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台湾三民书局力邀大陆学者为台湾历史专业学生撰写一部中国断代史教材，由王子今、王小甫、游彪、李喜所等学者分别执笔各卷，辑为《中国断代史》丛书。近日，中信出版集团获得大陆版权，重新编校修订后，推出《新编中国史》六卷，并请几位作者谈谈他们写作此书的缘起、过程，以及书中的新内容、新观点。
张鹤泉，《魏晋南北朝史》作者，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荣誉副会长
这是一部通论性质的断代史。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编篡在这一著作中。这一著作，依然采取传统的教科书的写法，既要将复杂的朝代更迭展现出来，也要写出不同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有很大的难度。写作目的就在于，使读者可以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演变的重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先有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在西晋的暂短的统一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出现了南、北方的大分裂。在南方，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王朝的更迭；在北方则出现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后由拓跋鲜卑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这种局面维持一百五十年左右，北方又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最有由隋王朝灭陈，结束南、北的对峙，进而使中国又重新实现统一。尽管这是一段“乱世”，但却有研究价值。
从政治制度史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过渡时期，也是由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向隋唐的“科举制”演变的时期。；从兵制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废弃了秦汉的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实行了世兵制。但在西魏、北周又开始实行府兵制，进而进一步发展为隋唐府兵制，又重新实现的兵农合一的征兵制。；从土地制度看，曹魏时期，实行了屯田制。这种屯田制是西晋实行占田制的基础。在东晋、南朝以及十六国都有实行占田制的踪迹。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这种田制与隋唐的均田制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层是复杂的。在复杂的社会阶层中，世家大族和不同类别的依附人口对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世家大族是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依靠，但在南方和北方的不同时期的世家大族的势力，却存在差异。可是，要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就需要对世家大族的存在及其演变有明确的估计。
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别的依附人口人数是众多的。国家和私人占有依附人口是合法的。而且，在这一时期，国家与私人在对依附人口的占有和争夺，也是激烈的，实际成为社会斗争的重要特点之一。
民族融合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从西晋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进而走上“变夷从夏”的道路。北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民族融合，至隋唐时期，已经找不到原来少数民族的记载。民族融合的实现，使汉民族接受了其它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因而，变得更为兴盛和充满活力。
关于魏晋南北朝，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不要因为这一时期是“乱世”，而忽略它的研究价值。当然，对这一期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有一些问题前人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但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另外一些问题，还有待研究，只有在深入研究中，才能发现一些被忽视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
《宋史》 ，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这本断代史的写作，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左右，其间甘苦自知。编写大学生使用的教材，笔者首先要考虑的有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如学术著作一样过于专业，以免学生难以理解，因而要尽可能地以平实的语言进行客观描述。二是必须尝试一些新思维，以前出版过几部宋朝的断代史，内容大同小异，其最大的优点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基本上是将重点放在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相关的人物、事件等等，这种书写历史的手法是有其长处的。然而，这种模式亦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太过陈旧了，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二是叙事相对简略，表面上似乎面面俱到，实际上却有面面都难深入之嫌。三是很难将诸多新的研究论题及其新领域纳入作者的视野，也难以回应当今社会现实的很多问题。四是从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来看，一个朝代绝不仅仅只有过去设定的固定板块的历史，而是丰富多彩的。
我在2006年前后开始给台湾大学生撰写两宋时期的断代史教材时特意设计了一种新方案，选取了我以为最为重要的若干议题进行创作，与传统写史“面面俱到”的叙事框架有所不同。基本的出发点是要更好地突出宋代文明的重大层面以及呈现宋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同时兼顾宋代社会的大事件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
此前我国的传统史学几乎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毕竟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多数史料都是与他们有关联的，相对便于呈现和写作。然而，这种撰写社会上层菁英抑或是大人物的断代史明显忽略了绝大多数普罗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笔者将笔墨更多地放在普通民众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其中包括宗教信仰，等等，以便更好地回归宋代的绝大多数人的历史。
《宋史》
高寿仙，《明史》第二作者，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这本书的初衷，是给刚开始学习明史或对明史感兴趣的青年朋友提供一本全面了解明朝的基本状况和变化趋势的基本读物，带有教材的性质。所以在撰写时，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严守学术规范，无论是叙事还是议论都要有史实依据，不能随意发挥，更不能戏说。当然在写作时，我们也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能力问题，语言尽量通俗明白，尽量避免大段征引原始文献。
这本书的框架，与已有的明史著作都不太相同，我们采用的是先师许大龄先生提出的四分法，就是把明朝历史分为开创期、腐化期、整顿期、衰敝期四个阶段，当然在细节上略有调整。因为带有教材性质，所以内容上仍以政治史为主，目的是要完整地勾勒出明朝从开创到守成、然后逐渐腐败又不断整顿改革、最终走向覆亡的变化轨迹。当然除政治方面外，我们也尽量对明朝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和勾勒。
在我们看来，明朝是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我们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明朝：既可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既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又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既可以看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既可以看到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可以看到旧思想旧风尚的因袭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风尚的萌生蔓延……
近几年，我们引进了一些国外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比如日本讲谈社的十卷本《中国的历史》，美国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这些书确实都很优秀，有助于开阔读者的视野，也受到读者的喜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这些年虽然也陆续出版了不少，但社会影响度还有待于增强。这套书的作者都是中国人，无论大家自己是否意识到，其实写出来的肯定是“中国人的中国史”，因为大家都是从21世纪中国现实情景出发，去认识和思考历史。而且这些作者都是长期致力于自己那个断代的研究，对不少问题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套书究竟如何，有待于读者的评判，我个人翻阅之后，觉得至少可以说，这是一套比较有个性的通史。
《明史》
李来容，《中国近代史》第二作者，任教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近代中国史料繁杂，人物众多，非少量历史读物和教材所能穷尽。再加上学者们分门别类的研究格局，真是见仁见智。具体在书写一部断代通史上，采用何种叙事范式，如何划分历史时期，如何编排章节，总是作者的一大难题。自建国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综合性著述已有许多，叙事范式上也在革命史之外，引入了现代化、文明史、全球史等多种范式。但总体上说，主要还是以革命高潮立论，基本线索和整体框架多被概括为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当然，这有利于宏观把握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顽强抗争的历史脉络，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如偏重政治史，使得内容趋于单一；社会文化方面着墨不多，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复杂面貌难有清晰认识。
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稍稍有所突破。李喜所教授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教学经验，拟定了“古今中西之争”这一主线。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力求能够做到纵横贯通，既厘清救亡、变革、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与阶段性特征，又多维度地展现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这在章节编排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谈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城乡变动和社会结构的更新中，对于类似侨民、教民等新兴的社会群体就多有论述。
《中国近代史》
《新编中国史》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于“中国人的中国史”的渴求抑或焦虑，其实一直都存在，且愈益浓烈。如胡适看着域外汉学的蓬勃发展，虽然自觉暂无余力，但也表示这“终须吾国人为之”。陈垣对于域外汉学的崛起和本国史学的边缘化更是感到耻辱，一度号召“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也是立志要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其中或许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但更多的则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当时知识界学术独立吁求的一个集中表现。
现在，我们大概都不太会提到学术独立了，但前辈学人的志向会对我们形成一种鞭策和激励。自改革开放尤其近二十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无论在领域的扩充、观念的改变、范式的转移，还是在新史料的发掘、新视角的引入等方面都有大的突破，但其中西方的影子无处不在。当然，如陈寅恪的“预流”说一样，我们既要紧跟时代，追上国际学术界的潮流，更要承担理解和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责任。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