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陈家坪和张杰
王东东主持的华语诗歌研究中心准备做一系列“与70后诗人见面”的学术研讨活动，其用意是，想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做一些带有发现性的、建设性的批评研究工作。我很荣幸，诗歌活动第一回，是讨论关于我的诗歌写作。第二回诗歌活动是对张杰的诗歌写作进行研讨，在我看来这个仍然在持续的诗歌活动非常有意义，希望它能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出一些真正的价值。
昨天我和张杰见面，无意中听到他在打电话，对方问他：“琴房的钥匙在哪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因为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就叫《琴房》。并且，在诗集中他还写了一首名叫《琴房》的诗作。我是觉得，在张杰的诗歌写作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巧遇。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写作和日常生活感受是一体的，诗与生命充满了暗合。《琴房》这首诗，在我看来，是张杰作为一名诗人最有贡献的作品。在这首诗中，一个诗人在面对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以诗歌抒情的方式，对他过去的生活给予交代，有一种时光的流逝感。另有一首最好的诗，那就是《红星渠》。《红星渠》这首诗有一个历史生活的实景，有一个与当代生活告别的场景，非常感人！这两首诗可以作为研究张杰诗歌的定调之作。这两首诗并非像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么简单，背后的时代生活变迁，和他所写到的小城人物，都非常令人心酸，一言难尽。当然，这是新世纪前后他在写作上的一个现实观照。而《琴房》之后，差不多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张杰又写了一百多首诗，这个变化也是非常的大。
目前，如何探讨张杰的诗歌写作？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价值我觉得还是应该放在《琴房》这本诗集所处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谈，因为他有相对完成了的一个状态。《琴房》这本诗集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伴随了张杰作为一个诗人的艰难成长。我这样讲，是基于一种“知人论世”的观念。与其问张杰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不如先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则意味着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
张杰跟我是同龄人，我们相互对于时代生活，对于写作的自觉意识，以及在吸收知识的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公共视野。对当代诗歌的写作现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同代人的写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更尊重人与人之间有缘份的实际交往，有一种像朋友一样的真切感受。作为诗人朋友，我了解他的生活远远胜于阅读他的诗歌。所以，我很惭愧，像《琴房》这本诗集刚出版时，张杰就送给我了，至今接近十年过去，我还一直没有认真阅读过它。好在昨天晚上，我把它读完了，最后完成了我和张杰之间在诗歌作品上的相遇。这十年，张杰的生活非常曲折，他的命运充满了变化，他从河南平顶山来到北京，从北京去马来西亚想通过申请政治避难的方式去美国，两年未果后从马来西亚又回到了平顶山。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毫无疑问，他生活的真实与鲜活，会让我想，他的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觉得，他是在用身体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读了他的诗，真的是感同身受，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风格上的变化。张杰最初的一些诗作，保持了他在个人天性上的冲动与叛逆，后来，他发展了自己身上书生的一面，诗歌写作追求声调上的平稳和音节上的细密，有了一些儒雅之气。为人性情直率未变，诗歌写作上却比较讲究用词造句上的隐与显。可以说，在生活上他有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在诗歌创作上却日渐趋于隐修。
张杰身上革命者的形象来自于他身处底层，对底层生活充满了同情与怜悯，他的诗也愿意去表达底层人的那种生活经验和感受。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表达基础，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人人平等，个人充分享受自由与发展。2000年，我们是通过廖亦武的介绍相互认识的。当时，他正在办民刊《爆炸》，四处向人约稿。随后，他就来北京生活了，我们得以初次见面，一见如故。他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敏感于生活中不平的经历，由此形成了最为基本的是非价值观念。我发觉自己没有他的觉悟高，对很多事情并不那么急于要去表态，而他是事事都有态度。他好像始终有一种情绪，需要愤怒地表达出来，以示抗议。我现在想明白了，这种意识给了他一种对阶级的觉悟，对一切生活优越者他都持有一种怀疑。当然，这是基于他所意识到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公正。对此，他仿佛已经缺乏了信任。他对很多现象进行批判，以小见大地看待问题，我甚至无从加以劝阻，因为他总是持有最为基本的道义。但我也无法怂恿他。事实上，在他这样的人生经历里，他的写作和生活，从整体上看，我感觉他都是在经历一场注定的失败。包括他生活的脉络，他的表达，其实也是一种他在寻找梦想的过程。那个梦想还没有形成，他已经感受到了失落。梦想还未形成，他表现出了一种挣扎。与其说他是在反抗，不如说他是在挣扎。其实，他看不到他所要反抗的对象是什么，这种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通的一种感受。正是在这种经验里面，让我感受到张杰的重要性是什么？他那种生命现象和写作现象，构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个案。那种现象根植于中国，尤其是在新世纪初前后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西方思想进入到中国，然后就是人们的那种现代意识的觉醒。城市的工业化，现代文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值得我们考察的，一是来自于乡村的那种生存经验，还有就是来自于小城的生存经验。大城市发展太快了，来不及细细去体会，而小城缓慢的，非常实在的伤害，正是张杰的诗所捕捉到的。他有首诗就叫《小城》，写于2001年，我觉得这首诗有一个生活的原型，他这样写道：
那团雾气沼沼里，有我
无数次徒步穿过的小城
一条叫“大众路”的老背街
总在后夜落雨，被打碎的
水银路灯下，也总有穿中山装
骑凤凰车摁铃而过的夜归人
那时我九岁，爱戴矿灯帽
被人欺负后，就独自
数着小巷里幽青的灰砖
一路哭着，心里喊着：妈妈——
——张杰：《小城》，2001
我能体会到一种感觉，他注意到了“夜归人”。一个诗人，你可以写许多人，但张杰注意到“夜归人”。“夜归人”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在黑夜里，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然后，又和他的自我形成一个参照，即一个九岁的孩子，他意识到了一个“夜归人”。那时，他九岁，被人欺负以后，他写道：“就独自数着小巷里幽青的灰砖”。他被欺负后，去数那些灰砖，一块一块地数，来排解自己的被欺负的创伤。我觉得这种表达非常动人，可以感到张杰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感受是非常幽微透彻而又有亮光的。
张杰还有一首诗：《我看见一位蓄发的艺术家》，写于2000年，他写了艺术家捡钱的一个动作，对应了一个艺术家的那种自命不凡的形象。买菜时，他不拘小节，不讨价不还价。接下来，钱掉了，他去捡钱。那钱落地以后很脏，他捡起来擦得干干净净。我觉得这个“擦钱”的细节，就是写作落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实处，非常形象传神。他所有的铺排，就是为了“捡钱”，大有喻意。金钱象征的是欲望，艺术家要“擦得干干净净”。从这些细节表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杰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写作是非常真实的。另一方面是，张杰有一种情怀，他有介入现实的那样一种情怀。他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公共事件，比如像黑砖窑事件等。他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关注，试图让自己的诗歌写作在我们的现实层面上变得有效，形成某种时代的声音。
张杰有一首诗叫《表达与转折》，写一个女孩做堕胎手术的场景，这首诗我看了也非常震撼。尽管这首诗的语言没有达到像《红星渠》和《琴房》那样的完美，但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红星渠》在整体上有一种控制，里面有变化，有一种超越。内容上有情节，有起承转合。尤其像红星渠这样一个陈旧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它的生气，它是一个历史的遗迹。接着，他转向离红星渠不远的火车站，一个母亲送别子女去南方打工，把红星渠这个充满农耕文明的历史遗迹，转化成为一个告别的背景。所以，我们既要体会题材，也要体会到题材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主题。
我不觉得，张杰需要去发明词语，去雕琢词语，尽管那有一定的必要。但像张杰这种充满生命爆发力的写作者，生命力本身就会推动着一个文本成形。所以，他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泛知识分子写作，充满了一种向往，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样的写作与他是格格不入的。可能是从对语言的需求上，他觉得所谓的学院派诗人更能对语言有所把玩。但千万不要去玩生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写作首先还是要有一个生命的存在，我主张先释放生命，然后再去雕琢语言。若先雕琢语言，因袭各种陈规，生命可能就会枯竭。我们的作品最后若停留在对语言的雕琢上面，那就会使充沛的生命显得枯萎。语言是停留在对生命的感知上。你可以雕琢语言，但不能本末倒置。生命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死的东西。也许语言是死的，谁都可以用它，但诗人要把语言用活。
我刚才结合张杰的诗歌作品发表了一些我的看法。其实，张杰的诗歌写作，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的讨论空间里，我想直接告诉他，他的诗如何打断自然主义的逻辑，或者如何控制诗歌在写作时的自由联想？因为在张杰的诗歌写作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自然主义的东西。他在一首诗里，写一个东西，有时没有跳出来。在时间和空间上，他没有跳出来。你怎么把自己的思维表达间离出来，所以你不能只是遵从一个自然主义的逻辑，要跳出自然主义的逻辑，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联想，然后我觉得还要控制好这种联想。联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联想与联想的连接点在哪儿？还有一个就是，联想和主题塑造的关系是什么？联想它对主题塑造是不是有用？它和其他联想同样处在一个主题下面，它们是不是和谐？应该从这样的一些思路上去考虑我们的诗歌写作。相对来讲，《红星渠》和《琴房》这两首诗就表达得很得体，出现在诗里面的东西，非常自然，还相互推动诗的主题，活灵活现地在推进，在补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联想上。
张杰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我说过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在张杰的身上，也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但同时他又有一种书生气质，这两种东西交织在他的身上。当然，具体找一些文本来分析，就能够看得更真切了。包括他做事情，也是不管不顾的，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在这儿，野蛮的力量，是一种意识，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有了野蛮的力量，接下来是我们对它进行驾驭、控制和塑造，那是艺术作品要完成的过程。在新世纪前后，张杰身上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向往能够到美国去生活，因为美国代表了民主与自由。因此，他流亡到吉隆坡，这体现出他对西方民主政治文明的向往，这种向往充满了我们这个社会，在新世纪前后是非常强烈的。而在我们这个后极权社会的历史潮流中，张杰没有赶上末班车。张杰生命的绽放，如他办民刊，开始叫《爆炸》，现在叫《静电》。《爆炸》是向外，《静电》是向内，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在生命态度上的一个转变。对于张杰的诗歌写作，我想最终不是语言探索的问题，而是基于某种使命感，从而对于命定主题的发现。这种主题发现甚至不是想找就能够找得到的，而必须是一种命运的，时代生活与个人心智上的觉悟。
陈家坪，诗人，纪录片导演。1970年出生于重庆。曾任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学术频道编辑、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参与编辑民刊《知识分子》，参与采访整理《沉沦的圣殿》。出版诗集《吊水浒》，拍摄教育公平纪录片《快乐的哆嗦》。近年与友人发起北京青年诗会，主编《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现居北京。
张杰，1971年生于河南平顶山市。毕业于平顶山学院。曾居北京、吉隆坡，作品散见国内一些文学刊物，兼及诗歌评论。2001年创办《爆炸》诗刊（2001-2004）。2005年参加第21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琴房》（2008）。著有中篇小说《G城人》。2015年与友人创编《静电》诗刊。现居平顶山市。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