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卑贱意识”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概念，与此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是“高贵意识”。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个体意识与外部社会权力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来实现，这个社会权力指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财富的权力。在精神自我实现的最初阶段，个人意识与社会权力之间是和谐的、顺从的、一致的，后者对前者有一种“内在的尊敬”感，黑尔格认为此时的个体意识具有“高贵意识”的品质。事实上，黑格尔提前预设了精神的本质在于“自为自在”，这便意味着它最终要从诸限制性条件中解放自身。所以当个体意识与外部社会权力进入一种对抗、质疑的关系时，一种新的精神品质便产生了，即“卑贱意识”：
它（个体意识）视国家的统治力量为压迫和束缚自为存在的一条锁链，因而仇视统治者，平时只是阳奉阴违，随时准备爆发叛乱。[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页。][1]
简而言之，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自我实现从“高贵意识”到“卑贱意识”，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卑贱意识”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精神实现“自为自在”的状态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注意到，黑格尔得出上述哲学论断时，使用的例证却是一部文学作品，即狄德罗《拉摩的侄儿》；那么，在不扭曲黑格尔基本哲学观点的前提下，未尝不能把他的这个写作片段视为一种“复杂”的文学批评。事实上，这也是黑格尔的写作年代里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皮埃尔·马舍雷的话来说：
文学和哲学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历史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正式分割的时刻为止。这个时刻大概是在18世纪末，即“文学”这个词被开始用于现代意义的时候。[ （法）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 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2]
简单说来，如今我们所谈论的文学以及谈论文学的方式（文学批评及其相关理论）是文化分工、历史生产的结果。事实上，我感兴趣的并非是“文学”、“哲学”乃至“历史”等学科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历程。恰恰相反，在现代性话语尚未充分展开或者说文化分工的律令尚未成为权威意识的时候，这种边界模糊的写作所充分体现的自由度、创造力和建构性，才是我关注的重心。
二、
重提黑格尔的这个写作片段，一方面是因为类似的写作现象在此后诸多思想史、哲学史中的大师的写作中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无非是在构想一种开放、含混、模糊文体类型却又极具思想张力的写作，之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可能性。
在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重视黑格尔式的“复杂”文学批评所彰显的一些启示。很显然，从形式上来说，文学批评之于文学是一种“依附性”关系，这也是文学批评作为“次要的”、“从属性”的写作，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然而如何理解这份“依附性”焦虑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从形式上讲，从文学作品到哲学观点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个文学批评摆脱“依附性”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颠倒了其与批评对象的从属性关系，把作品变成了素材。经由批评对象这个“中介”，文学批评恢复了其作为“写作”主体性和开放性。这便意味着，“文学批评”超越所谓“文学”边界，自由地出入更为广泛、多元的表达领域成为可能。
其次，“依附性”关系能否被有效地扭转，还取决于文学本身是否具备某种属性，这种属性主要体现为，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形式本身及其与历史语境的关系是否具有典型性，即某种表征意义上的“症候性”。具体而言，这部《拉摩的侄儿》在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年代里曾被歌德、帕斯卡、马克思、弗洛伊德等思想/文学大师谈论过[3][ 参见（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0-197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并被黑格尔称之为“现代文化的境遇、精神状况的范本”[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0-197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4]，它在根本上涉及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分裂（或称“异化”），这不仅事关黑格尔所处年代的“时代主题”，而且事关此后历史进程中不断被提及的重要人文、社会话题。所以，正是这部作品所呈现的“症候性”为黑格式的、超越“依附性”关系的、复杂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借用黑格尔另一个概念来说，这其实是“依附性”关系的“辩证法”。
再者，根据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文学批评只有主动介入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作品，才能摆脱依附性的焦虑，成为某种精神资源参与到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思想、文化建构中。这便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问题。黑格尔的“卑贱意识”的意义正在于，它提醒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只有具备了“卑贱意识”的文学批评方能以更为清醒、独立的姿态发挥其文化政治功能，有效地参与到历史进程中。
三、
尽管黑格尔式的复杂的文学批评这种写作现象一直持续于此后的历史中，但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文学批评写作方式辩护，却只是少数批评大师孤独的探索。这大概是因为文学批评在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开端所确定的方向，与文学有所不同而造成的。在这里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问题。“文学”在“哲学”、“历史”分离之后，获得了鲜明的主体身份以及源源不断地理论支撑。而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建构起点，却显得来路不明，身份卑微：
有一块希望的土地，批评只能够对它做出召唤。这块希望的土地并不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我们将死于荒野：或许，从远处向它致敬，这在同时代人中间已经是最高的荣誉了；当然它将成为后世所加以评论的最好的题目。
如果我们知道这句话出于文学批评现代性话语奠基人之一马修·阿诺德之口，那么便不难明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身份的起点依然是，向文学致敬的从属之物。换而言之，“死于荒野”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次要的”文体和话语。
一百多年之后，杰弗里.哈特曼将这句话印在了那本著名的《荒野中的批评——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扉页上。哈特曼并非为了致敬，而是把阿诺德代表的批评观念传统，即“文学世界中指定给批评的处于二流地位的那种非创造性的和附属的功能”的这种偏见，当做解构、批判的目标。哈特曼指出：
因为所有的批评都必定需要一种再思考，这种再思考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其他的人也认为它是创造性的:在研究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种再思考是一种对于非真实的事物的存在和对于关于存在的虚构的一种细察。[（美）杰弗里.哈克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 页。][5]
于是，“创造性”表达、“虚构性”叙述成为文学批评的话语属性，而在通常的观念里，这样语言行为一直被视为文学的独特属性。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哈特曼提出了“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的著名论断，文学批评由此获得了与文学同等的价值地位。哈特曼的思路继续推进：
当真正对一种先验的理念有兴趣时，迫使批评家去‘描述’或‘评论’一件人工制品。这首先是比所有可能的虚构更重要和更伟大的虚构(Dichtung)的理念；同时，以其反讽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批评家专门地服务于那种理念。[（美）杰弗里.哈克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6]
很显然，哈特曼强调的是，在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次要的”、“从属性”的话语和文本，而且意味着文学批评脱离文学文本或者说无需文学作为参照而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
如果说哈克曼还试图通过繁复、严谨的理论探索去消解偏见，把观点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学理论证上，那么莱斯利·菲德勒这位批评大师则直接跳过这个程序，依凭他丰富的批评实践直接宣布：
只要从事这项工作的的批评家牢记在心：他本人就是在写关于文学的文学、关于小说的小说、关于神话的神话。想一想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托尔斯泰的《艺术是什么？》吧，文学批评唯有当它们不是旨在证明或者反驳、建构或者解构任何东西，而是像它们的直接成因诗歌和小说一样，其高论精见与奇迹难分难解之时，方有望长久流传下来。如是，它们自身就是种种“元神话”（meta-myths），它们的写作依据不是科学的严谨论，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而是开放性、含混性、蔑视逻辑，或者，纯粹就是它们所包容的神话“真理”。[（美）莱斯利·菲德勒：《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4-115页。][7]
除却菲德勒斩金截铁的论断，还需要注意的是菲德勒举出的一个例子，即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正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的复杂写作，亦是我所构想的复杂的文学批评的一种状态。若继续借用哈克曼的说法，这种批评可被称之为“创造性批评”，它得以成在的前提便是：“把批评活动从它的肯定的或评论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从它对于被加以评论的事物的从属中解放出来，无论被评论的是人工制品还是一般的主题。”[8][（美）杰弗里.哈克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其精神内核就是以卑贱意识和自由创造的主体性去对文学进行非常“强势”地“挪用”和“降格”，如萨义德所言：“批评论文所做的，只是开始创造借以判断艺术的价值观。……但又表明，批评家怎样在实际上挪用了他们为自己正在予以判断的作品开始创作价值观的那种功能。”[（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85页。][9]
以上几个典型例子的简单列举，并非是试图梳理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建构历程，而是为了强调一个历史事实：首先，在现代性话语尚未充分展开及其以前的年代里，存着一种朴素而复杂的写作方式，“朴素”指的是这种写作是一种边界模糊、自为自在的精神活动；“复杂”指的是，以今天的现代性眼光观之，这种写作所呈现出的充沛的思想活力和重要的历史信息。其次，这种隐秘而伟大写作/精神传统在现代性话语充分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被淹没，反而在一些卓越的批评/理论大师那里获得了理论支撑和具体实践。只是与那种根深蒂固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批评传统相比，这种“创造性批评”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充分的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树立这种基本意识：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文学，并不必然构成文学批评存在的前提条件。文学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只源于自身，而非任何外在于批评行为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不仅仅摆脱了附属性功能的限制，而且像文学那样成为意义自足的文本和话语实践。甚至可以说，在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过程中，作为对象的文学已经内化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构成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和文学之间关系的颠倒和扭转意味着，作为对象的文学在文学批评中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阐释对象，还是作为非文学文本看待，或是仅仅作为某种观念的例证与媒介，或者仅仅是批评行为发生一个可有可无的缘由，则是由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开放性、独立性、自主性决定的。
四、
在我有限的批评实践经历中，我个人对上述观念的偏爱，并非基于文学批评的职业尊严和专业规范。而是因为，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所展现的可能性。当下的文学批评被两种模式所主导。一是，依凭概念和理论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进行整合和阐释。这里存着一个可能的陷阱，当过分依赖某种理论和某个概念时，便已经提前预设了批评论述过程和价值判断。这里涉及的情况，一方面是使用某个思想脉络下的理论和概念去观照不同的对象，所造成的同质化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是使用不同的理论介入类似的对象，误以为不同的价值判断便是知识创新。很显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不仅是知识生产，更是意义生产。过分依赖理论和概念以及刻意的价值逼供，所带来的只能是知识的重复生产，而重复生产的知识恰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二是，文学史脉络下的文本、现象解读。这种模式有其合理性，它强调的是历史脉络下新事物的“变”与“不变”。只是任何历史和传统都是被叙述的历史和被发明的传统，过于倚重这些价值坐标，只会将文学批评变成面向过去的价值招魂，这对可能出现的“异质”和“断裂”是一种遮蔽，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自由精神的一种束缚。从根本上来讲，这种模式的滥用，实际上是对艾略特所言的新作与传统秩序重新调整这个观点的庸俗化、技术化的理解。
借用阿兰·巴迪鸥的说法[10][ 参见《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陈永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代序：一种新的主体哲学——存在与事件（1988）》]，在某些情况下，文学批评对新现象、新文本的探索，正如一些偶发的“事件”，它切断了“历史链”，在“断裂”处希望和生机才有可能生长出来。因此，我更愿意抛开一些先验的前提，把文学批评重新拉回自由的言说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这个起点上去考虑它的有效性。
我把文学和文学批评均视为个体言说的方式和权力，区别在于，作家以“虚构”作为言说的方式来完成关于个体、历史、社会的描述和想象，而批评家则是以“虚构”作为讨论对象或中介来完成价值判断。因此，在尊重文学批评的方式和类型的多样性的同时，我更关心作为“写作”、“表达”的文学批评如何与现实世界碰撞与交流，如何参与当下历史形态的建构，即构想一种以“卑贱意识”为精神内核的作为历史证言的文学批评。所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我并不太关心具体的文学文本在“审美”及其相关的价值领域呈现的可能性，而是聚焦于自身所携带的种种经验、知识、价值体系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价值形态之间的对峙和沟通，这是是一种基于交流的相互质疑、辩驳、说服、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强势”的文学批评情有独钟，在此类批评中，文学成为批评家自身意识形态的素材、例证或媒介。坦率地说，这是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的“话语霸权”的体现：它使得经验、观念、思想层面的讨论、传达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范畴，从而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性；同时，它又因为有“文学”作为幌子，亦为“异端”或“偏见”的发生提供了途径和土壤，而所谓“异端”和“偏见”正是激活公共讨论、为历史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动力之一。最后，我想借用我喜欢的批评大师萨义德的一个判断来结束本文，很显然这段话能够精辟地终结而且超越我的喋喋不休：
假使我就批评（不是作为一种变体「modification」，而是作为一种界定清晰的形式 「emphatic」）始终如一地使用一个字眼的话，那就是反抗（oppositional）。如果批评既不可能还原成一种学说，又不可能还原成有关特定问题的一种政治立场，如果它是在世的（to be in the world），同时又具有自我意识，那么他的身份就在于它与其他文化活动，与思想或者方法体系的差异。就他怀疑总体化概念，就他不满于物化的客体，就他难以忍受行会、特殊兴趣、帝国主义化的封地和正统的思想习惯而言，批评在大多数就是它自身，而且，如果默认这一悖论的话，批评只要它开组织的教条的时候,也就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它自身了。‘反讽的’（ironic），用在‘反抗的始成为有’上面，并不是一个好字眼，因为总的来说—这里 我想说得明确一些——批评必然想到自身是张扬生命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它反对种种暴政。统治和虐待；它的社会目标在于为人类自由而生产出来的非强制性知识。[ 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47-48页。][11]
写于2016年7月30日三点四十分 北圩路
改于2016年7月30日十五点三十分 梦都大街
作者简介：方岩，生于1980年代，安徽霍邱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现就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
注释：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页。
[2] （法）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 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3] 参见（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0-197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
[4]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0-197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5]（美）杰弗里.哈克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 页。
[6]（美）杰弗里.哈克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7]（美）莱斯利·菲德勒：《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4-115页。
[8]（美）杰弗里.哈克曼：《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85页。
[10] 参见《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陈永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代序：一种新的主体哲学——存在与事件（1988）》
[11] 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47-48页。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