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华

    陕北文化曾是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资源，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的文艺家经历了一次走向民间的文化洗礼。这场运动之后，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实现了向民间话语的“转译”过程。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牛永贵挂彩》《惯匪周子山》等，就是这个时代代表性的成果。因此可以说，陕北民间文化资源，是实践延安时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取代“阴谋文艺”的大众文艺还是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金匾》等一时间唱遍了大江南北，使革命的红色文艺从“样板戏”重新回到了它的源头和起点。改革开放以后，音乐界几度刮起“西北风”。可以说，能够传遍全国并受到普遍欢迎的民歌，大概只有陕北民歌。

    大型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让我们有机会目睹了陕北风情和民歌的巨大魅力。“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沟的炭。”这句赞美陕北风物风情人杰地灵的民谣，几乎世人皆知。榆林民间艺术团要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打造成陕北的文化符号，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自然天成。“大雨洗蓝了陕北的天，大风染红了陕北的山，天上飘下个米脂妹，地上走来个绥德汉，妹是那黄土坡上红山丹，哥是那黄河里皮筏船，高坡上爱来黄河上喊，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该剧主线选取了陕北民歌最重要的元素，即民间爱情故事。有“小貂婵”美誉的青青，与虎子青梅竹马，小时候虎子就立下“长大我要娶你的”婚誓，长大后虎子被逼成了“山大王”，青青不愿嫁土匪；牛娃生性愚憨，成了青青的“亲哥哥”；石娃是远近闻名的好石匠，于是，争夺青青的情感或婚姻战争就在虎子和石娃之间展开了。

    这个故事是最普遍的大众文艺模式，简单的概括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但陕北民歌中健康、泼辣、雄健的特点和米脂婆姨敢爱敢恨、绥德汉子耿直坦荡的性格特征，将一出大众文艺的秧歌剧，演绎得雄浑高亢、有情有义。王宏伟、雷佳等倾情投入的演出，将石娃和青青的爱情演绎得感天撼地、惊心动魄。特别是即将曲终人散时，是虎子将青青和石娃送进了洞房，绥德汉子的高风亮节、大仁大义的风范和气度，以及他所承受的巨大痛苦都感人至深。这与坊间流行都市情感剧是大异其趣的。

    剧中穿插呈现的信天游、秧歌、腰鼓、剪纸、高跷等民俗文化元素，不仅充分展现了陕北地方文化特色，而且使整个舞台色彩斑斓、跌宕有致、美不胜收。应该说，全剧实现了创作者“唱响陕北文化符号，彰显陕北民歌魅力”的期许和诉求。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不仅滋养了不同地域的风情风物，而且也培育了独特的性格和价值观。陕北民歌苍凉、高亢、雄浑和深情的曲调，方言俚语中的生动形象和比兴铺排手法，是陕北文化的精粹，也是陕北人民对人生、社会、历史、天人关系，包括爱情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自然质朴的表达。《东方红》《兰花花》《三十里铺》《赶牲灵》《走西口》等经典民歌，直至现代通俗流行歌曲《黄土高坡》，将陕北人民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地域风情表达得鲜活生动、淋漓尽致。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陕北民歌在多种艺术形式中不断再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陕北民歌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资源的一部分。

    与作为艺术元素添加进艺术创作不同的是，《米脂婆姨绥德汉》从整体上发掘了地域的文化精神，在整合和重述中，创造性地提炼出了陕北文化的精要，陕北人的坦荡、豪气、情重如山，一诺千金、信义无价等，得到了形象的诠释；剧中的每一个片段，看似信手拈来，恰是整体构思严谨不露痕迹的佐证。在各地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纷纷打造自己文化符号和品牌的时候，《米脂婆姨绥德汉》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相信经过不断的加工，更精细化地处理情节和场景之后，《米脂婆姨绥德汉》为陕北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