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抒情诗》（《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6秋冬卷）的开篇，即以超大的信息量来势汹汹：
——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意外去世。红色信息核不断在信息流里重复滚动出现。
——下午17点10分25秒，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的移动灵魂向意识共同体发出异常预警信息，显示他切断了与意识共同体的关联，三分十九秒之后，宇文往户的意识晶体停止运行。
【信息核】、【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意识晶体】，这些充满科技感的概念，无疑会使读者调动既有的“科幻”阅读经验严阵以待。而【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去世】，又让小说自始便具有“寓言”的品质。科幻是对想象能力的崇拜，在超越与飞翔中遭遇异质性与他者性，进而想象一个美丽或丑恶的新世界。寓言则是对于虚构力量的偏执相信。而偏信虚构的狂人，又可分成预言家和启示者两种类型。预言派寄望于未来，他们相信语言的真理价值，相信历史终将宣判我无罪。启示派则是一群更加疯狂的人，他们执滞于“改变世界”的信条，因而只能曲折地寄望于现在，李宏伟便属于此类：“对于小说和虚构，我还抱有一种个人迷信：有那么一些未来，也许把它写出来，把它在某个平行空间普及了，也就规避了它在这个世界到来的可能。”（《杨晓帆VS李宏伟：小说可以普及未来》，《收获》微信专稿）
《国王与抒情诗》想要规避的，是一个其来有自的否定辩证命题：XXXX年以后，写诗不再成为可能。
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2016年10月13日，Bob Dylan以其“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里，创造了新的诗意表现手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于是否领奖，他迟迟不予表态；而在《国王与抒情诗》中的2050年，中国诗人宇文往户“以其对诗歌的深邃理解与抒情性贡献”获此殊荣，却在颁奖典礼之前自我了断。在我看来，从新闻到小说的这一实一虚，都是关乎文学乃至语言本质的寓言性事件。在对鲍勃·迪伦获奖的否定声音中，德语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观点最有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不能被阅读。评委会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我不想让人误解，我还是会认为鲍勃·迪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比丘吉尔、肯尼迪还要伟大。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
宇文往户的“诗人之死”，则绝非修辞性质的死亡，而是诗歌、文学、语言/文字的意义的消失。在小说中，因为技术的飞跃，对于个人意识的24/7全天候、360度无死角的捕捉与监控，已经成为可能。这也使一个人的生活与写作，都成为了可以被设计和操纵的产物。宇文往户决心赴死，即是因为发现了“被设计”的真相：宇文在完成了自己的受奖演说词之后，收到了国王几十年前为他写下的演说提纲，二者竟然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如同《楚门的世界》和《圆形废墟》里的主人公一样，他不过是别人梦中的人，几十年来的阅读、工作、交友、恋爱，乃至自以为自由的写作，都运行在国王设计的轨道。而当瑞典文学院的老头子们发现这一真相，他们决定永久停止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让宇文往户成为最后一届得主，维持文学的尊严。
这里的“国王”，不是某一政体形式的元首，而是一个“乔布斯plus”式的人物。由他创始并掌舵的帝国文化公司，逐步发展为空前的超主权资本帝国，“帝国的能量，这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与组织都不敢轻视，都要礼让三分的庞然大物”（284页）。柄谷行人在《迈向世界共和国》中，提出了“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说。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力量，就在于基于不同交换原理的资本、民族、国家，在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逐渐连结成三环紧扣的坚固圆环。“帝国文化”的强大控制力，则来自于三种“装置”形成的圆环，即意识共同体、意识晶体、移动灵魂组成的三联体。“意识共同体”最初是一种从QQ、微信发展进化的社交方式和信息流通方式。用户只要植入“意识晶体”，打开“移动灵魂”，进入“意识共同体”，你的所思、所想、所经历的与所看见的一切，都可以被即时且直接的捕捉。在根本上，“意识共同体”的发明，还是针对“人与其自身存在的想象性关系”，意在使个人获得自我确认的存在感。但它又是对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因为“这种共在感不是幻觉，它实实在在，因为只要你呼唤，就一定有人回应，这个回应也一定是你最想听到的那种”（264页）。
显而易见，这种发明的终极前景，就是前台用户可以订制完美生活、预定成功人生。后台的帝国文化，则可以实现信息垄断，进而以信息操控所有人，使帝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强悍、恐怖的机构。
理想国之立法者：诗人，或商人王
《国王与抒情诗》有意借重“悬疑”的元素，让阅读成为一个“解密”的过程。悬疑的核心精神，在于故事的可读性，在于对阅读者的撩拨、刺激与持续吸引。因此，小说通过黎普雷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展开。黎普雷是辞职而未被挽留的帝国文化前员工，一个不发表诗歌的诗人，也是宇文往户不算亲近的朋友，却意外成为宇文往户死前最后联系的人，由此他被卷入这一谜案，独立寻找“诗人之死”的真相。
《国王与抒情诗》有意借重“悬疑”的元素，让阅读成为一个“解密”的过程。悬疑的核心精神，在于故事的可读性，在于对阅读者的撩拨、刺激与持续吸引。因此，小说通过黎普雷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展开。黎普雷是辞职而未被挽留的帝国文化前员工，一个不发表诗歌的诗人，也是宇文往户不算亲近的朋友，却意外成为宇文往户死前最后联系的人，由此他被卷入这一谜案，独立寻找“诗人之死”的真相。
《国王与抒情诗》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在于一种思想上的反动，即不把“资本”、“帝国”、“权力”等这些已经空洞化的“坏词”，预先视作应予无条件批判和诅咒的东西。而是在承认大势所趋的基础上，寻求“国王”与“诗人”通融的空间。因此，小说通篇没有“坏人”，有的只是“这时代最杰出的头脑”（the best minds of the generation）之间的交锋和对话。
国王与宇文往户一致认可的“大势所趋”，是人类的融合，即“人类在意识层面必然会逐步同一，语言与文字也必然越来越趋于功能化，向着没有抒情深度的方向发展”（第302页）。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大势之下，在信息可以控制人类意识的条件下，如何让人类“不朽”，即“凡人如何不死”？而在实现“凡人不死”的方案上，国王与诗人（包括后期的宇文往户，但主要是黎普雷）产生了分歧。
国王的方案是消除差别，消除一切深度模式。途径是以文学模式、语言结构、情感类型的重复，消除语言的抒情性，进而消耗干净语言，逐步清除文字，只保留一些纯粹交往性的，让诗和文学成为不可能。再通过意识共同体，让全人类只用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回到巴别塔之前的神话状态，从而取消死亡对人类的意义，实现人类的“大同”，以及“大同”意义上的不朽。
黎普雷认为，国王的方案取消了死亡的意义，却也威胁到了人类的意义。因此，他将“抒情”视作对人类意义的拯救，企图用抒情拯救文学、拯救个体、拯救死亡同时也拯救生命的意义。黎普雷对于“抒情本质”的认识，恰可用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加以转译：“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第7页，三联书店2010版）
两种方案的共同根基，即在于国王和诗人都相信，“文字作为基本粒子，是帝国文化运行的根本与核心”（第266页）。只是国王意在这种粒子的最终消除，而黎普雷坚持保留和挽救。因此，他在小说开场就展现了对于传统意义的书写的执着：
黎普雷走到客厅另一角的书桌旁，取出毛笔、墨汁、宣纸，端端正正写下一个大的“断”字，然后在旁边循例写下几个小字——“截。不继续。”（第242页）
这种《说文解字》式的书写，也成为了小说全部42章的标题形式，如“思：容。想念”（第1章）、“默：凭记忆。犬暂逐人。”（第34章）。作为标题的42个大字分别是：思、聊、物、唱、谜、酒、火、空、光、死、渡、在、访、确、王、内、强、衰、塞、安、达、歧、士、助、飚、爱、哀、醒、冷、字、奖、印、纸、默、奇、永、神、一、错、转、情、数。它们分别投射于人类的情感活动、宗教慰藉、哲学探究、物质创造与历史记忆，这些或许才是黎普雷真正的执迷。
黎普雷，或是李宏伟相信：“抒情是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感知，并将这种感知传递出来，触动、感染其他人，宽广的抒情可以在个人身上生发出一种幽暗的处境，无中生有情。”（第303页）因此抒情的本质，或可理解为一种不可言说的黑暗区域。国王代表技术与资本，是可见之“在”；诗人代表抒情与人性，如黑暗的深渊，是不可见之“无”，却又是光所无法完全吞噬的。抒情对于资本时代的抵抗或补偿，正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以文字之力颠倒“光的崇拜”——“黑暗在光中照耀，而光却不能理解它”。
好在李宏伟所状写的事件，不过是在2050年，即他和我们的自然生命或许都可抵达的“近未来”。因此，文字、抒情与虚构，是否具有作者“迷信”的伟力？以及作者想象和启示的未来空间，是否真能如其所愿得以规避？我们都不妨活久一见。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