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度图书排行榜出台时，各类榜单纷至沓来。

　　榜单的优点是将原本模糊的世界变清晰，给人足以把握它的错觉，而缺点是用简单取代纷繁、用一元遮蔽多元。

　　每个榜单的背后，都隐藏着参评者的偏见，只是图书排行榜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般来说，虽评判标准不同，但行业榜单总会呈现出“顶端相近”现象，比如最有影响的3种全球大学排行榜，前10名相差不大，而欧洲与美国推出的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前10名亦近似。

　　可翻开不同方面推出的2017年图书排行榜，却极少互见。这可能体现出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读书领域达成共识更难。

　　其次，相关评选不够客观、公正。

　　其三，榜单这种评价方式不适合图书业。

　　图书排行榜如何能体现全年出版成绩

　　2016年，我国共出版新书262415种，2017年应与此相差不大。而读者一年能读完200种，已属奇迹（全国人均纸质书加电子书的阅读量不足8本），低于总量的千分之一。

　　在网上，颇有一些读者自称年阅读量达三四百种，甚至有人创造过1天读完4种书的记录，只是不知阅读质量如何。即使是这些奇人，所读亦不超过年新书总量的千分之二。

　　用千分之几的阅读量，如何评判图书业全年成绩？又如何拟出一份相对公平的榜单？显然，图书排行榜从一开始便落入“盲人摸象”的困境中。

　　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可用概率学知识来辅助判断。

　　比如想知道池塘中鱼的数量，可先捕100条，做好记号，放回池中。再捕100条，如其中有5条鱼是有记号的，可推知池塘中大概有2000条鱼。这样的测试多重复几次（20次为最佳），就会得出较精确的结果。

　　换言之，一名评选者的阅读量只及千分之一，如多找一些评选者，当其中几人共推一本书时，根据贝叶斯定理，则这本书是好书的概率极大。

　　在良好运作前提下，年度榜单的结果确有价值。

　　“集体判断”为何成了“集体确认”

　　几种情况会影响图书排行榜的评选结果。

　　首先，评选者阅读量不足。事实上，如今许多评选者的年阅读量仅二三十种，只能靠外部评价、既往经验下判断，所以书名“高大上”、名家之作和肯花钱做宣传的书更易中标。

　　其次，评判机构设置潜规则。比如平衡各出版机构上榜图书数量、向名作者倾斜等，这些价值引导给非规范操作提供了可能。

　　其三，出版机构主动操作。每到岁末年初，都会有一些出版机构在微信群中用发红包的方式拉票，使貌似公正的“读者投票”环节变成摆设。此外，目前各图书排行榜均未建立有效制度，以隔绝出版机构与评选者的私下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图书排行榜有“专家合议”环节，这违背了经济理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吉奥索和理查德·莱克曼曾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他们让受试者参与讨论，并故意在讨论小组中安插一名“搅屎棍”式人物，坚持否定意见，且态度强硬。结果大出意料，所有参试者最终都同意了否定意见，甚至忘掉他们曾持肯定意见。

　　实验证明：人类的判断是随机产生的，很容易被环境掌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临时编造出来的，我们只是假装在深思熟虑。

　　换言之，“专家合议”很难产生客观、理性的结果，职位高、名声大、态度坚定的评选者将左右最终结果，使“集体判断”变成“集体确认”。

　　警惕虚假的反馈机制版成绩

　　图书排行榜存偏差，会引发“黑暗球场效应”——人在第一次步入球场时，投篮会有偏差，但他能据此调整下次投篮的力度、角度等，通过反复训练，他最终会成为一名神投手。如果这个球场一片黑暗，投出球后，根本看不清偏差多少，则不论训练多少年，他都无法取得进步。

　　进步总是通过试错而获得，掩盖问题、忽视差距的代价是长期停滞。

　　民航曾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交通方式，但航空业很早便建立起规章，每架客机上必须安装两个黑匣子，将所有操作数据均记录下来。在经历多次悲惨事件后，如今民航已成最安全的交通方式，全球年均大型空难仅1—2次，甚至更少，而全球每天因医疗事故死亡的患者数量却超过一次大型空难。《黑匣子思维》一书的作者马修·萨伊德提出：如果手术室中也安上黑匣子，结果肯定不同。

　　科学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反馈机制，正因不断主动修复、自我完善，人类才能从刀耕火种发展到今天，才能用200年实现过去几万年都无法实现的生产力。

　　在今天，我们更应警惕“黑暗球场效应”，因科技进步大大超越了人类进化速度，我们的本能原是为适应丛林环境而准备的，没有考虑到更精细、更复杂、更多元的现代生活。在钢筋水泥包围下，我们很容易丧失洞察力，很容易走进这样的困境中：建立一个虚假的反馈机制，自以为在不断进步，其实一直在做无用功。

　　评选机构忙着推图书排行榜，评选者忙着列书单，出版社忙着发红包……似乎人人都忙于不得不做的事，可这些工作叠加起来，真的是在推动出版业进步吗？

　　文化做了商业该做的事

　　图书排行榜的问题已非一日，曾有不少文章批评“榜单成了‘傍’单”“缺乏公信力”等，却无人能拿出解决方案。

　　首先，图书排行榜的困境是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仅靠其中几方面努力，于事无补。

　　其次，以出版业现有投入能力不足以支撑一个更公正的评价体系。

　　批评图书排行榜越来越像“立场秀”，其功用只在表现一下批评者超凡脱俗、出淤泥而不染。没有解决方案，说明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图书排行榜，我们并未把握其本质。

　　图书排行榜始于1895年，是美国《书商》杂志根据全美16个城市最主要的书店数据，将各城市销量最好的6本书予以公布。1942年4月9日起，美国《纽约时报》开始以周榜或月榜的形式，对畅销书进行排名统计，至今它仍是全美最权威的图书榜单。

　　可见，图书排行榜从一开始就是商业行为，由商家在操作。这种做法在欧洲曾被抵制，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英国才在《泰晤士报》上有了类似榜单，因此引起颇多非议。

　　1983年，我国台湾省的金石堂书店最早引进畅销书排行榜制度。

　　1994年，这种商业操作方式被引入大陆，却贴上严肃、专家指导等标签，承担起“推动阅读、引导读者”等义务。

　　不否认，图书排行榜在对提升大众阅读品位、鼓励阅读上确实做出了贡献，但代价是它长期找不到清晰定位，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摇摆。

　　能上图书排行榜就是好书吗

　　本是商家的事，却由文化僭代，不利于阅读发展。

　　首先，将阅读纳入通俗与严肃的评判体系，否定了阅读本应有的多样性。

　　林语堂曾说：“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

　　把阅读也变成一种义务与负担，则有不如无。

　　其次，排名不是对图书质量的真实反映。图书质量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概念，同样一本书，不同人的看法截然不同，甚至连《红楼梦》这样的名著，也有读者不以为然，比如胡适先生曾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阅读应以个人体验为准，不能少数服从多数，用数据来评判一本书的质量，很可能是简单粗暴的。比如《红与黑》等不朽名著，刚问世时乏人问津，肯定进不了图书排行榜，因此否定它，则人类将失去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其三，图书排行榜提倡的是病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年度图书排行榜引人关注，因为它能迅速排出座次，满足了现代人过分追逐胜败的心理需求。在此心态引导下，读者只看数字叠加，不看综合实力，将不同种类的书放在相同的数据环境中去比较，这就营造出一个虚假的赛场，则阅读也变成一个娱乐事件。

　　商业与文化，还是分开好

　　据学者庄莹2014年10月完成的《大众对图书排行榜的认知度》调研问卷，发现图书排行榜对普通受众影响比例较高，72.92%的受访者表示曾购买或借阅过上榜图书，可在硕士以上学历和出版业内人员中，仅有49.03%受访者如此。

　　可见，对于精英读者群体，图书排行榜的影响有限，这或者意味着：随着这一群体不断扩大，图书排行榜的影响将日渐衰微，逐步回归其本来的、商业化的状态中去。

　　尘归尘，土归土。商业的归商业，文化的归文化。这样既能繁荣市场，也更有利于文化自身的独立。

　　本文刊载于20180109《北京青年报》B2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