧’。我们要赋予昆剧新的精神、新的面貌，让一切现代手段为我所用。”

　　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大树西迁》编剧陈彦看来，传统戏曲的改革虽然处于“蠕动”的状态，但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也在尝试对秦腔进行改革，以适应今天观众的需求，但这个步子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得小心翼翼，在保护源头的同时进行改革，而不是连根拔起；既要保留秦腔的基本要素，也力图植入一些现代元素和表现手法，这样老观众能接受，年轻观众听着也悦耳；我们甚至还会吸收国外剧目的一些元素，只要这些元素有助于剧情展开和人物心理的刻画。”陈彦说。

　　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大量运用了交响乐的表现手法。“考虑到秦腔是西北的地方戏，在全国影响比较小，所以我们在创作时，也照顾了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因为只有让他们接受、喜欢，才能把秦腔传承下去。”《大树西迁》作曲王激说。

　　粤剧《刑场上的婚礼》在第八次修改时引入了歌舞表演，包括革命志士群舞、特务群舞等。30多名广州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登上粤剧舞台，以舞蹈表现角色的感情意向，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刑场上的婚礼》监制、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勇说：“在粤剧中加入舞蹈元素，是剧组的一次大胆尝试。只有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喜闻乐见，粤剧这门艺术才能在新时期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川剧《李亚仙》被称为“古典又现代的时尚川剧”。该剧在充分发挥川剧帮、打、唱特色的同时，融入了越剧、昆剧、弋阳剧等诸多剧种的精华，并在舞美及服装设计上加入了不少创新元素。

　　“所有的艺术都必须创新，不创新就不可能发展。今天的传统其实就是以前创新的成果，梅兰芳当年演《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就是创新，而我们现在演就成了传统。那么，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创造另一个虞姬呢？”着名导演陈薪伊说，“创新当然会有失败，但不创新、只演传统经典剧目就一定能成功吗？我看不然。”

　　陈薪伊认为，创新不应该受到谴责，创新的好坏与创作者的水准是直接有关系的，这种水准包含审美理念、文化水平以及艺术气质等。“创新不是问题，水准高低才是问题。水准不高，就算是移植别人的你也弄不好。”国家话剧院演出策划中心主任刘铁钢则认为，创新一定要把握一个度，遵循艺术规律，而且要建立在了解传统的基础上。“如果连传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却嚷嚷着要创新，这不让人笑话吗？”

　　武汉京剧院的现代京剧《生活秀》里也有不少创新。作曲李连璧说：“创新并不意味着去京剧化。无论何时，我们都要保留京剧的根。”他坦言，如今的一些剧目只强调创新，却忽视了继承，而且这种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丢掉了京剧最本质的内容，主体被拿掉了，韵味消失了，糅进去的都是一些‘四不像’的东西，京剧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这种创新无疑是片面的。”李连璧说，“我认为还是要抱着热爱京剧的心态去创新，不能以丢失老观众为代价，而要通过用心的创作来争取新的、年轻的观众。”

　　（编辑：谭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