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呼应阎连科老师的话，我应该首先向今天到场的诸位来宾，尤其是诸位热爱文学的同学们致敬，也特别谢谢人大的21位作家班的学员，经由他们的点评让我有这样的荣幸在这里接受大家的致敬，这真是让我非常惭愧的场合，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文学专业读者而言，我们真正致敬的目标是文字的工作者和爱好者。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我有幸在不同的机会里面阅读，在不同华语地区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是特别快乐的事情。今天来到人大，在阎连科老师还有人大作家班的诸位同学策划下，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最近的一些对于华语语系研究的看法，还有我个人愿意做的推荐，我觉得这是极其难得的事情。
所以在以下一个小时里面，请允许我用比较策略的方式来说明我个人在阅读和研究华语文学的这些年头里面，我所想到，发现，还有期望的各种不同的面向，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很希望在今天的演讲之后留下一些时间，我非常欢迎在场诸位来宾提出问题，我们继续做一个对话。
一、“华夷风”一词的灵感，来自马来西亚古玩店的一副对联
今天这个题目可能有一点点特别，题目《“华夷风”》，副题是《华语文学的视界》。我说一下“华夷风”的来源，这是一个故事，是发生在2014年的夏天.那天夏天6月末我有一个机会到马来西亚开会，过去我对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有很深的兴趣，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我没有在地访问的经验。
2014年在我的学生，有马来西亚华语背景同事的安排下，我到了吉隆坡、怡保、最后到了马六甲，在这个老城的街上有许多古老的店铺，有一个店铺的招牌吸引了我，其实招牌是左右的，是一个对联。它的说明就在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屏幕上，“庶室珍藏今古宝，艺坛大展华夷风”。这个“华夷风”就是来自于这。这个店其实是一个古玩店，也许是他的拥有者，也许是他的老板，他们对于自己在这个店里面所陈列，所贩售，来往交易各种各样的文物，他们所做出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对他们来讲既是有中国的特色，也有海外的许多不同的影响所带来的不同的感触和效果。
所以，“华夷风”在这里的意思，我个人以为它说明了在海外一代又一代不同的居住者、访问者，他们对于个人自身的境遇，他们对于在文化的来往上，尤其是文物的交易上所得到的一些基本的心得。
我们想到马来西亚的华语，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在此时此地，在北京，尤其在于在座有很多中文系专业的同学，有多少会对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产生兴趣呢？我们又知道华语的世界曾经有什么样的经历和冒险，或者波折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有了如下的思考，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老城在12世纪是一个王国，是一个叫做马拉加的王国。在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来到这个王朝，而与此同时，谣传中的中国汉丽波公主远嫁到这个王朝，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人物。而在此之后的18、19、20世纪，马来西亚和马来亚整个的半岛曾经经过了荷兰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一直到1957年马来亚宣布了独立，1965年之后变成了马来西亚。
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作为热爱文学的读者可能不会给予太多的注意，事实上在这个地方，从明代中期以来，络绎于途的有很多华裔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包含了超过700万华裔的人民。而最特别的特色是，在这样一个华语团体里面，他们坚持了对于中文汉字的不懈追求，成为他们族群认同的标记，也成为他们在政治抗争上一个重要的号召。
而更重要的，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特别有他独特的成就的。所以，在我们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学，当我们讨论广义的世界华文文学，或者海外文学的时候，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独立的国家里面，华裔的子民经过百年来所累积出来的文学成果呢？
所以，以下我借用“华夷风”这个词来说明我个人对于这一类的文学成绩的观察。同时，我想提出一个比较属于辩证性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华语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到底只是包含了海外各个文学地区文化生产和文学创作的现象，还是也可以基于此时此地，在中国大陆你我所共同关心的创作以及阅读创作的一个过程，或者是目标呢？所以这是我想提出来的一个话题，也许等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或者批评。
今天我的报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要简单说明什么是华语语系文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专有名词，华语语系文学是2006年前后在海外的一群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不能说是发明，至少是）发展出来的观点。
第二个部分，我希望借用很多不同的实际例子，实际的阅读心得来进一步说明我个人对于华语语系文学的看法，以及未来的一些展望。
二、对于后遗民文学，应该化简为繁，用最复杂的方式来陈述有关中国的故事
所以回到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华语语系文学？在此时此地，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或者是提请大家注意华语语系文学呢？
“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针对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文学，一年一度推选一位对华语文学的写作、研究、推介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学者或翻译家。图为本次盛典主持人蒋方舟。
通常我们把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所写作、传播、阅读的文学称之为中国文学，我想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以中国文学为坐标，在政治疆域范围以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文化的场域里面，以华语作为沟通的方式，以华语作为创作的媒介，华侨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汉语文学，这个不免有了中央和边缘，主和从的分别。中国大陆有一个正统的中国文学的基地，他们发散出去的各种影响或强，或弱，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这种信息，得到了相对不同的回应。
这是我们目前看待中国文学和海外文学的一个基调，尤其是辩论上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我和有其他类似观点的同事都觉得，也许在现在整个的世界，讯息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流通如此快速的一个情境里面，这样做简单的二分法的文学观点是不是不再合用了呢？是不是在中国和海外可以建立出另外一个批评的界面，讨论的平台，进一步理解华语，或者汉语所书写的文学呢？他所产生的复杂、传播、流变、互动的现象，这些现象有些时候是正面、蓬勃、发展的，有的是抗拒、批判甚至是隔绝的。利用我个人在海外研究的立场，或者是教学的经验，或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新的平台，作为大家继续思考中国以及中国系的各个不同华语文学的现象。
结果有了华语语系文学的说明，它有一个对应词，Sinophone Literature。相对于华语语系文学，我们也想到英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语系文学，日语语系文学，曾经被日本占领50年的台湾，在占领期的后半段逐渐发展出台湾在地汉族的写作者以日文写作产生的一种文学。我们想，英语语系通常想到的是西印度群岛的作者，想到法语语系，也许是法语的非洲，各个不同的区域用了这样的语言作为他们抒情表意的工具，依此类推，西语系，或者是日语系的文学。
这些语系上有它的基础，就是以殖民和后殖民的理论作为延伸的起点。想象在18世纪、19世纪以来，因为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当殖民国在第二三世界占据了某一个被殖民的地区，他们将自己宗主国的语言、文化、教育体系强加于在地的土着上，年久日深，在地的土着因为弱势的地位必须接受殖民者的教化、教育，以及他们整个文化的模式。
再经过一两百年，被殖民者逐渐忘记了自己原来土着时期所承袭的语言传统、文化传统，不知不觉吸取了殖民国的强势文化的力量，或者是资本，而成为了一种所谓语系衍生的文学或者文化现象。
所以，我们想想西印度群岛的问题，以及印度在广义的殖民时期所产生的英语写作的文学，都是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可以延伸的。相形之下我们要问了，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也适用于这样的殖民以及后殖民理论的模式呢？哪怕就算是我们使用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否仍然是能够开出一个不同辩论的局面呢？这是等下我要继续说明的。
在广义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语言史上，中国虽然是以汉语作为语言的大宗，但是在这样一个土地上，号称有56个不同的民族，其实有超过80多种的语言被流通，被使用。这些语言其实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包括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等，在这不同语系下，我们形成的所谓中国人的语言，是超乎我们狭义定义的汉语为主的语言的。甚至在汉语的标志上，汉语也可以细分出各个不同的支脉，像汉语的语系，壮族、侗族等的语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产生的想象，正像巴赫金所说的，是众声喧哗的世界。这个理论也恰恰用到了中国广义的文明里面，由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喧嚣共汇集了这样一个生机蓬勃的语言现象。
王德威：何为中国？何为华语语系文学？
所以我们在探讨华语语系文学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语言作为一个共同认同的公分母，承认在这样语言广义的号召之下，我们继续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文化，各个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样语言的表征，这些语言的表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通常是以汉语作为最后的回归的重心，而以汉字作为我们流通的重要的符号。
所以，这是我们大体上对于华语语系的看法，这个看法下面有不同的批评观点加以深化，加以文化化，以下的论点也许大家有同意的地方，也许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看看。
2017年在美国任教的史书美教授提出了《视觉与认同》里面的观点，华语语系的诞生应该作为一种对抗，或者是一个工具，对抗以大陆为中心的文化策略。对于她而言，华语语系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团结了在政治之外各个区域的不同文化，他们都用华语，但是有各自不同的认同方向。比如在中国领土之上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被教化，或者是被强迫使用汉语，包括了蒙古、新疆、西藏等等。这是她对于华语语系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之下有一个强烈的批判，甚至是以这样的语系作为抵抗的对象。
在更重要的一个层次，史教授强调，在华语语系的研究下，不见得，甚至不必以中国作为对话的对象，因为就像是西方的各个不同语系的文学，一旦离开了宗主国，有了自维的空间以后，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文化创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它独立自主的一个表现了。这是史教授的观点，这个观点无可讳言地受到了强烈的殖民以及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这个脉络有时间也许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耶鲁大学石静远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也同意华语的观点，我们可以扩张或者扩大以汉语书写沟通整个全球的一种文化脉络的理解，我们以华语作为一个大的公分母，认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民，不同的文化，他们个人以华语所表现的各种想象和实际经验。但是与刚才的史书美教授不一样，石静远教授强调了以政治政权为坐标的中国，仍然是我们必须对话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华语社群通过不断的来往，不断的协商，不断的沟通来作为一个大家继续产生互动的平台，在这个情形下，她认为华语研究，或者华语语系研究才继续有更可为和复杂的空间。
所以在这里大家看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理论上的位置，一个是以对抗作为出发点，另一个以协商作为出发点。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入上海复旦大学葛兆光的说法呢？葛兆光先生和海外的理论未必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看看过去他这些年，不论是讨论历史化的中国语境，像《宅兹中国》这样的作品，还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成果的作品——《从周边看中国》。从不同的受到汉字文化，或者是华语文化影响的国家、区域来回看中国是如何建立，如何被形构、思考和转换的过程，这是葛兆光所希望强调的面向。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出来，与史书美教授强调的像冷战政治似的政治地理的观点不太一样，也和石静远的观点不太一样。葛兆光教授强调的是历史的脉络。
我们回看中国三、四、五千年的历史，不论是看盛还是衰，我们必须是要强调历史的脉络，谱系学线索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从严格历史学的观点提请了我们对于时间的、历史的注意。这是我个人看出来的第三个可能性。
回到我自己的一个看法，2007年我出版了《后遗民写作》，我特别想要和史书美教授做一个友谊的对话，我认为史书美教授有一个强烈的论述的张力：以华语语系作为一个重新思考海外的华语地区人和事，还有文化的定位。同时，借此来抗拒和批判以中国为定位的大中国的文学。基本上我们也可以通过史书美教授的一些观点，但是似乎又觉得这样的观点局限在后冷战时期的一个简单的政治地理的切割。试问，今天大家在旅行、资讯、文化的想象，语言的使用上如此的繁复，如此的流转，互相影响，我们能够用这样简单的方式作为一个所谓的陆地与海洋，或者是大国与海外之间的切割吗？我认为那是抽刀断水的做法。
（从右至左）张悦然、钟志清、王德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在不无调侃的动机之下，有后殖民，我又有了后遗民。但是后遗民，大家不要望文生义，好像我是一个明朝或者清朝的遗老遗少似的。正是有了“后”字，在某一个意义上也解构了遗民原来所带有的忠君、爱国、保住原来历史的这些含义。
但是我认为历史的千回百转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理论，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政治立场做一清二楚的划分，尤其对于千百万在海外生存、旅行、流亡的各种各样的有华裔血统的文化人而言。那么面对着那个渺渺唐山，我们怎么样思考，什么是中国，或者何为中国，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不应该简化成为一个政治表态的立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了“三民主义”，后移民、后遗民、后夷民。有的移民是迁移到海外的移民；有的是移民到了海外心念祖国，年深日久仍然不能忘怀祖国一切的移民；还有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两代，一旦到落迹在英国、法国，他们如果忘掉了语言的源头，生活的习性，他们就真的变成了洋人了。
今天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有很多心念祖国的是第二代遗民，但是更多的可能第二、第三代变成了洋人，变成了夷民了。所以，这个后遗民的观点，无非是希望强调整个我们对于华族的背景，华语的延续性，做出更赋予历史辩证性的思考，而不仅仅止于所谓政治地理的区分。这些可能是一时的，但是作为深切关怀文化、历史的我们来讲，尤其是文学，应该是化简为繁，用最复杂的方式来陈述一个千丝万缕的有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所以这是我个人所想提出来的观点。
这是在第一个部分，最后我要讲到我所谓的“后”不仅可以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过去就过去了，也可以暗示一个时代完而不了。遗失，遗也是残留，剩下的。遗在中国的古典字元里面，也是赠与、赠送、留下来的意思，所以在舍弃和保留，在和我们过去的传统，过去的文明做出切割，或者做出绵延不觉乡愁似的回顾，这两个之间的光谱是何其复杂，这样一个光谱正是作为文学关怀者，以及实践者真正应该着力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的结论与其说以简单的论述证明，或者反证各种各样有关中国，华语、华族的现象，还不如回到文学实践，以及我们的生活实践，仔细思考这个华语，或者华语语系所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所可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灵感。
三、用三个故事，讲述“华夷风”的内涵
著名作家阎连科
第二个部分，什么是我所谓的“华夷风”。华夷这两个字大家都不陌生，一讲到华夷，我们讲到华夷之辨，有华夏的问题，有夷夏之防的问题，等等。通常，想到的夷是“他者”，是外国人，是那个野蛮人，是我们不认识的某一个对象。
但是，任何对于中国古典的族群文化做过研究的同行们都会了解到，华夏的观点当然指的是中国的一个文明的精华的部分。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之为夏，有服章之美，谓之为华。但是“夷”这个字，在中国的古典里面没有贬义，从来不是一个次等，二流的，野蛮的隐喻之词。
而这个词却经过历史的流变，逐渐变成了一个以华自居的中国本位者来看待外族、异邦、藩属的词，而这个词逐渐逐渐有了高下好坏的意思。对于“夷”的通常判断是有没有文化：一方面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有中华文化，华夏文化；另一方面，“夷”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没有文化，没有任何教化的一个蛮夷之邦的“夷”了。
这个“夷”到了清代，当然通称洋人，或者外国人，变成了夷的一个对象物。我认为这类的区分有时而穷，就像刚才提到了“华夷风”这样的观点，恰恰提醒了我们，华的传统里面从来是包含了夷的元素。而在海外的已经被视为夷的一些边缘者，未尝没有对华的向往，或者对华的一些更深、更远的协助，一种助力。
所以这些是作为我们论述的基础，到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已经讲到了“我中国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这些华夷之辨一直是我们不断思索、思考、辩证的对象，但是现在全充做我们的背景。以下我来到了“华夷风”定义的问题，这个定义可以作为以下故事的一个参考。
我来念一段话：Sinophone的phone，我翻译为风，风在这个地方就有很繁复的意思，风恰可点出丰富的意义。风是气流振动，风向、风势，是声音、音乐、修辞，是现象，风潮、风物、风景。是教化，文明（风教、风俗、风土）。是节操气性（风范、风格）。风以动万物也。华语语系的风，来回摆荡在中原与海外，原乡与异域之间，启动“华夷风”景。所以这是我对“华夷风”研究的一个期盼。
以下我用三个不同的故事进一步说明我对“华夷风”的批评或者想象。
三个故事之一：世界里的中国
我第一个故事，世界里面的中国。首先看到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王啸平，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知道这位老作家的。在1940年新加坡的一个少年，名字叫做王啸平，当时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时候，他决心抗日，在新加坡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因为他个人对于五四的向往，对于左翼号召的一个向往，他决心离开他生长的地方，来到了当时战乱时期的中国。
而这个王啸平在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在1940年代的初期，在新四军战争的过程里面，王啸平认识了一个女性的军人，叫做茹志鹃。后来他们结婚了，生下了一个女儿，是有名的王安忆。
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下，说明了我们对于“华夷风”复杂的看法，来自新加坡华裔的少年，对中国，或者对中华的憧憬，让他在战争期间，万里只身来到战争中的国家，他的祖国。
王安忆曾经以他的父亲作为背景，写出了《伤心太平洋》，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小说，但是除了王啸平的背景之外，我们对于茹志鹃的背景知道多少呢？他是50年代重要的中国左翼的女作家，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王安忆的说法，茹志鹃的家族是来自于五胡乱华的时候，北方的柔然族。这个柔然族经过五胡乱华的路线来到了中原。然后，在蒙古帝国的时候，又臣服于成吉思汗，在一次判断失败的过程里，被成吉思汗流放到了中国的南方，江浙一带，所以这个茹志鹃的茹姓，其实是北方一族夷人的姓，甚至被当做一个虫子一样（柔然族又叫蠕蠕族），是这样一个族裔。
在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里面，说明了母系家谱的来龙去脉，思考自己创作的所衷。在这个地方，纪实跟虚构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有多少时候，王安忆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都相信，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未必如此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明即使是自命共和国的女儿，王安忆她是一个华夷风下阅读的重要的资源，或者是一个视野。从华夷语系的观点，也许我们不再简单把王安忆视作上海作家，而是把她看成是在一个更复杂的，广义的世界里面，中国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展、糅合、混杂的成果了。
这让我们想到了王安忆父亲所来的地方。东南亚或者南海，这是一个多么广大的领域。南洋，有至少4000万的华裔居民在这个地方，不论他们的文化、政治、宗教信仰的属性，他们在多少的层次上仍然使用着不同种类的华族的语言、或者是方言，或者是汉语。
在这个意义上，像是李永平，在中国大陆知道他的读者可能并不多。这是一位来自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小城的少年，1968年19岁只身到了台湾，他所向往的是永远的中国。所以一直到后来他的写作基本上是想象着中国的梦土作为出发点，他的故事高来高去，总让你摸不到边，到底这是北方的地方还是南方的地方，不知道，但是从语言上判断那是中国。所以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国者，他是什么样的爱国者？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到了2008年，年纪渐渐老去的李永平写出了《大河尽头》，回到了他的沙捞越，讲述了在沙捞越英属殖民地时期长大的一个中国小男孩，随着一大群殖民者的观光客，或者旅客，探险家，到了婆罗州另外一面，荷兰所属的这样一个地区做探险的故事。
这个故事故事糅合了各种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同的语言，这一群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所谓殖民的宗主国的这些旅行者或者是冒险者，和一个华裔的小男孩一起上溯到位于现在印尼婆罗州领域之内的圣山上，找寻生命的源头。我个人认为《大河尽头》应该是21世纪我所阅读的中文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作品，非常愿意在这里推荐给有兴趣作品的读者。就我所知这个作品应该已经是有大陆的版本了（编者注：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
或者是另外一个作家谢裕民，来自于新加坡的谢裕民，他是新加坡人，生长在新加坡，写作了《重构南洋图像》。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对新加坡父子在安逸的生活之余，突然有了寻根的冲动，而这个寻根的冲动把这对父子带到了印尼各个群岛中间的一个小岛，摩鹿加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安汶，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哪一位来宾去过的，这是香料群岛的转运站。这对父子来到这个地方才知道，这个家族姓朱，是在崇祯年间经过了甲申之变，流亡到台湾的一群人，随着郑成功要反清复明而失败的明代的宗室，最后在清朝占领了台湾之后漂流到了南洋这一带。而到了南洋这一带后，大风把他们吹到了印尼，而他们在印尼不得以安身立户了。
多少年之后，当这新加坡的父子来到了岛上，找寻曾经姓朱的，300年以前的遗民宗室之后，他们所见到的那个第七、八、九代的传人是一群脸色非常黝黑，一张嘴只讲出了印尼土话的一群土着。当地中华性在哪里？到底这样一种绵延的乡愁来自于哪里，又去到哪里？新加坡的作家在这个岛国建立也不过就是五六十年的背景里，重新思考了个人在文化命脉上非常渺远的传承。
这个故事的复杂性不止于此，但是我的用意大家可以理解。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中国，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中有多少的华裔，有多少的华裔子民用他们的语言，也许不够标准，但是不断的传播。需要有了这样一个世界里中国的想象，我今天以中国大陆为基准的中国文学才能够更为复杂和蓬勃。
在这里我也想到了许多的作者也许有意无意之间，在延续着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里面中国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尊敬的资深作家李锐——大家可能现在都不读他的作品，读他女儿笛安的作品了——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讲的是两个从意大利小城里来的修士，一生奉献给了山西省贫苦的农民们，在庚子事变的教难里，这两个修士牺牲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多少时间去想象，讲着山西土话的一群中国人，和由意大利来到中国的，用了千辛万苦的方式学习了一口不地道的山西土话的意大利传教士之间的这些沟通的可能呢？语言和声音在这里是我们想象到的一个特殊的世界性的开端。
或者由一个呼唤的名称谈起。像是徐则臣突然写出一个作品叫做《耶路撒冷》。对于年轻的徐则臣来讲，“耶路撒冷”是他投掷的一个生命里新的寄托的乞求，或者新的救赎的想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他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但是它面一撒开，其实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华语世界的故事。
或者像张悦然的《誓鸟》，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飘零到南海的少女，在那样一个不可知的环境里，去淬炼她个人的女性，或者妇女性，她个人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些作品，把我们带向了一个世界面向的场域里面，一个不同的想象里面，重新思考这个中国性所可能给我们新的启发应该是什么？
或者像人大作家班的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什么是摩西呢？这样一个呼唤突然之间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不只是中国土地上的文学，是世界里的一个中国文学。
王德威发表演讲
三个故事之二：中国里的世界
现在来到我的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中国里的世界，和刚才是倒过来的。这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它是有它的世界观，不是以北京、上海几个文学据点作为出发点，它原本就是复杂，多生，不同文化互动的过程。
我想到的是骆以军，来自台湾的作家，他现在在中国应该有部分，或者相当的知名度了。在2007年、2008年的《西夏旅馆》这个作品，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读过？读完的人我特别佩服，我读的时候感觉是难以卒读。这个作品是用诗歌一样的绵秘的语言，最华丽的语言来讲述一个最不堪的故事，我想读过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在这个故事里面骆以军想象着西夏和旅馆这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空间坐标，激发出来的个人对于绅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想象。
西夏我们知道，是一个古老的，所谓的夷敌的文明，我们用今天勉强的地理知识来说，西夏原来是所谓的唐古特族，或者是今天我们讲的是党项、或者是羌族，这个族裔的文明已经消失了。曾经有三个世纪，从第十到第十三世纪，西夏是一个小的帝国，有自己文明的帝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元代和宋代之间这个帝国被歼灭了。帝国里面这些子民四散奔逃，离散。经过几百年的流浪，最后消失于无形，他们所代表的西夏文化，今天只是在考古堆里面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检验而已。
所以用了这样一个典故，骆以军把西夏这个词安放到旅馆这个观念上。在《西夏旅馆》里面每一个房间，打开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华丽的、恐怖的、淫威的，或者诗情画意的场面，不断的像万花筒一样，激发出旅馆里面形形色色的现象。
而对于骆以军，作为一个外省第二代的作家，写作在21世纪的初期，用西夏、旅馆这样一个词，在台湾自觉意识高张的时代里面，骆以军所谓何来呢？我引用他的话，“西夏被蒙古人灭掉时，那种逃亡的意象很吸引我。所以小说中有一支骑兵在一直逃一直逃，很恐惧。就像我父亲那时到台湾，一有社会危机他就会去买一大堆卫生纸、油来囤积。随时还准备好一个皮箱，有所有必要带的东西在里面，主要随时可以走，那个逃亡性是他二十几岁就培养起来的生存本能。”
在座也许没有类似的应验，可是第二代的这种感触，我想骆以军是写得非常的露骨的。
另外一段话：“因为百年来的战乱、大迁移、离散，有另一群人被历史的错谬，脱锚离开了中国这个故事的原乡，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一个在异乡异境，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抛离的处境当中慢慢的变貌、异化，在他们的追忆过程长出兽毛和鳞片，形成另外一种威胁之梦的孵梦蜂巢。”
所以在这个旅馆里面所藏污纳垢，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住户，他们不堪的，猥琐的过去，隐藏了太多的焦虑，太多的危机感，太多的感时伤世的辛酸。这是骆以军式的写作，他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中国、华语、台湾小说。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视觉、听觉的错乱的认知过程里面，讲述了一代台湾作家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感伤还有无可奈何的告白。
所以在这样的中国里面，他挫败的存在让我们想到中国的世界何其之繁复。在这个点上我们又回到了中国大陆的语境里面。我们想到了阿来这样一个作家，现在变成了全球的一个所谓西藏作家代表。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阿来是属于嘉绒藏族，不是非常核心的，节骨眼似的藏族的代表，来自于羌族的自治州。而这个羌族我刚才已经暗示了，很可能就是西夏族曾经辉煌一时，最后完全被歼灭掉的那个族裔里，仅剩的唯一一支的最后落脚点。落脚的地方在所谓的阿贝藏族羌族自治州，今天汶川的地方。所以，阿来到底代表什么？代表西藏吗？用华语写作代表中国吗？
他告诉我，他其实是不能够真正读藏语的，他父亲是有穆斯林的背景。这样一个复杂的作家却在2012年写出了《瞻对》，这是对他自己的祖辈，300年前在清代和清廷对抗的一个纪实的文学，又像是报道，又像是虚构，纪实与虚构。在这个意义上再一次丰富了我们的对于现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学的认识。
我们的故事继续。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会想到来自于台湾南部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排湾族部落有一个女性，是一个歌唱者，一个原住民的歌唱者，面临了自己的原住民文化已经完全分崩离析的时候，有一次她来到西藏，参加了藏族转山的活动。在藏族转山的活动里面，激起了排湾族女作家对自己祖陵的理解。她理解了我的根是怎么来的，我怎么经过一种仪式来召唤那曾经有过，却已经失去的族群的记忆。
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从台湾来到西藏，经过了整个宗教仪式的历练，最后这个女子回到了台湾，重新理解了她对于故乡，对于她族群新的信心和向往。
或者是我们把中国里的世界版图更为扩大，我们读迟子建，来自黑龙江的汉族作家，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她处理是一个濒临绝种的鄂温克族老族裔的故事，在这里汉族和其他族裔之间的交汇成为我们阅读的焦点。
或者是来自一个台湾的离岛，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岛屿，叫做兰屿。有一个达悟族，非常小的原住民的族群，夏曼·蓝波安，他用汉语写作了一个他个人对于大海的向往，大海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叙事方法和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好的小说和散文完全是不一样的。用了祖辈口语传述的方式，复演出对于台湾的一个小部分的重新的思考。
而最后，中国里的世界，是不是能包括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呢？他在1966年曾经是红卫兵运动的命名发起者之一，最后变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在同时他又是一个信仰非常深刻的穆斯林。今天可能是中国国境以内哲合忍耶教派一个最重要的领导者。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写出他的《心灵史》，讲述的整个教派在清代，以及民国所受到的压迫，还有信仰的艰难，这个述说里面，不只是对宗教，也是对文化，甚至是对中国性本身所做出来的新的挑战。张承志有一句有名的话，也是非常令人奇怪的话：“我的根在西亚的阿拉伯，不属于中华民族。”
就在他说他不属于中华民族的时候，他用了汉语来创作，他是不是仍然是我们广义的华语语系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呢？这是我在今天第二个部分，中国里面的世界，我所讲述的不同的例子。
三个故事之三：乌托邦里的中国和世界
最后一个部分，乌托邦里面的中国和世界，毕竟我们都是文学的爱好者，或者文学的从业者，我们在文字的世界里经营着切身的经验或者是国族的历史。在此之外，我们更对于文学、文字所创作出来的无限的乌托邦，或者恶托邦，或者是异托邦的可能性给予了最大发挥的余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这一系列的作家再一次刺激着我们的想象，华语文学可以给当代的中国文学，汉语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刺激。
来看看这位作家，黄锦树，来自于马来西亚，定居在台湾，他在过去这些年，应该是台湾重要的马华文学的发源者。他曾说过：“历史是债务，对我而言是条破船，而形式是修补术。”用他的形式，他要讲述的是在马来西亚，建国之前、建国之后，几百万的华裔马华的子民曾经想象着，他们可以在马来半岛上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以华语作为沟通工具，以汉文或者中国文化作为传承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建构。而这个建构曾经被想象作为是马华的共产党在当时奋斗的最后目标。
所以在过去这些年里，所谓马共的问题怎么书写，黄锦树念兹在兹。到了今天，这个梦可能已经不太容易实现了。但是黄锦树所投射的那一代马华的子民，他们想象的政治建构，给予了之后者多少的启发，或者多少的失望。
这个大格局的故事，再一次说明马华的作家也可能写出惊天动地的政治的历史的小说。而讲到政治与历史，我们又怎么能够忘记陈映真，这位来自台湾的作家。在任何对于左翼文学的研究里，如果在过去30年忽视了陈映真的贡献，那是一个大的损失。
在各种不同的面向上，陈映真说明了他最广义的以人道主义作为论证基础的左翼的理想。他曾经为这个理想付出了半生的代价，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回到了中国，但是已经生了病，在昏迷的状态之下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年。无论他的政治立场或政治信仰，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是台湾过去60年里面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者。他以他的文字不仅仅述说了可能引起异议的政治立场，在更大的层次上，他以这样一个立场说明了个人对于一个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中华民族的传承，一个乌托邦式的寄托。故事本身的曲折、动人，我想今天不是来谈论的时候，我只在这里做一个最简单的介绍。
而延续着这个传统，这个乌托邦的传统也应该包含了像李渝、郭松棻、刘大任这样的作家。但是也许我们今天在中国国境以内对不再去提这些作家。这些作家有的是生于中国大陆在台湾成长，像郭松棻来自于本省台湾人的世家。他们不约而同地在1960年代的末期从台湾来到美国，开始他们的研究生的生涯，有的人念比较文学，有的人念艺术史，有的人念政治。但是他们遇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整个全美国的校园反战运动，那个时候左翼浪漫的思潮在全世界风起云涌。
这三位来自于台湾的留学生，在他们信仰最激烈的时候，放弃了他们和台湾的所有瓜葛，国籍、护照，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一群海外红卫兵，他们付出了无比的代价，而最后收编入了联合国，他们后半生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就是不断地做联合国的翻译。可是在政治上的这些挫败却成就了他们在文学上无比辉煌的一个开始。
我们今天面对这三位作家，他们曾想象的左翼革命所承诺的，或者让他们失望的，或者经过他们的写作继续坚持的。在这个点上，今天如果谈左翼文学构造的乌托邦式的论述，我认为这三位作家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最后，来到黄锦树的《鱼骸》，《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以及《犹见扶余》。在这里以他个人的笔触重新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南洋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当然从来没有存在，1957年马来亚建国之后，华人的地位受到打压，再也不能延续，或者发挥中国人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黄锦树以一种悼亡、伤逝而且又不无讽刺的立场再一次说明了，曾经有的梦想持续的只能在故事里面再一次发光、发热，哪怕是多么微小。
我觉得这些乌托邦或者恶托邦里面的作者，带给我们各个不同的华语的世界想象，未必是在中国以内的作家们，或者是读者们所曾经注意到的，或者是曾经想象得到的。
所以，结束我今天的讨论，我把我的话题再一次扩大，我们的乌托邦和恶托邦难道只能包括着政治的构想，或者意识形态的蓝图吗？或者是像董启章那么把香港想象成为一个科幻的城市，V城，在1997年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V城系列的故事，是一种梦华录、博物志之类的书写，是一些香港对于乌托邦书写的贡献。
或者是回到中国的语境，当我们讨论华语语系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安顿像是刘慈欣，或者韩松这类作家的位置？他们所想象的广大的华语语系，不但只是在地球上，而且是在星球上，在银河里面，在浩瀚无际的太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不断地觊觎地球上华族的文明。
再去谈简单国族的分辨，简单的简单意识形态的纠结，未免显得太小儿科了。
当整个华族文明面临千万世纪以来最强大的一次挑战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读者，又怎么去想象这些作家笔下的，他们的憧憬，他们的愿景呢？而这个愿景可能是华语的世界里面所挥洒出来的一个新的、不同的空间，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最后，我想说明，我们看到在全球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语境里面，有不同的作家以汉语来书写，来传播他们对于华文和华语的想象，无论是在法国的高行健，还是早就过世了的来自台湾的三毛。但是三毛的写作千万别忘了，她是从非洲开始的，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展开了华语创作。来自于台湾的郭松棻，或者是漂流到海外的张爱玲、白先勇。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李子舒，香港的董启章，台湾的朱天文，现在在德国的从上海来的作家严歌苓，或者是在美国波士顿的哈金，这些作家以不同的场域，甚至实验着不同的语言，来想象着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华夷风”这个词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怎么样扩充我们对华语世界的憧憬，或者是对于华语世界铭刻的开始，谢谢大家的聆听。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