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取保释放，走出了三年多的囚禁之地——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一月二十六日走出了老虎桥，在近地的马骥良君家住宿一夜，可是刚吃过晚饭，马君听了友人的劝，忽然决定连夜趁车赶往上海去了，我遂独自占领他的大床，酣眠了一夜。”这是六十五岁的知堂老人惊魂未定的酣眠，也是他此生最后的南京之夜。

　　这位马骥良，乃周佛海亲信，于周佛海日记中出现过几十次，1947年3月9日周佛海狱中日记云：“病中一切均系骥良照料，其忠义之行，虽古人鲜见。余部属、友人甚多，危难时始终不变，尽力招呼者，惟骥良耳。感激之余，不胜敬佩。”我认为马骥良是与周作人同时释放的，这才有可能在慌急之下邀周作人借宿自家。马骥良连夜赶往上海，也许是担心当局变卦“放了又捉”，马的担心直接影响了周作人，所以老周第二天下午在尤炳圻父子的协助下也赶紧乘火车奔赴上海。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周作人说“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车辆停在那里，就拥了上去，那时车上已挤满了人，我因了尤君父子的帮助，从车窗上进去了，得到一个坐处，尤君父子却只能站着，后来在过道上放下包裹，也就坐下了”。经历过挤火车年代的我，当然会心一笑，同时想象知堂老人爬车窗的动作。

　　尤炳圻

　　南京到上海，车行一天一夜，1月28日暮色苍然，周作人一行三人才赶到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尤炳圻家。尤炳圻（1912-1984）乃周作人学生，兵荒马乱之际，对老师爱护备至，令我“不胜敬佩”。周作人后来说：“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八月十五日这才回到北京来的。”一百九十八天之后离沪返京，乘火车同样是“一票难求”，直接拿不到票，先一天得去车站“编号”，“由平白派其长子锡麒彻夜守候”，平白即尤炳圻。第二天“上午五时”再“盖戳又编号”，“八时顷先回，九时半又去，凭编号界片买北平二等票，三万六百廿元，取得收据”。第三天“托平白至站寄行李二件，五十一公斤，运费一万九千余元。二时同平白出发，亢德，延义送至路口。五点五十分火车开行，各有坐位，夜未能睡”。

　　周作人在尤府住下，4月1日恢复日记，我所看到的只是“六月廿七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日记，若无这段日记作参考材料，只凭我到过横浜桥，只凭我非常熟悉太仆寺街，这篇小文还是无从写起。

　　1976年11月香港出了本《七艺》月刊，主编是徐訏（1908-1980）。在创刊号目录上赫然列着“知堂老人的己丑日记”，见到这一行字，我是不能错失这本杂志的，很便宜的价钱买了来，后来又买到了全份四期的《七艺》。内页的题目是“知堂老人己丑（1949）日记”下面“成仲恩编注”，成仲恩即鲍耀明（1920-2016）——周作人晚年通信及贸易往来最多的境外友人。我们知道周鲍的交情非同一般，鲍向周借日记，周竟借给他，而且不止一次，借借还还，寄来寄去，终于搞丢了一本（1944年日记）。

　　鲍耀明

　　周作人自入狱到出狱到借居尤府到返平这几年里，往八道湾家中寄有一百六十余封信，每信均有编号，己丑日记中最后一信为：“八月五日，下午寄一六二号北平信。”可惜这些信无一保存下来。

　　战前周作人公开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所出，周作人未及看到（或以为没出成），所以己丑日记中记有“六月三十日，阴。上午写文了。下午康嗣群来，云无《立春以前》，因以一册赠来。”陶亢德当年主政太平书局，后被判刑三年，陶亢德与周作人过从甚密，《立春以前》经他手出版，如无后来的变故，本应由他亲手付给周作人样书的。康嗣群（1910-1969）与后来接收太平书局的出版公司熟络，故从库底中找一本《立春以前》不是难事。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回北平后，日记中所记赠友人书无一例外全是《立春以前》，如：“九月十日，下午废名同王楷元来访，赠以《立春以前》一册。”“十月二日，上午托丰二送交从文信，《立春以前》一册。”“十一月八日，下午寄复信，又《希腊的神与人》原本一册，吴小如《立春以前》一册。”这些《立春以前》很大可能也是康嗣群在上海时给周作人买来，随“五十一公斤”行李一并运抵北平。

　　周作人：《立春以前》

　　周作人难得来上海，这次一来便住了这么久，访客倒是换成另一拨人，完全不同于门庭若市的八道湾了。出现在日记中的客人有常客也有稀客，熟客有方纪生、康嗣群、仲廉夫妇、金星屋（金性尧）、钱君匋、陶亢德、孔另境、郭绍虞、施蛰存、王予（徐淦）等。周黎庵来过一两次，却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次是初次识荆也是最后一面，结果颇令人失望。首先是他的形象竟是如此渺小，不像想象中那么高大。（略）再则欠缺热情的谈话，既不道古，也不话今，只是寒暄一通，互致问候而已，几乎有无话可谈之势。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另境和我只好告辞出来，心中总有些纳闷。”周黎庵与周作人通信达二百余通，却用想象（高大）代替现实（渺小），说出这么一番不得体的话来。相比之周黎庵的态度，陶亢德对周作人却有实质性的帮助（11月15日记“下午取寄赠之《亦报》。十二日起，由亢德介绍属写小文者也”。11月16日记“下午得亢德十三日信，寄复信，附小文三篇。收《亦报》合订三册”。）以后，周作人给《亦报》供稿九百余篇，部分地解决了那几年的经济困难。

　　周黎庵夫妇

　　8月14日晚周作人回到北平，却未直接回八道湾，而是住到太仆寺街尤炳圻家。太仆寺街，东西向，西口再走不远即热闹的西单大街，而西单大街笔直往北，过了西四，再往北就是新街口，往西走不远就是八道湾了。周作人在太仆寺街住到10月18日，才得以“下午同丰一回家”。由于周作人的特殊身份，所以这两个来月，日记中出现的这些记载就可以理解了——“晚陈法正来访，为作户籍铺保”“李全为办户籍登记”。10月18日下午回家，立即“晚与丰一往访住宅纠察队杨君”。第二天19日“产业委员会人来调查”（我以为“产业委员会”前面还有个具体名称，老周故意不写）。

　　回到八道湾之后，周作人马上做的事就是“整理旧书”，一直整理了半个多月。的确，他离开心爱的赖以生存的旧书太久了。

　　本文载2016年12月2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知堂老人从横浜桥到太仆寺街》。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