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谈及中西交流的历史，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华以后的这段历史，西学东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但是，交流是双向的。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技术、产品如何流传到西方，在西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2月10-11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主办了“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特别关注物质、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讨论议题涉及茶叶本草、园林植物、瓷器美术、中医中药、白铜、皮影、造船等多方面，参与研讨的二十余位国内外的学者，学科背景多样，不仅有历史、文博学系出身的学者，还有来自美术、语言学、技术考古等专业背景的学者。
会议现场
作为此次会议的召集者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认为，此次会议之所以关注物质文化，是因为在不同文化传播中或文化交流中，物化的产品，或衣食住行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大，由对异域产品和文化习俗模仿引发的消费文化和时尚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物质体验和物化产品的所传递的思想和文化更具穿透力。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则表示，召集召开这样一场研讨会酝酿已久。“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们研究耶稣会士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往往更加侧重的是，西学东渐的过程。但交流其实是双向的，我们忽略了中西交流的另一面，即中国的知识、产品、技术是如何影响西方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因此特别关注西方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被忽略，或者说不够重视的另一面。相较于思想、观念的历史，物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然而学界对其展开的研究尚且不够深入，还可以更进一步。”王教授曾留学德国，也长期在那里生活，他对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元素也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比如说，柏林的夏宫，也就是夏洛腾堡宫，里面有一个房间放满了来自中国的陶瓷。类似情形在欧洲可以看到很多，比如，欧洲园林里的中国亭等等。这一方面有来自中国风的影响，像柏林夏宫的主人夏洛特王后就是莱布尼茨的学生。西学如何东渐，中学又如何西传，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中国知识、物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以何种面貌回到中国，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历史过程，其中复杂、具体的历史细节讨论起来也颇为有趣。
再发现：知识、技术交流中的中与西
这次研讨会上，就有不少有趣的题目。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纪宗安关注的是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的造园艺术经法国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先后影响了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造园实践。比如，英国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图画式花园就吸收了中国的造园要素，花园中不仅有叠石假山、曲折的小溪小湖，还有中国式的亭、阁、桥、榭等，后来这类花园就被称为“英中式花园”（English-Chinese garden）。而后随着英殖民帝国的扩张，这种风景式的园林艺术也被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同样地，在鸦片战争后，岭南地区在接触、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可谓“得风气之先”，岭南园林中也开始出现了各类西式园林要素和建筑，比如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余荫山房，其中就有园内建筑使用西式进口套色玻璃和古色古香的满洲窗，这类中西交融的建筑特色，在中国近代的校园、公园中也常能见到。
另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的陈明教授，他研究的是《西药大成》所见中国的药物使用及其认知，希望在东西交流的大背景下，对中医药知识在世界医学中的角色、地位进行思考，而不仅仅是从中医西传的角度去考虑中医对西方的影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何俊关注的是中国影戏在德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来自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周文翰，曾在西方游学，尤其对植物感兴趣，他的报告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考察了16世纪以来中国植物“资源”，包括植物图像、药物、物种和文化符号，在欧洲的传播和被认知的历史。举“西洋参”一例说明。
人参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补药。18世纪一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吃过人参，而且在东北见过当地人采集人参，于是将此信息写信告诉了自己在教会的同伴，还绘图示例，而且他推测说，加拿大的气候与中国东北类似，或许也有这种植物。于是，在魁北克的法国传教士就据此信息找到了这一植物——在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将其用作药物，但没有像中国人一样视其为灵丹妙药。法国的毛皮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于是开始试着将其出口到中国，结果在中国大受欢迎，此即“西洋参”。而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贸易就是西洋参贸易。后来大规模的西洋参贸易使得美国野生人参在19世纪末几乎绝迹，美国人于是开始试验人工栽培西洋参，其中美国威斯康星州出产的“花旗参”数量最多，这也成了中国人最熟知的一种“西洋参”。
因为聚集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这次研讨会的一些议题确实扩大了听众的视野，当然，具体地看，西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物品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会议涉及的之外，还有音乐、外销画、丝绸、纸张、矿物等等诸多议题，研究者可以投以更多的关注。
再思考：什么是近代
中国风曾一度在欧洲流行。而自18世纪后期，特别是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东方文明大国成了一个落后、愚昧、发展迟滞的国家。而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势进入之后，“近代”来了，与其一并而来的，还有西方文明。在研讨会的圆桌讨论环节，学者提出了大航海时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其中“什么是近代”即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董少新教授认为，近代并不等同于西化，东西方对于近代化都有贡献。我们需要思考“近代”这一概念，近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李天纲也说，现代性的起源不单单是来自18、19世纪的欧洲模式，而是存在全球的现代性。“我最近与杜赞齐有过讨论，他的新著已经在西方出版，讨论的就是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他认为（来自欧洲模式的）现代性已经受到了很多挑战”，也就是说，从观念形态的讨论上，一种模式的“现代性”已经被突破了，那么，东西方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上又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李教授认为，中国接受西学有自己的过程，同样地，中国的知识、技术、产品等在西方的传播过程中，也应该有欧洲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的输出，中国学者研究的不多，西方学者也有断断续续的研究，但是涉及具体的物种、物品的历史研究不多。未来利用小语种的优势，研究西传的中国物品的历史，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李教授说。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