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信

     戴爱莲，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团长，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顾问，中国舞协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等。

　　在北京西郊华侨公寓那幽静而花木葳蕤的院落，笔者如约来到戴爱莲先生的寓所叩响了门扉。门轻轻打开了，戴先生依然轻盈的步伐和甜美的微笑映入眼帘，那微笑犹如春日阳光般灿烂。一位姿态优雅的女士接过笔者祝贺戴先生89岁生日的鲜花，她是戴先生的学生，不久前从中央芭蕾舞团退休，现在负责照顾先生日常起居。

　　走进戴先生的客厅，顿觉身心融入浓郁、高雅的艺术氛围。李铎墨迹酣畅的题词：“德艺双馨”，黄苗子极见功力的题词“风舞”，叶浅予多幅描绘戴先生年轻时优美舞姿的国画：“天竺献花节”、“藏族少女”、“维吾尔族少女”……令人目不暇接。沙发上方黄永玉的巨幅《彩墨红莲图》尤为抢眼：一只白鹳飞翔于墨荷红莲之间，飘飘欲仙，画中题诗曰：“健羽冲寒玄，池塘色更鲜。昨宵风雨后，万朵灿红莲。”戴先生说：这是当年打倒四人帮后，黄永玉以地板为画案为她即兴创作的。与这些书画精品相映生辉的，则是摆放在茶几、书案各处的海内外各种民族舞蹈造型的精美工艺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尊主人的雕像，那是英国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1939年精心之作的复制品。原作与世界其他三位杰出的女舞蹈家雕像共同陈列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大厅，这是英国舞蹈界给她的殊荣。在这尊石雕头像的揭幕式上，戴爱莲深情地说：“荣誉属于我的祖国。”与会嘉宾闻听，无不为之感动。

　　见到这位享誉世界的舞蹈大师，笔者不禁深感惊叹，已届望九高龄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体态矫健，举手投足间，不失昔日风采。虽然她的汉语讲得仍不如英语流利，但访谈依然畅达，于是笔者的思绪也便倏然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从特立尼达到英国伦敦

　　1916年，戴爱莲出生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向风群岛最南的岛屿——5128平方公里的特立尼达岛。那是个富庶的热带岛屿，农牧业及石油产业均极为发达，与相邻的多巴哥岛一起同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地。

　　说来有趣，戴爱莲原名吴爱兰，英文名爱琳，祖籍广东新会县，算来与新会举人梁启超也该是同乡。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同音，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而戴爱莲14岁时随母亲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遂沿用至今。戴先生说：“我爱莲花的纯真之美，更爱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特立尼达如火的热带风情，连同法属非洲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及华人所带来的多元文化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小爱莲。她从牙牙学语时便开始学钢琴，5岁起学习舞蹈，7岁登台表演她自编自演的独舞《小鸡》，那活灵活现的神态和充满稚气的生活情趣不时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10岁的爱莲进入当地舞蹈学校学习芭蕾，那期间，她非常投入，学得如醉如痴。在三姐妹中，爱莲年龄最小，虽然聪颖异常，却有些娇惯自己，脾气难免大了些。为此，母亲便时时以中华礼仪教诲她如何做人，即使对家里的佣人，也必须使用“请”、“对不起”、“谢谢”这样的礼貌用语。戴先生深情地回忆说，母亲对她一生的影响最大，从母亲身上，她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至今，母亲当年对她的谆谆教诲仍言犹在耳。

　　酷爱舞蹈艺术的戴爱莲在14岁那年，由母亲陪同来到伦敦，当时的伦敦堪称舞蹈教育的重镇，大师云集，人材济济。戴爱莲先拜在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门下学艺，接着进入兰伯特芭蕾舞学校学习，后又师从著名芭蕾舞蹈家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深造。在几位大师级舞蹈家的精心哺育下，在严谨而科学的芭蕾教学体系的一步步培养中，戴爱莲伴随辛勤的汗水和收获的愉悦在芭蕾艺术殿堂升堂入室，几臻化境。

　　她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的学生

　　1936年，世界仍处于经济大萧条中，戴爱莲的父亲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所经营的商业终被波及而难以为继。她没有向困厄低头，靠勤工俭学继续坚持学业，课余做模特，抄乐谱，教舞蹈，甚至帮人做家务、打扫卫生，有时到伦敦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或去电影制片公司、剧场当临时演员。她的早期舞蹈作品《波斯广场的卖花女》、《杨贵妃》、《叶花子》、《伞舞》、《垂柳》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谈起这些舞蹈的创作，老人情不自禁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那时在伦敦，我看到有人跳日本舞《花柳流》、印尼的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可就没有人会跳中国舞，这大大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老人叙说着，字字似乎掷地有声：“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通过英文写的中国历史来了解我的祖国。并且，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尽管我还不知道中国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我从历史书中去寻找题材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垂柳》等舞蹈，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很粗浅，但这是我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戴爱莲观赏了德国著名现代舞艺术家玛丽·维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因为她从未看到过如此感人、又如此令人难忘的舞蹈。当时，维格曼剧团在伦敦设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学。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她深感现代舞自由奔放，感情不受束缚，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遗憾的是缺乏完备的表演体系，而古典芭蕾则恰好与之相反。于是，戴爱莲大胆提出现代舞蹈与古典芭蕾应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的学术见解，以期达到互利双赢的新境界。然而，由于当时古典芭蕾与现代舞派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一时难以弥合，老师又深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无奈之下，她被迫退出维格曼舞蹈工作室。

　　挫折没有动摇戴爱莲学习现代舞的决心，她发现著名的尤斯芭蕾舞团在表演上采用了形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的方法，使表演既呈现出良好的舞蹈技艺，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这使她兴奋不已。后来，她在自己的表演中吸取了这一方法，收效甚佳，迭获好评。不久，她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进入该校学习现代舞，并有幸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舞谱发明人鲁道夫·拉班的学生。这位杰出的舞蹈理论家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与舞蹈表演技术的理论和他的拉班舞谱，对力求完美、勇于开拓的戴爱莲后来的舞蹈创作及毕生的艺术追求，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她踏上了归国的漫漫旅程

　　早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时，15岁的戴爱莲虽然远在异域，却十分牵挂祖国的命运，她不懂中文，便时时关注英文报章关于中日战事的报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国全面抗战爆发，戴爱莲心中极不平静，她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惦记着亿万同胞在战火中的悲惨处境。当时英美不少颇具正义感的有识之士非常同情中国军民的抗战，他们组织了“援华运动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抵制日货，组织募捐义演。戴爱莲尽管自身生活十分清苦，仍满怀激愤参加该组织的各种援华活动，在义演中，她创作并演出的《进行曲》、《警醒》等舞蹈讴歌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壮举，在英伦三岛激起巨大反响和广大公众的强烈共鸣。戴爱莲先生回忆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来中国之前也在这个组织工作，虽然当时她还不认识白求恩大夫，但每当想起曾和他在一起并肩“战斗”，心中仍深感自豪。

　　在友人那里，戴爱莲读到一本书，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从这本书里，她知道了中国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在延安窑洞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她，从中她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此时，德国法西斯战争机器横扫欧洲，继敦刻尔克英法盟军大撤退后，在英吉利海峡和不列颠上空，英德战机正进行人类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惨烈的空战，伦敦也遭受到德国轰炸机群不分昼夜的无差别轰炸。亲身体验到法西斯残暴的战争罪行，使戴爱莲更渴望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她要和祖国的同胞在一起。

　　在二战烽火中回国谈何容易，戴爱莲开始了一次次努力。她在报纸招聘广告中看到一位英国妇女要去香港，想为孩子找个同行的“保姆”，便上门应聘，但人家看她像个学生，实在太年轻，担心难膺此任，没有同意。后来，她又希望在远洋客轮上找份工作，以便寻找机会回国，但多次联系未果。最后，她找到了中国驻英使馆，一位叫张树理的使馆官员专门负责安排旅英中国留学生回国事宜，他认识戴爱莲，深为她回国参加抗战的诚意所感动，便对她说：“你生在国外，没有中国护照，不能按留学生身份送你回去，但我知道你一直想回中国。等我安排完留学生，我一定会帮你弄一张回国的船票。”不久，张先生真的把一张去香港的船票交到了戴爱莲手中，她归心似箭，于1939年底乘上这艘驶往远东的英国邮轮，踏上前程未卜的漫漫海上旅程。

　　在宋庆龄办公室举办婚礼

　　1940年初，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戴爱莲乘坐的英国邮轮终于驶达了香港，正在香港的宋庆龄迅即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去约见这位著名的青年舞蹈家。直到这时，戴爱莲才知道，她在伦敦参加的许多募捐、义演所筹集的抗日捐款，大都由“援华运动委员会”转给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并通过同盟转交到中国抗日军民手中，因此，宋庆龄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

　　戴爱莲从小就对孙夫人宋庆龄非常敬仰，能和宋庆龄会面，她自然喜出望外。一见面，宋庆龄就热情而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有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为抗日募捐，为前线将士采购药品，你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面对孙夫人的邀请，戴爱莲很激动，当然责无旁贷。于是，她与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施奚贵同台合演了一台晚会，她的中国题材舞蹈《进行曲》、《警醒》、《杨贵妃》等令香港公众耳目一新，获得极大成功。其后，她又潜心创作了《游击队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在香港举行专场义演，她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精湛的舞蹈艺术之中，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捐款空前踊跃。

　　在香港，戴爱莲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国内如此众多的文艺界名人，而叶浅予、冯亦代、马国良、丁聪等著名画家亦纷纷为她作画。有一次，戴爱莲练完功，发现排练现场有一幅速写画得非常生动传神，不禁引起她的极大兴趣，而这幅速写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叶浅予先生。在一次募捐义演活动后，戴爱莲和叶浅予在宋庆龄办公室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两颗年轻的心在艺术激情的撞击下结合在一起，宋庆龄高兴地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戴爱莲想去延安的心愿始终没有改变，与叶浅予结婚后，他们再次向宋庆龄提出这个想法，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然而，叶浅予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必须先去重庆一趟。而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立即陷入危险之中，戴爱莲、叶浅予夫妇迅即撤离香港，取道桂林，来到陪都重庆。

　　她跟周恩来学跳陕北秧歌

　　到达重庆后，戴爱莲和叶浅予住在一个文化界朋友家里。一天晚上，这位朋友宴请几位宾客，饭桌上，郭沫若正好坐在戴爱莲对面。她对郭沫若早有耳闻，见他举止儒雅，言语不俗，心中十分仰慕，晚饭时便总是和他交谈。当时，坐在戴爱莲旁边的是一位“周先生”，主人介绍时称他为“周师长”，她一听，以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便不想多答理。虽然，她也感觉这位“周师长”风度翩翩，颇有大家风范，但当对方和她说话时，她总是短短数语敷衍一下而已，整个晚上一直和郭沫若聊天。饭后回到房间，叶浅予问她：“你知道你旁边那个人是谁吗？”她回答不知道，叶浅予告诉她：“真是糊涂，那就是周恩来呀！”几天后，戴爱莲、叶浅予登门拜访周恩来，她对邓颖超大姐讲起那天自己失礼的笑话，邓颖超听后，大笑不已。叶浅予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心愿，周恩来听后，微笑着说，你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去延安大得多，因此劝他们留在重庆。周恩来的指点使他们深受启发，遂决定继续留在重庆为抗日多做工作。

　　此后，戴爱莲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更加亲密，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每逢周末都要举办文艺活动，戴爱莲总要赶来参加。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周恩来亲自教她跳陕北大秧歌的情景，她回忆说，周恩来一边迈着秧歌步，一边摆动着手臂，嘴里还念着节奏，教得非常认真，身法、手法、步法都十分到位。戴爱莲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的大秧歌竟然跳得这么好。

　　在重庆期间，戴爱莲先后到国立歌剧学校舞蹈教研组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任教，开始培养自己在国内的学生。这一时期，她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苦难，创作了不少优秀舞蹈作品，其中舞蹈《空袭》有力地控诉了日军野蛮轰炸的残暴罪行，《思乡曲》则倾诉了沦陷区难民背井离乡的愁苦与满腔悲愤。有一天，戴爱莲看见一个小孩被一个大人打得很凶，便上前质问：“这是你的孩子啊，为什么要这么打他？”那人却冷漠地回答：“这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这件事使她深感震惊，她据此编了一个舞蹈《卖》，深刻揭露和鞭挞这一战时社会的丑陋现象。她和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盛婕一起，在陪都重庆举行了“舞蹈发表会”，用他们创编的舞蹈控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歌颂爱国军民不屈的战斗精神，在二战最艰难的时刻，鼓舞全国民众坚持团结抗战，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1944年，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邀请戴爱莲到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戴爱莲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钦佩，尽管育才学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她还是高兴的答应了这个邀请。那时学校师生吃的米饭有时是发霉的，菜也只有少许黄豆、豆腐渣，大家都穿草鞋，没有教室，搭个露天舞台就算是舞蹈教室。戴爱莲不畏艰苦，她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如何爱国，尽心尽力培养中国未来的舞蹈人才。在育才学校，只要热爱舞蹈，不管身体条件好，还是差，她都因材施教。她认为，中国的未来，不仅需要舞蹈演员，还需要舞蹈编导、舞台美术设计师，舞蹈艺术的工作很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中国舞蹈的奠基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对戴爱莲的舞蹈人生来说，她历尽艰辛回到祖国的心愿之一，就是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为此，她以极高的热情汲取着中华传统文化，从国画大师张大千和作为她夫君的著名画家叶浅予那里，她获益良多。同时，她研究民族学，继而追索到人类学，诚如屈原在《离骚》中所吟唱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她发现，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就在各民族之中，这一发现令她无限欣喜，在丈夫的伴同下，她踏上了舞蹈寻根之旅。[NextPage]

　　先是瑶山，后来是川北、西康，甚至大西北新疆，抗战时期，条件之艰苦，自不待言，而戴爱莲义无反顾，一路前行。她回忆说：“当时去西康地区，山间的道路既狭窄又湿滑，不时有山石坍塌，而旁边就是万丈悬崖，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然而戴爱莲毫不退缩，她太挚爱自己的祖国了，在她的心中，祖国很具体，就是中国人，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那湿滑的山路，坍塌的岩石。她要用最美的舞蹈语言，将自己深挚的爱国之情叙说出来。于是，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西北边疆，在村寨、山乡、草原留下她深深的足迹。她向瑶族、彝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同胞……采风学习，在篝火旁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其中她用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藏族舞蹈，作为永久藏品现分别珍存在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

　　通过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近三年的采集整理及潜心研究，引发了戴爱莲犹如火山喷发般的创作激情，她的瑶族舞蹈《瑶人之鼓》，据桂剧《哑子背疯》改编的《老背少》，溶入昆曲身段的《思乡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嘉戎酒会》，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春》、《甘孜古舞》，以及维吾尔族舞蹈《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歌》……一个个精彩的舞蹈喷涌而出。

　　1946年3月，她的心血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山城轰动了，人们奔走相告，话题都是戴爱莲和她的舞蹈，以及同台演出的育才学校师生。接着，戴爱莲带领她的学生又在上海连续演出四场，迷人的音乐，动人的舞蹈，叩动着无数人的心弦，这股清新、健美的舞蹈之风一扫旧上海的靡靡之音，青年学生们纷纷跳起了她表演的中国民族舞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从此登上了现代艺术舞台，中国舞蹈的奠基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也从此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1946年秋天，戴爱莲和叶浅予应邀访问美国，向热情的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演出没有乐团，便由随行的画家丁聪吹竹笛伴奏。来自东方、颇带神秘色彩的优美舞蹈和音乐使美国公众如醉如痴，同样引起轰动，加深了中美两大“二战”盟国人民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

　　访美载誉归来的戴爱莲念念不忘开拓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她先在上海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接着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国立北平艺术学院任教。她将欧美最具代表性和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和拉班现代舞技巧与理论，悉心传授给她的学生，为中国新舞蹈事业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她的事业如日中天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亲切关怀，极大激发了戴爱莲如火的工作热情。她组建了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演员；在她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团体——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也如期诞生。与此同时，她领衔创作了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大秧歌《祖国建设》和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在这部大型舞剧中，戴爱莲担纲主演，她亭亭玉立的优美舞姿，令所有的观众和同行都大为倾倒。

　　五十年代初，戴爱莲众望所归，出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1954年，她主持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担任校长；不久，她主持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担任团长。戴爱莲此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时常要抽出时间履行代表和委员的职责，但她不负众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其精力之充沛，令人惊叹。在高度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戴爱莲始终惦记着拉班舞谱的推广，她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亲自开班教学，用拉班的现代舞蹈理念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推出了力作《荷花舞》，并取材敦煌壁画，借鉴戏曲中的长绸舞，创作了传世之作《飞天》。1953年，由徐杰领舞的女子群舞《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由徐杰和资华筠表演的女子双人舞《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94年，这两个舞蹈被国家确认为“20世纪经典”，至今仍久演不衰。

　　正当戴爱莲的舞蹈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浩劫不期而至，作为舞蹈大师的她亦遭厄运。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罪名，被遣往“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无休止的批判、折磨，身心均遭受残酷迫害。然而，戴爱莲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丝毫没有改变，她相信，曲折坎坷之后必将是光明的坦途。粉碎“四人帮”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戴爱莲的回答令人动容，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十年浩劫结束了，戴爱莲已年届花甲，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与顾问，呕心沥血培育着芭蕾新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青年演员在她的精心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崭然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汪齐凤经她的鼓励和引导，创造了奇迹，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严格培训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的芭蕾事业赢得国际大赛的金牌。

　　与此同时，享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的戴爱莲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穿梭于亚、美、欧三大洲，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重要国际舞蹈大赛的评委。她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严谨公正的评论、判断，赢得国际舞蹈界人士的敬重。1982年，戴爱莲以高票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1985年，戴爱莲到英国舞蹈中心讲学，她生动地介绍了中国民族舞蹈多姿多采的艺术形象和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令海外同行眼界大开，心驰神往。1986年，戴爱莲赴美参加世界舞蹈联谊会，在学术研讨会上，她热情介绍中国舞蹈的悠久历史，演讲极为精彩，与会专家听得如饮醍醐，无不感佩。

　　1996年，香港演艺学院授予八十高龄的戴爱莲“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将“终生成就奖”颁授给她；2002年，国家文化部授予她首届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2004年9月10日，恰逢北京舞蹈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在节日般喜庆的气氛中，戴爱莲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主教学楼大厅隆重举行，贾作光、白淑湘等众多舞蹈界人士暨舞院师生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座栩栩如生的戴爱莲先生铜像，出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曹春生教授之手，其形神宛然，亲切慈祥，观者莫不赞叹。精神矍铄的戴爱莲先生站在铜像前，激动地对师生们说：“没有老师就没有舞蹈学院，我向你们致敬。”而此刻，戴爱莲先生连同她的雕像也正镌刻在更多的人们心中，直至永远。

　　戴爱莲，一个不倦的舞者，她的舞蹈人生伴随二十世纪的烽烟、苦难、抗争和追求而融入历史；她的舞蹈艺术凝集着东、西方文化精髓并因传承着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精神而成为永恒。她，就是“二十世纪经典”。

    （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