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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共性重新回到了长篇小说。
长期以来，长篇小说被属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所支配。小说家们相信，日常生活是长篇小说的原材料，更是世界观。这一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观点逐渐正在被省察。小说家们开始认识到，小说所处理的话题领域是否被公众所关注，是否具有足够的分量，决定了文学作品多大程度进入公共视野并成为公共话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的书写毫无价值，阿伦特认为，“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因此，正如南帆所说，“文学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单纯记录，文学是探索、分析、搜集和汇聚日常生活之中足以酿成重大历史事变的能量；同时，文学所拥有的心理动员进而使这些能量扩散至公共领域。”也就是说，重要的并非是否书写日常生活，而是在日常生活书写中揭示隐匿的能量、与“大势所在”。
2017年年初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及其同名电视剧风行一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人民的名义》是“定制生产”——2015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并举行座谈，希望两部门配合，用文艺推动反腐：广电总局“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最高检影视中心要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产”出来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则是影视剧“再生产”的产物。周梅森重新接续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的反腐文学的传统，将“涉案剧”和“反腐剧”糅合在一起，以案件的形式带动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回应了当前的重大政治话题。应该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热播有多重复杂的原因，它既是对公共领域人民群众热切关切的政治话题的回应，也满足了人们对官场生态的窥探欲望，还以其素材库打破了二次元壁垒，进入了青少年亚文化，成为一个现象级文化产品。
《人民的名义》
公共性意味着小说的现实感，但并不绝对保证小说的文学性。事实上，由于小说在进入公共性议题之时，呈现为表达一个已然被固定化的相对恒定的共识，而那些在交流、辩论和博弈中的不被接纳的材料常常被作为冗余成分被隔绝在文本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空间的相对限定，介入公共话题的小说并不能如人们所预期的获得意义增殖效果。
无独有偶，反腐小说在2017年上半年成兴盛之势，除了《人民的名义》之外，还有李佩甫的《平原客》、杨少衡的《风口浪尖》。李佩甫的《平原客》处理的也是学者型官员是如何陷入泥淖，进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的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李德林是与《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类似的官员，都是学者出身，都是因情犯案。小说在李德林的人生轨迹和李德林与审案高手赫连东山的较量中展开叙述。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李佩甫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写的是平原一个副省长的杀妻案；其实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车在高速前行，在人人‘失重’的巨大变化中，前方已失去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腐烂是从底部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原客》是要揭开根部的腐烂，在人们的精神深处寻找变化的根源。杨少衡的《风口浪尖》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表现了一场台风灾害引来的四位官员的不同命运故事。杨少衡极为擅长塑造有魅力的官员形象。小说打开了张子清、陈竞明、唐亚泰等人物在政治管理与权力运行过程中所面对的矛盾与纠结，也打开了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褶皱。
《平原客》
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触及了今天在公共领域里被广泛讨论的冤案平反事件。当一个多年以前被判决的案件出现了新的证据，是维护原办案者的虚荣心以及相关利益还是追求正义，尽力寻找案件的真相。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以症候式文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与乡村既一体化又分裂的关系。
公共性还体现为作家深入宏大历史的腹地，寻找战争的踪影。2017年，有两部书写抗战的长篇小说值得关注，一是范稳的《重庆之眼》，一是张翎的《劳燕》。《重庆之眼》以三个人的爱恨纠葛写重庆大轰炸所带给人们的创伤。《劳燕》以一个女人在抗战期间与三个男人的交错关系，来讲述战争以及战争以后的世界带给人的伤害。范稳和张翎都是试图在文学与公共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在写法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即以情感的方式进入战争状态下人们的心灵世界。不同之处在于，范稳将重心聚焦于文化抗战，张翎在塑造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形象的同时，着力于人性，命运的勘探。这些都能见出作家在面对公共性题材时的谨慎与努力寻找新的突破点。对此，有文章指出，“从‘情’的角度切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学优势的体现。情感越是真实，历史的苦难越是悲痛；人生越是有情，战争的无情就越显可悲……只是，面对民族灾难，这种情感书写极易成为一种无节制喷涌，控诉过多，甚至流于表面说教。这里需要处理的是作者的发声问题，作者的发声不能僭越作品中人物的自然流露，也不能代替读者的由衷体悟，战争书写越是真实越是急切的时候，越需要作者慢下来，给人物行动一点时间，给场景铺陈一点时间，给读者的情感发展一点时间。”
《重庆之眼》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曾被叙述。这是今天文学“公共性”的现实。小说家如何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如何从文学的视角提供对一个公共世界的思考和探索，是文学公共性的困难所在。
2017年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景观是，作家们试图展现想象性场景，通过赋予这一想象以寓意性和抽象度来映射现实问题。这一写作途径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也不乏同道。
日本文学批评家三浦玲一在《村上春树与后现代日本》一书中敏锐地发现，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表面上看讲的是背部带星纹的羊的故事，实则是关于右翼巨头与战后政治的清算的故事；《奇鸟行状录》表面上看是描述枯井这一特殊场所的故事，实则是关于诺门罕战役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性现实已经成为描述我们今天现实的一种方式。这在近年来引起广泛影响的所谓“科幻文学”的《三体》和《折叠北京》中也可见端倪。对此，批评家刘大先分析说，“‘传统小说’在经历20世纪以来一系列的题材内转和精神空间收缩之后，诸种文学形态与手法都是失去了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似乎已经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进入到一个后纯文学的时代……科幻小说反倒在想象性思想构拟与文本操演中将自己的对象设置为现实感，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的总体性思考，并且难得地摆脱了‘资本-权力’这一新时代总体性逻辑的掌控。”
这一年，我们看到，一种结合了幻想和现实的叙事，成为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特征。这类小说的特点是，设定一个科幻或奇幻的情境，在此情境下展开现实主义叙事。也就是说，幻想是小说的外壳，是作家构思整部小说的出发点，而现实主义则体现在小说的逻辑、质地或对社会结构的映射中。这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实验精神，以及孩童般的兴趣所在。
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采用了“拟科幻”的形式。“国王”与“抒情诗”构成了张力结构：两者互相反对，又互相补充。帝国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就占据了核心的主导性力量。它掌握了对信息的控制权，通过对信息的控制、甄别、运作，从而达到在意识层面控制、操纵所有人。这与其说是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不如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但是，高度连接的信息也让人类有了互通的可能，与他人深度关联，以信息的方式将彼此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任何生而孤独的人都拒绝不了的诱惑。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文字成为人类未来的核心。信息与文字，映照的是个人与共同体。国王追求的是人类大同，是磨灭了个人的共同体，是人类建立在无分别基础上的永生。而对黎普雷来说，有情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没有了个人的人类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是要人类还是要个人，这一分歧巨大而深刻，也是我们所有现实处境的根本出发点。黄孝阳在《众生?设计师》之后创作了《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讲述了一个“生而知之者”所遇到的123个故事迷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思维演练的轨迹。
《国王与抒情诗》
乔叶的《藏珠记》看似是一部爱情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唐朝的女子唐珠，因为吞下了波斯人给的一个珠子，获得了长生不老的权利，跨越千年，和一个官二代谈起了恋爱。这里面蕴藏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无论是对金钱的欲望，还是对性的欲望。是应该退一步，放弃欲望，追求永生，还是应该合理地享用而不滥用欲望在乔叶那里有明确的答案。乔叶对爱情的描写在这部小说里表现出色。
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虚构了一个离忧城。这座以北京为蓝本的城市被漫天风沙所摧毁，一个干净的新的离忧城被建立。在这个新世界里，游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游戏。作家认为，较之于环境的污染等，道德的沦丧、人心的堕落才是一个城市最深重的灾难。可以说，现实世界不仅是作家书写奇幻世界的出发点，也一直与奇幻世界相伴而行。
鲁敏的《奔月》看上去是一个现实的故事，但依然有某种奇幻的因子。小说的主人公小六，借一次事故的机会，从她原来的生活逃离出去，到乌鹊这个地方开始重建她的生活。重建也跟原来没什么区别。也会被情感缠绕，也会重新进入权力的关系网络。等到她在乌鹊这个地方从无名到有名，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之后，她想到了回归。但是，回归之后，原先的秩序中已经没有她的存身之地了。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王安忆的《匿名》的同题作文。两位作家思考的都是一个人或主动或被动滑出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后如何重建生活的问题。王安忆着眼的是大历史，生命在几千年之间的进化秩序。鲁敏着眼的是具体而微的生活层面：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层层包裹的，哪怕是枕边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你是谁。另一方面，生活在这里和那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不同。这是一部具有先锋感的小说。
《奔月》
“好人”成为2017年长篇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频频提及。杨少衡在《风口浪尖》的创作谈里说，“有一位官员在台风降临前畏罪潜逃，他其实是好人。”李佩甫在《平原客》的创作谈里也有类似的感慨，“我曾经专门到他的家乡去采访，对这样一个杀妻的凶犯，村里人却并不恨他。村人告诉我说：这是个好人。”“好人”成为这一年度被频频提及的词汇。“好人”也确确实实在这一年的长篇小说里生活着。
严歌苓在《芳华》里塑造了刘峰这一“好人”的形象。他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他每天要帮孤苦残疾的男孩挑两担水；他真心实意地理解那个在起过红苕的田里再刨一遍的老太太，他是全团的修理工，哪儿需要他，他都会被请过来去敲敲打打：是的，正如所有人看到的，他尽己所能地帮助每一个人。好人刘峰如此平淡，又如此神秘，在小说中，他始终封闭他自身，拒绝向我们泄露他的所思所想，也未曾留下一点半点踪迹让我们得以追踪“好”的来源。对于严歌苓来说，必须让刘峰遇到爱，只有被爱试炼，“好”才能在时代的放大镜下显露真形。严歌苓将“我们”对好人的爱无能与“我们”对好人的认知联系起来。像刘峰这样的好人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他一切都是虚伪的，都是在装作像一个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伪君子甚至比不上真小人。如果他一切都发自内心，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而神，是不会被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更遑论与之产生感情。这就注定了，好人不会为刘峰的爱情带来加持，助其成功，反而会令其一败涂地。严歌苓果断地说，“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这种人就叫好人。”
《芳华》
任晓雯大概也赞同严歌苓关于好人的定义，所以，她直接给她的主人公取名叫“没用”。她的长篇小说就叫《好人宋没用》。在任晓雯看来，好人是需要小心辨析的，我们需要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发掘出好人的光芒。宋没用的生活穿越了动荡不安的历史，但并不开阔。相反，她的生活就是局限在她与身边少数几个人的交往之中。而这少数几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她的亲人。对于她的亲人，不管那些人怎么待她，宋没用有一股子自虐般的牺牲精神，仿佛她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的亲人活下去且活得好。在回答“好人”和“没用”这两种看似有些矛盾的设定却恰恰是主角宋没用身上最突出的特征时，任晓雯说，“《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一个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想我是塑造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身上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在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明白。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的光芒。”
《好人宋没用》
石一枫在《心灵外史》中塑造了一个奉献型人格的“好人”“大姨妈”。奉献，是好人人格的核心。在面对诸如此类的抉择的时候，好人最先放弃的是自己。在利他和利己之间，好人会选择利他。是奉献让我们和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在刚一出场的时候，就是气功大师的忠实信徒。当还是孩子的杨麦都明明白白表示“不信这一套”时，大姨妈仍然执迷不悟。而杨麦的父母，更是认为大姨妈脑子坏掉了。到传销阶段，杨麦历经千难万险，在传销团伙里卧底找到大姨妈，想要带她逃离这一切的时候，大姨妈却坚决不愿配合，甚至让杨麦差点丢了性命。为什么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气功，传销，大姨妈这么个好人却执迷不悟呢？大姨妈说自己“脑子是满的”。也就是说，当她全盘接受了她所相信的事情，她的头脑再也无法接受相反观点的质疑。除了一根筋地在现有道路上狂飙突进，她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了。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当下小说中对于好人的一种共同想象：智性的缺失。“好”的意义是德性上的，奉献、牺牲、忍让、利他等等都可以成为描述好人的词汇，这些词汇是一个向度上的。然而，在智性这一向度上，好人则普遍表现出了相对匮乏。两者叠加起来，共同构成了好人的现实，以及命运。
“好人”是谁？“善”又是什么？须一瓜在演讲中似乎有辩证的认识。她说，“我一直以为，善恶都是生命的‘出厂设置’。在我们的一生中，理解力、同情心、仓廪实、好的关系、舒适的身体，都会影响我们的恶善沉潜升表。但是，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夜明珠，它小小的光华照亮他的内在，他知道自己的好……我也同样知道，内外在、主客观条件不同的时候，我们人格的善恶配方是会改变的，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当“好人”成为这一年长篇小说的重要形象的时候，这意味着，文学正在重建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风俗、道德与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对我们的时代而言，道德想象力最有效的媒介就是过去两个世纪里诞生的小说。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小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也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到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小说教会我们认识人类多样化的程度，以及这多样化的价值，这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取得的效果。”
本文刊载于20180109《北京青年报》B1版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