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反礼教、反理学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塑造杜丽娘的形象来表达和体现的。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显然，汤显祖是把杜丽娘作为“有情人”，并且是达到了“情之至”的“有情人”来塑造的，十分明确地与礼教、理学的排斥、否定“情”即所谓“去人欲”针锋相对的。成 功地塑造了反封建的战斗光辉的杜丽娘形象，这是《牡丹亭》突出的重大成就。

    杜丽娘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有一个成长过程，并包含着一定的复杂性。汤显祖一方面通过人物关系提供杜丽娘的生活环境，一方面通过剧情发展揭示杜丽娘的内心活动，从而表现了杜丽娘叛逆性格的成长过程及其复杂性。

    杜丽娘是个封建官僚的女儿。她的父亲杜宝任南安太守，自称“西蜀名儒”，是以儒学传家的。封建社会讲究门第家声、光宗耀祖，要求儿子尽孝道，而最大的孝道则是飞黄腾达之后　“扬名声，显父母”。杜宝因膝下无儿，就对杜丽娘格外看重，竭力把她培养成标准的“淑女”，在家是个敬父母的温顺女儿，出嫁是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杜宝一心指望杜丽娘“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因此，杜丽娘从小受着严格的封建教育，男女《四书》都可以背诵，她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自由思想，绝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和感情。她被严密地关在家庭里，同外界社会是完全隔绝的；她同时被严密地关在闺房里，同外界自然也是完全隔绝的。按照封建时代对妇女的要求，她只能做一具行尸走肉。实际上，杜宝的家庭里本来就充满着腐烂霉臭的气味，在理学思想的统治之下，一切都丧失了自由，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生命。生长在这样家庭里的杜丽娘，礼法、家规、女诫、妇道等等象一重又一重的枷锁，紧紧地套在她的身上。她因为疲乏，白天稍为睡一会儿，都被认为是行为放纵，有失检点，就连她在裙子上面绣了成双成对的花鸟，也要引起封建家长的大惊小怪，被看作是了不得的邪思妄念。就这样，杜丽娘确乎驯良得象一头羔羊。她的丫环春香说她：“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但杜宝还不满足，他与杜丽娘的母亲商量决定，专门请了一位塾师陈最良来教杜丽娘念书，目的倒不在乎要杜丽娘学文化、长知识，而在于用儒家圣贤书籍使杜丽娘“拘束身心”。“拘束身心”，就是不准自由行动，也不准自由思想，一切都服从于“理”。

    但是，在“老成尊重”的表象下面，杜丽娘的内心深处却积压着长期的郁闷。她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的小姐，养尊处优，并没有什么生活的负担和痛苦，更不存在饥寒的威胁，而切身感受最突出的就是对封建阶级内部身心不自由的不满，对个人青春、美丽的无端辜负的担忧，对将来婚配归宿的严重关注。这是杜丽娘性格中稳重、文静、温良、柔顺一面之外的抑郁愁烦、焦虑不安的另一面。杜丽娘表面上“老成尊重”，实际上在内心中对自己的处境有着反感，对自己的未来存在着深深的忧虑。但是这一面杜丽娘是竭力克制的，被她深深地掩藏在心底。她对于春天并非无动于衷。她在准备游玩花园时，春香曾说：“恁今春关情似去年。”剧作家通过春香之口披露了她的内心。可是她给自己父母敬酒祝寿，本来由于春光明媚才这么做的，但她却淡淡地说了两句“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一点也不流露她对春天的愉悦和忧伤的感情。在［闹塾］这出戏中，调皮的春香十分不满意读那些枯燥乏味的儒家经典，故意跟陈最良捣乱，杜丽娘与春香本来有同感，但她照样装着很认真、很严肃的样子，要处罚放肆的春香。杜丽娘的庄重、矜持恰恰反映着她排解不开的内心矛盾。《牡丹亭》表现“情”与“理”的冲突，在这出戏中反映得相当具体、生动。同时也就在“情”与“理”的冲突中，通过春香的“闹学”，揭示了杜丽娘的内心矛盾与性格发展。

    ［惊梦］这出戏分“游园”和“惊梦”两个部分。这出戏中，表现杜丽娘读了《关雎》诗以后，把长期压抑在心底的郁闷忧愁引发了出来。但是禁闭在深闺里的杜丽娘除了越发苦恼悲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她在春香的提议下，到府衙后面的花园里去游玩消遣。游玩花园本来算不了什么，而对杜丽娘来讲，却是一种大胆的行为，使她长期被压抑的郁闷忧愁逐渐转化为反抗的因素。她身子挪出了闺房，思想上也就开始越出了礼教的限制；她脚步踏进了花园，行动上也就开始走向了叛逆的道路。在“游园”之前，杜丽娘为游园精心打扮。在“游园”过程中，先被一片绚烂的景色所吸引，可举目一望，花园中的建筑却破败不堪，可谓“断井颓垣”，根本无人料理，也无人到这里来，岂不辜负了烂漫的春光？杜丽娘把自己比作没有赶上春天开放的牡丹而十分忧伤，再也没有游园的兴致了，于是心情颓丧地回到闺房。以下就转入了“惊梦”部分，杜丽娘梦见在花园里会到了一位互相倾心爱慕的少年书生。杜丽娘“游园”时的哀怨，跟鸟语花香的春天景色很不协调，然而跟她的处境身分却是十分吻合的。她由“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联系到自己年轻貌美而面临着一个暗淡的未来，落得一个可悲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她没有出路，她既享受不到《西厢记》中崔莺莺游玩佛殿那样的一点自由，也绝对碰不上崔莺莺遇见张生那样的偶然机会。她没有勇气和可能挣脱封建家庭的羁绊，而又不肯放弃对爱情、幸福的向往、追求，结果，她所盼望的也就在虚幻的梦境中出现了。

    杜丽娘在梦境中好象是自由自在的，但梦醒以后，周围还是礼教森严的冷酷现实。不过，读了《关雎》诗、游了后花园的杜丽娘，性格已经有了变化。她梦醒以后，又去花园中“寻梦”。如果说“游园”里面的“惊梦”是由客观的春天景致所引动而起的，那么，梦醒以后再去“寻梦”就是杜丽娘个人内心情感的主动要求了。她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杜丽娘的性格确实变了。当然，“寻梦”并没有“寻”出任何结果。就这样，杜丽娘因情而病，因病而死。杜丽娘的死，是封建礼教的精神摧残所造成的。但是，死对杜丽娘来说，不是她爱情追求的终结，而是她爱情追求的开始。汤显祖让杜丽娘的鬼魂继续争取自己的未来。在幽冥世界的杜丽娘终于找到了她梦中相会过的情人，这就是柳梦梅；又由于柳梦梅，她居然复活了。柳梦梅的形象，不如《西厢记》的张生那么鲜明，他也不是和杜丽娘平分秋色的同等重要角色，但他在完成杜丽娘的性格发展上却起着不容忽视和必不可少的作用，表现了杜丽娘的坚持精神和执着态度。

    《牡丹亭》是浪漫主义作品，杜丽娘是作家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杜丽娘的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三种境界，也就是从现实到梦幻，再到幽冥，再回到现实，基本上是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剧作家赋予“情”以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他为了展示“情之所必有”的理想未来，怀着热烈的感情，通过虚幻离奇的情节，描写杜丽娘的斗争及其胜利。杜丽娘因伤春而入梦，因入梦而得病，因得病而死亡，因死亡而会合意中人，实际上不限于男女爱情，它包括一切合理的生活欲望与要求。这样的欲望与要求，在封建礼教严酷统治的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于是只好把理想寄托在人世以外。在剧作家看来，那超越现实境界中的美好幸福是正当的、合理的，所以杜丽娘在梦幻中得到花神的庇护，在幽冥中得到判官的支持；同时剧作家还径自认为那种美好幸福是真实的，他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而且剧作家又进一步把杜丽娘所经历的人鬼两途，结合处理为一个现实的人持续进行着的斗争，所谓“是人非人心不别”。以往一般带有浪漫主义幻想的爱情故事，在主人公死后往往双墓上长出连理树木或魂魄化为彩色蝴蝶结束，而汤显祖则把主人公的死作为斗争的新转折，让在幽冥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自由结合。汤显祖又不满足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写出应该如此，他继续把应该如此的理想描写引回到现实生活里来，这就是“鬼趣里姻缘，人间判贴”，幽冥中的自由结合在人间来获得圆满成功。这无疑是告诉读者和观众，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就可以打破一切精神枷锁，争取到自己应有的生活权利。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想主义。为着追求一种理想而表现出强烈的激情，表现出对反抗斗争的坚持、对腐朽传统的叛逆，这是作为浪漫主义剧作的《牡丹亭》的主要创作特色。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也带有消极成分。汤显祖为了突出显示“情”的力量，便把主人公的斗争基本上限制在个人精神生活的领域，结果主观感情决定一切。他对“情”本身的理解，也陷入了不可知论，说是“情不知所起”，因而有关杜丽娘“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描写，总象蒙上了一层烟雾，再加上曲词往往幽深隐晦，就更给人以迷离恍惚的感觉。汤显祖曾说过：“以若有若无为美。”这种审美观念的背后是他的浮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他晚年的剧作，如象《南柯记》、《邯郸记》就发挥为“情悟”，就是说“色即是空”，汤显祖后来就从宗教去寻求归宿和解脱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