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驰

　　这次诗会的主题“诗歌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世界现代诗歌的翻译与交流”和诗会的主旨“全球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与交流”，是密切相关的，都跟现在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各语种诗人的密切交流和相互影响有关。这里我从最近两个高科技现象来谈两个感兴趣的问题。

　　一个是机器人写诗的问题。阿法狗战胜了顶尖的围棋选手，表明在逻辑运算上人工智能超出了人类。鉴于机器人的学习能力，在精密推算方面，人类要被机器取代。今后在定义“人”的时候，“人是理性的动物”所突出的将不是“理性”，而是“动物”，即他的感性的一面。因为他在理性方面将不再凌驾于万物，出现了超过他的理性机器。人们可能抱有侥幸的心理：机器人精于精密运算，要用精密语言来思考，但缺乏人类的感性，而感性总是模糊的、暧昧的、两可的。不是说诗歌的语言有许多种“晦涩”吗？诗歌的这种模糊语言正意味着我们与机器人的区别，这是它学不到的。可是，现在开始出现写诗的机器人（小冰）。她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或者模仿能力（不管你怎么称呼）。现在她写的诗也许很“稚嫩”，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是模仿之作。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一天她真的写出很好的诗。现在她容易模仿难度低的自动写作的诗、超现实主义的诗、旧格律体、口语诗，以后它也会写出难度高的诗，逻辑性、联想性、想象力很强的诗。我们总是认为机器人不会有创造性，而我们认为诗歌最有创造性。可是这很可能只是我们的幻觉或想当然。一个诗人从青少年时开始学习写诗，要经过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通过模仿、借鉴、引用、化用领会和掌握写诗的“门道”，作为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别的事务。而一个一天24小时永不疲倦的机器人可以永远地关注着写诗的“规律”，它通过搜集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作品组成的“大数据”，可以很快地掌握写诗的“门道”，或“规律”。它完全可以掌握得比我们单个的人要好，正如它基于关于我们生活的大数据，完全可以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因为在个人的认知中会有许多主观的幻相和偏见）。它可能一开始没有“创造性”，但一旦有第一个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写法，它马上就可以跟进，它暂时做不了“第一”，但可以作“第二”“第三”，那比起其他的人也还是有创造性的。将来有一天，当基于诗歌集成“大数据”的机器人开始创作出符合写诗规律的优秀诗歌，令最好的诗人也望尘莫及时，我们可能丝毫不会惊讶。

　　在这个机器人写诗的背后，是“诗歌语言的可传达性”。维特根斯坦之后，“私人语言”已难以存在了。感受是私人的，但只要用语言表达，就不存在私人语言。存在的只是语言的本质，即公共性和可交流性。语言的存在就是为了交流和传递，它本身就是“可译”的，它的背后是人类理性，理性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明白和交流。诗歌是用语言写出来的，它的意象、逻辑、含义，没有什么不是不可交流的。只要它是语言，就有语言的公共性，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跟精密语言相比，它可能更具“弹性”，多一点“歧义”和“含糊”，但是并非不可分析。只要是可分析的，它就没有神秘性。

　　第二个问题是翻译的问题。在我初中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学习外语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英语九百句》，一句一句去背，多难呀！可是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现在，你买个“晓译”（翻译机器），它就能给你即时同声传译。做同声传译的，看来不久就要失业了。那么在文字翻译方面又如何？google等公司已有很大的进展。当然，在西方语言之间保真度会较高，而在英汉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因此有一些朋友在嘲笑机器翻译的不靠谱。但是比起以前，机器翻译确实已有很大的进步，起码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翻译，节省我们很多的脑力。我们可以把一些死记硬背的工作交给翻译智能机器。

　　那么，在最难翻译的诗歌语言上，是否就可以例外呢？这就涉及到诗歌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可译之处与不可译之处。可译的有哪些？当然是语言中所包含的形象、所指，所有可用理性说清楚的地方。不可译的有哪些？这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气质？意蕴？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有这样的东西吗？难道诗里还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诗歌中的不可译部分”时，指的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指一种语言的独到魅力，这可能只有母语者才能体会到。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你翻译成今天的普通口语，味道就没有了。你翻译成英语，味道更加没有了。再比如，李尔的一些胡话诗（nonsense），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那翻译成中文，基本就莫名其妙了。诗歌的意旨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个是可以翻译出来的。诗歌里的形象我们也可以直译出来，通过翻译是可以知道的。甚至诗歌里用到的历史典故，通过解释我们也是可以知道并体会的。但是因为诗歌是一种语言和文化中最精致的语言艺术，它的那种精致（比如无一冗词）通过“对等地位的翻译”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但是，它在母语阅读者心中唤起的那种“味道”（语言的美感、乐感、快乐），却是我们体会不到的。我们可以认知到这种“味道”，但是无法“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体现出来了：他可以做“对等地位”的翻译。我认为，起码在几十年内，注重直译的翻译机还做不到这一点。

　　什么叫“对等地位”的翻译？我们知道陶渊明、杜甫在中国诗歌里的地位，他们的诗歌用语之精炼、思想之纯粹与复杂，在中文诗歌里是第一流的。我们想象歌德、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他们在他们的语言里也是这样的地位。可是你把陶渊明、杜甫的诗用今天的白话文翻译一下试试？那种语言的精致的味道就没有了。你再把歌德、莎士比亚的德语和英语用普通的白话文（普通话）翻译试试，那种语言的味道可能也没有了。因此，要用尽量保留陶渊明、杜甫诗歌味道的方法，来尽量保留歌德、莎士比亚的味道。我们看到，许多歌德、里尔克、叶芝的诗翻译成普通的汉语后，显得无精打采，沉闷乏味，让读者看了会瞧不起的：“这么差的诗，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原文里是杰作。”所以，我在就意大利诗人萨巴《自传》的翻译而跟一位朋友进行讨论时说，“在中文的传达中，要注意不要译得太普通，像大部分中文译诗那样沉闷乏味（如冯至之外的其他人的歌德、里尔克译本，若读者以为原诗也那样沉闷就麻烦了），要让它在中文中也有神采。必要的话，可以让它比在原文中更有神，以与其在原文中的整体地位相衬。”a在中国对西方现代诗歌的翻译中，能够译出这种原语言的“神韵”或“味道”的，大概只有戴望舒译洛尔迦，冯至译歌德、梁宗岱译里尔克等不多的几个例子。这要求译者有与原作者大致对等的语言才能和文化创造力，普通的译者恐怕难以达到。普通的译者只能进行字面的直译，而缺乏“神采”或“味道”的这一层。戴望舒译的洛尔迦，神采飞扬，决非普通翻译能比拟（包括后来的北岛的翻译），这实际上已包含有译者的创造，是他在译入语中“重新发明”或“重新创造”了一个外国诗人，使诗歌在译语中达到了第一流的、与它们在原语言中第一流地位相衬的水平。这就是“对等地位的翻译”的意思。近些年，为什么大家对“诗人翻译家”很有兴趣？就是因为跟普通的、直译的翻译不同，诗人翻译家能够在译入语中用各种语言技巧大致恢复原诗在原语言中的地位，尽管这种翻译有时是以破坏直译为代价的。“诗歌翻译家”试图做的，正是在译入语中将原诗中的“味道”或“神韵”对等地“重新创造”或“重新发明”出来，而不拘泥于单纯的直译。例如用中国相似的典故取代原诗中的希腊罗马典故，以达到让中国读者明白原诗分量的目的。再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在当时的英语现代诗中可以达到一流的水平，算得上是一处“重新发明”。这跟亦步亦趋的直译所起的效果是有不同的。单纯的直译，将来人类无法达到机器人的水平。而这种“重新发明”，我相信机器人暂时还做不到，这里体现的是翻译中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

　　周伟驰1969年生于湖南，1983年搬到广东，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于19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至加拿大Regent College和Yale University学习各一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少年时代开始写诗，曾任中山大学诗社社长。出版有诗集《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蜃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诗论集《小回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和《旅人的良夜》（浙江大学，2008），译诗集《第二空间》（Second Space by Czeslaw1389 Milosz）（花城出版社，2015）、《沃伦诗选》、《梅利尔诗选》和《英美十人诗选》。

　　原标题：全球化语境下的诗歌写作与交流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