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学批评杂志，在打开一定的知名度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一般说来，创刊伊始，杂志会投入很大的精力，通过精心的准备，以求一炮打响，但好的开场并不意味着有越来越好的过程。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杂志都或多或少会碰到难以为继的窘境，也可能从此慢慢走向平淡期。也因为此，如何突破瓶颈，成了不少杂志创刊多年后常谈常新的话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文学批评》似乎走了一个“反向”的过程。在3月27日于该社举办的“深化理论与批评，回应当代需求——《中国文学批评》创刊两周年”座谈会上，杂志主编张江坦言，刚创刊时，杂志社来稿少。作为一种应对性策略，杂志比较多地依赖于名人效应，即使稿子实际上没那么好，也是刊发了再说。此后，杂志形成一定的效应，影响力打出去了，来稿越来越多了。他们便开始严格把关，即使对名家也如此，觉得文章不合宜，就退回去修改。“这样，文章的质量总体看是大大提高了。”
这一提高看似水到渠成，实际上是用心经营的结果。体现在版面上，“当代作家聚焦”、 “汉学新态”、“网络文学研究”等栏目的设置，都有着更为明确的批评指向。以今年第一期“文学现象论辩”栏目为例，该栏目之所以聚焦“顾彬文学史观”，不仅在于评析已然不是热点的顾彬现象本身，而在于让这种评析凸显异质文化与中国传统及现代的对话，其间交织着中西、古今、文学与非文学的维度。毫无疑问，由于西方立场的偏见和对中国文学生长环境的隔膜，顾彬的文学史观不可避免存在各种误解乃至谬误，因此很难说顾彬提供了怎样深刻的具体洞见，但他的意义正如栏目导语所言，打开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叙事空间，启发我们从不同视角反思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
不能不说这样的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顾彬由于不是在中国文学环境里“生长”，他与中国作家、诗人们没有太多利益或人情的交集，批评起中国文学来就显得游刃有余。他可以率性地抛出“当代文学垃圾论”，而对他自己的母语文学即使有所批评，也会多一些顾忌。事实上，最考验批评家的，正在于能否对同时代作家、诗人，提出最为真实的批评意见。就当下而言，普遍的情况，就如中国社科院外研所所长陈众议所说，少有直面批评的文章，也少有有思想锋芒的文章，而鲁迅、巴金、茅盾那个年代，多的是这样的文章。“打个比方，李健吾是巴金很好的朋友，但他对巴金的批评直言不讳。”由此，在肯定该杂志两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陈众议希望国内文学批评杂志，能多一些这样有锋芒的文章，把正面评论与反面批评很好地结合起来。
事实上，文学批评杂志一般都期待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在“论”与“辩”之间保持平衡，但当真实践起来，做好哪一端都殊为不易。《中国文学批评》正是认识到“论”的普遍缺乏，在发刊词里即申明，中国当前文学理论虽则繁荣，但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依然面临重重困难。而总体看，理论和批评相隔甚远，理论家对批评持不屑的态度，习惯于生产关于理论的理论，批评家不问理论，仅凭一己好恶陟罚臧否，因此倡导“理论应该是批评的理论，批评应该是理论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必须走理论与批评融合的道路，“以批评见证理论，以理论支持批评”。以“中华美学精神”栏目为例，刊发文章的确体现了该杂志“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服务”的诉求。而通过这个专栏，也给这份偏重于当代理论和批评的刊物引入了博大精深的古代和近现代美学的内容，以此提供了杂志的学术厚度、思想深度和历史延续性，并因此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赞赏，但他们同时指出，该杂志于“辩”一端还有一定的缺失。体现在一些专题上，多的是正面的评述文章，而较少有针锋相对的争鸣文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大文学院教授程光炜直言，不要讨厌有一定学理性的酷评，应该多一些一针见血的批评。
不管酷评是否无懈可击，但它确有可能从另一个侧面拓宽批评的思考空间。而在当下众声喧哗的文学批评语境里，一本杂志要时时引起关注，酷评确是一种理想的捷径。但诚如《中国文学批评》副主编高建平所言，酷评虽然能引起关注，却未必有利于杂志的长远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该杂志走了相对稳健的路子，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风格。也因此，更为切近的问题在于，是延续并进一步巩固这种风格，还是力求突破以求增强批评的活力和表现力。
在中国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看来，有着明显职业化倾向的学院批评，久而久之会僵化，也会有很多盲点，所以当下更需要看到学院之外的有野性的文章，更需要在“标准”批评文章之外，看到像点评、批注这般文章。文学批评理当有更为丰富的呈现，它不应成为评论家的专职，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也不妨参与其中，作家更应如此，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五四一代作家像鲁迅、茅盾等，都写文学批评。作家批评的好处就在于，他们往往三言两语就直抵本质。但我们当下的批评，把文学批评应该有的丰富性消解了。”
相比而言，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倾向于加强文学批评杂志的本位化建设。他以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当代作家评论》为例表示，这本杂志之所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和赞赏，就因为它做到了两个“本位化”。一是批评对象的本位化，无论对作家的总体成就，还是就他们的具体作品，该杂志都不遗余力推介，既见证了当代作家的成长，参与了其经典化的过程。“再一个是批评家的本位化。该杂志同时还见证了批评家的成长，见证了他们的成型、成名。因为做到这两个本位化，无论作家、批评家都对这本杂志有相当的认同和赞赏。”
但无论持何种见解，归结到一点，文学批评杂志倘是已形成一定的风格，要以防趋于僵化、封闭，而不断开疆拓土，也不应完全失去本来该有的面目。如此文学批评杂志，才会如《中国文学批评》发刊词中所期待的那样，真正成为“高质量、有灵魂的学术刊物”。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