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讨论会现场。
2016年12月10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谢希德—俞吾金哲学发展基金主办的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尚新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吴冠军教授、陈乔见教授，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慧珍教授，苏州大学庄友刚教授，东南大学梁卫霞副教授，复旦大学邓志峰教授、陈学明教授、张汝伦教授、王凤才教授、邹诗鹏教授、冯平教授、汪行福教授、张双利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由汪行福教授主持，哲学学院袁新书记与陈学明教授分别代表哲学学院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致辞。
俞吾金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学人的代表，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与时代同行，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优秀著作和论文，为新时期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哲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俞吾金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引领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发展，在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诠释、意识形态及其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转型与发展等领域提出了有重大学术和思想价值的问题和命题，其中有许多值得继续思考和讨论。
“俞吾金学术论坛”将每年举行一次，以期通过这个平台推动国内外学界的交流和俞吾金挚爱的哲学事业的发展，期待学界同仁襄助。
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选择“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这个主题是因为，今天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启蒙运动，如何看待启蒙的遗产关涉人类的未来和中国的发展。俞吾金先生不仅通过自己的研究多方面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与解放，而且自觉地对启蒙的缺失和重建进行反思。在全面深化改革、多元思潮交错的今天，如何理解启蒙？是超越启蒙还是回到启蒙？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精神遗产？以及如何思考启蒙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关联？与会专家对启蒙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欧洲启蒙遗产及其批判
赵敦华总结了对德国古典政治哲学性质的四个基本判断：第一，从康德到费希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不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而是德国启蒙运动不同阶段的时代精神精华；第二，康德的政治哲学不只是纯粹理性的道德哲学的推论和应用，也是回应政治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实践、经验的、实用的知识；第三，费希特的自我不是纯粹思想上的规定和道德假设，而是实现民族自由的法则和人类自由精神的运动；第四，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不是隐藏的或“神秘主义”，而是辩证推演和论证的法权体系。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吸收比对它的否定得益更多更大。这四个判断对理解德国古典政治哲学及其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有启发意义。
童世骏认为俞吾金先生具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的批判精神，非常强的思辨能力。这样一种精神对做好哲学做好学问都很重要。他认为，考虑启蒙的主题，理性还是重要的，把启蒙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是不准确的。在市场领域，经济理性如果和体现着民主决策、共同体情感和专家理性等因素相联系的主权国家脱离，在超国家的层面上，经济理性也会陷入非理性。他特别结合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著作《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讨论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矛盾。他的观点有很强的现实性。
尚新建借助康德的启蒙思想，从强国与启蒙的张力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的启蒙。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启蒙的性质和特征。首先，“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本质上是一场新启蒙运动，如何看待启蒙的遗产关涉人类的未来和中国的发展。俞吾金先生不仅通过自己的研究多方面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与解放，而且自觉地对启蒙的缺失和重建进行反思。其次，成熟的人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无非是立志服从理性的命令，按照理性自立的普遍法则行为，即解放人的自主性，让人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因此，启蒙具有道德的要求，完全不同于国家人民福祉的追求。再次，启蒙无疑要求个人自由。关于强国与启蒙的关系，他的看法是，一般说来，启蒙必然利于强国。国民性得到改善、思想独立、道德自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正是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表现。但是，强国未必蕴涵启蒙。因为强国也许是建立在对外和对内奴役基础上的，因而不符合个人自由的要求。
张汝伦以启蒙的人性观为主题，认为启蒙之后理性发生了变化，理性被降格的同时变成了中立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它不再具有知是非的特征，是非归为我们非理性的情感。启蒙哲学的基本意象是钟表，无论是宇宙还是人心，都是像一个钟表那样按照严格的机械规律在运行；而理性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认识这种规律并为人所用；但它不能改变规律而只能顺从规律。无论是各种社会改造计划还是作为它们反题的各种演化论，没有某种程度决定论的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归根结底，人是被决定的，不是被他的欲望决定，就是被他的社会及其种种创制所决定。这是启蒙人性论的必然结论。显然，张汝伦对启蒙传统更多地持批判和否定态度。
梁卫霞以宗教启蒙为主题，指出康德在19世纪的启蒙运动显盛时期对道德与宗教、理性和信仰、哲学和神学等重要的宗教主题作了真正启蒙意义上的创造性的解释和建构，为人们开启出一条理解宗教、重构宗教的理性化道德化道路。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尽管理性与信仰的紧张和对立仍然存在，但是康德式的“纯哲学释经学”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当把上帝的归于上帝，把康德的归于康德。
华南师范大学江雪莲教授结合自己对美国制宪之父联邦主义者的研究，不仅把美国启蒙运动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部分，而且强调欧洲启蒙思想向美国的传播并经过改造后对美国独立和建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意义上，美国革命是欧洲启蒙思想与本土经验结合的典范。
复旦大学罗亚玲副教授基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讨论了康德对自主性原则先验证明及其困难，并比较了维尔默的经验方案和阿佩尔的先验解决，并为后者做了辩护。
启蒙的反思及其超越
汪行福对启蒙概念本身进行了讨论，主张理智启蒙和规范启蒙的批判性互补。他认为，区分启蒙的理智层面和规范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启蒙并不仅仅是清醒地对待世界的态度，它要求知识分子为公众利益和自己的自由而运用自己的理性。把启蒙的理智方案与它的政治方案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对启蒙传统做更好的诊断，而且对坚持和发展启蒙方案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对启蒙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源于把理智启蒙等同于全部启蒙，因而指责启蒙导致了理性的工具化、道德的庸俗化、思想的虚无化或精神的犬儒化。启蒙的自由意识向犬儒主义的倒退不仅理论而且实践上要求把启蒙方案中的理智方面和规范方面结合起来。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理智思想运动，而且是道德政治运动。
为了克服启蒙方案的偏见，更好地贯彻启蒙本身的意图，我们需要：第一，超越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实现理性诸要求之间的互补。第二，超越现世主义和传统虚无主义，实现与文化传统和解。第三，超越个人主义权利至上论和抽象的普遍主义，完善个人自由和人与人的互惠。
吴冠军结合2016年西方世界民主实践的两件大事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给出自己对现代民主的双重结构性困局的诊断。他认为现代民主存在两个结构性困局。第一个困局是每个个体的那一票无足轻重，直接催生出当代民主国家中的弥散性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并导致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赤字”；第二个困局是民主结构性地制造社会隔裂。这种割裂使整个人民统治自身（民主之本义）成为一个“幻想”。现代民主在这两场实践中不同程度地被推到了其自身的界阈，也正是在这样的地点上，我们得以观察到它的诸种结构性困局。
黄玉顺在讨论了启蒙的普遍意义和中国意义之后，区分了反思启蒙的三种立场：兑现个体解放承诺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徒劳“复魅”的前现代主义的立场以及现代极权主义的立场，并对儒家传统的内源现代性思想资源进行了挖掘，认为启蒙是与商业社会兴起相伴随的思想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之际。启蒙的价值具有普遍意义，儒学发展取决于它能否很好地承担自己的启蒙使命，顺应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确立个人主体性的观念和开出现代价值观的体系。因此，儒家与启蒙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陈乔见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启蒙发展儒学，以儒家促进启蒙”的主张。一方面，儒家与启蒙诸价值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可以相互接纳，相互发明。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儒家应当坦率承认在传统儒家中现代价值是相对薄弱的，儒家应该积极吸纳消化，而不是排斥、抵制这些价值。中国大部分启蒙派实际上是西化派，如果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凡中必反，凡儒必反”；那么儒家再也不能走上“凡西必反”“凡现代必反”的冤冤相报的窠臼中。儒家可补启蒙之偏，但绝不应反对启蒙。
邹诗鹏讨论唯物史观超越启蒙的理论效应。他认为，启蒙的根本规定性是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在无神论、本体论、认识论、实践哲学还是在政治理论上，马克思都是启蒙的真正继承者。唯物史观扬弃启蒙传统，其浪漫主义的反弹与复活，在大的文化历史意义上，激起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往后则是新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再后来则是1990年代社会主义低潮时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值得深思的是，即使在唯物史观（依然还是经济决定论语境下的唯物史观）遭受最尖锐的批评时，它的那些本应该被人注意的思想，依然还是强有力的资源。在当代有关历史理论的那些持续深入的讨论中，唯物史观始终是在场的，不仅在场，事实上，从深度上也主导着当代世界及其理论探讨。
王凤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著作《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理解谈起。他认为启蒙现代性是现代性的重要观念，启蒙精神的核心价值就是技术理性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的批判具有情绪性和片面性，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化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是发人深省的，它实际上是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这对于克服技术理性的膨胀、重建人文理性，以及反思工业文明，重建人类未来文明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邓志峰对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真实意义做了分析。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传统并非儒家和整个传统，而是一方面反对那些打着孔子旗号行专制之实的现实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不满于作为传统知识体系的经学对现实的无能为力。那些过时的经学以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经学，才是经学真正的掘墓人。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反的是伪传统，但今天不能不承认，由于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被取消，传统文化几近失语，隔断了内生的血脉，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虽然不断殖民化，却迄今无法真正自立于世界学林的根本原因。
张双利以启蒙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为核心线索，对《启蒙辩证法》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明确断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得以实现的启蒙理性只是康德意义上的知性，它意味着把自然和人都做成被整理和计算的对象，这实际上是对实践理性的彻底排除。在此基础之上两位批判理论家具体分析了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的社会基础和近代启蒙理性为何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中介之下会彻底丧失掉实践理性的维度。通过对尼采和萨德的启蒙批判思想进行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对实践理性的拯救只能走迂回的道路，我们要通过诉诸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来对内在于启蒙过程中的自我毁灭趋势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概念是多维度的，它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理性传统的自觉继承。
同济大学李革新教授思考了现代启蒙与激情的问题。现代启蒙运动力图建立普遍同质的哲学千年王国的理想不断使人类的政治激情扩大和膨胀，结果导致哲学生活的衰落和现代极权国家的出现。他认为只有重新恢复柏拉图的古代理性主义才能克服现代性危机。
复旦大学吴猛副教授认为我们不仅要从肯定方面理解启蒙精神，还要从否定方面理解启蒙精神。就18世纪启蒙运动而言，其所宣扬的理性概念本身就内在地具有否定性维度，但这并非“纯粹的否定性”，而是具体的现实历史运动中的“反抗”。启蒙的“反抗”根本上在于对“外在性”的反抗，也即对自身根据蔽而不明者的反抗。从这一“反抗”的维度看，在当代生活中，由于构造主体和真理的意义系统处于自我遮蔽的状态，而对这一状态的反抗始终未停止过，因而启蒙事实上正以新的方式继续着。
复旦大学鲁绍臣老师指出启蒙是包含着一系列精神主张和道德规范，以及非人身依附的生产和交往范式的客观历史运动。马克思在承认现代的自由、平等价值的同时，发现了现代社会背后基于货币的权力统治和物像化关系，并将启蒙后的现代社会判定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矛盾结合体，因此现代社会内部必然蕴涵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代启蒙运动实现了政治的解放，但是真正的人类解放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俞吾金启蒙思想及其意义
庄友刚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切入俞吾金对启蒙的理解。他认为，在审理中国社会的启蒙问题时应当具备几点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第一，应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启蒙，是人的历史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进程。第二，中国社会的启蒙进程早已经开启，但是这一进程尚未最终完成。启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第三，讨论中国社会的启蒙问题当然可以同欧洲的启蒙进程进行文化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借鉴。但决不能把我国社会的启蒙历程理解为对欧洲社会启蒙历史的复制。
冯平在俞吾金先生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观念，即坚持历史意识与历史真实的结合。哲学家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揭示对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历史学家基于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理解而做出的对历史真实的把握，对于哲学家进一步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张雪魁研究员指出，在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关于“回到康德，还是回到黑格尔”的分歧，从深层次上看，实际上正是人们对中国如何开展“启蒙的缺失和重建”的分歧，是对中国道路选择的分歧。俞吾金先生一直都是开启思索今日中国“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先行者，是展开相关深度对话的当事人和在场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云峰副教授利用黑格尔主义的“现实化”和“再现实化”概念，对启蒙精神在当下中国的再现实化进行诊断。就中国的启蒙事业进程而言，它内在具有丰富的偶然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历史惯性、历史成就还是迎面而来的挑战都是极为特殊的。从挑战的方面说，俞吾金先生当年指出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等级观念、假集体的观念、怀旧意识正严重侵蚀着我们已经取得的思想启蒙成果。中国当下启蒙的再现实化过程仍面临重要机遇，重建事业任重道远。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刘珂老师从人性论入手反思启蒙。他认为人性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是什么”的哲学追问。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就失去了做哲学最为本质的要求，这也应被看作是俞吾金去魅工作的起点。在当代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论辩中，俞吾金细致地寻找重新描述人性论问题的合理架构，力图发现造成社会双重魅化的原因，展现了对人之存在更深一层的关切。
第二军医大学杨威老师鉴于辩证法对中国人的广泛影响，认为在中国推进思想启蒙就必须要对辩证法进行解蔽与祛魅。俞吾金先生着眼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论述具有关键性意义，其中的学理阐明和对启蒙的关切，提供着深刻启发，其中涉及对观念论的批判，对差异性的强调以及对现代性的重视等方面。
华东理工大学张璐倩老师从后康德哲学以来主体性的发展历程，通过主体性理论的历史性解读，将哲学基本问题与艺术对接，试图论证它对解释西方艺术风格变迁的有效性。俞先生倡导美学研究由知识论向生存论转向，这一转换关注的仍是对启蒙文化原初旨意，即“人性向何处去”的直接回答。如果说“美是什么”是艺术作为揭示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真相与本来面目，那么，“为什么需要美”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索。她认为，两种方法论在回应“启蒙”上有根本一致性。
如俞吾金先生所说，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运动，它的发生和展开是由一系列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启蒙的重建”是指启蒙精神的重建，而这种“重建”又总是与“修正”结伴而行的。
本次会议既是当代中国学人在全面深化改革、多元思潮交错的今天，对启蒙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纪念俞吾金先生思想，推动俞吾金先生挚爱的哲学事业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号：tansuoyuzhengming，原题为:全景扫描 | 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讨论会。）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