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珀·李（Harper Lee）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With To Kill a Mockingbird）创造了小说中最伟大的英雄形象之一——律师阿提克 斯·芬奇（Atticus Finch），续集《设立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会毁掉他吗？
面对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偏见和不公，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是一块英雄主义的试金石，她曾凭借这本小说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律师阿提克 斯·芬奇冒着他与家人的风险为汤姆·罗宾逊（Tom Robinson）辩护。罗宾逊是个无辜的黑人，被指控强奸了一个白人女性。自这部小说在1960年出版以来，芬奇便被读者偶像化了，但说到偶像崇拜，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女儿珍·路易斯·芬奇（Jean Louise Finch）——“斯科特”（“Scout”）——在这个六岁的孩子眼中，父亲永远不会做错事。
“上帝离我们很远，珍·路易斯。”《设立守望者》中，这是斯科特的叔叔给26岁的她的忠告，“他们永远都不会屈就到人类的层级。”《知更鸟》是一个经典成长故事，但斯科特从中得到的教育与成长却远没有“备受期待”的续集多。在罗宾逊一案20年后，斯科特回到阿拉巴马州（Alabama）梅岗城（Maycomb），震惊地发现她最挚爱和崇拜的父亲，那个曾经提出“人人权利平等，没有人有特权”口号的人，正在读一本题为《黑色瘟疫》（The Black Plague）的小册子，并在公民委员会中偏执支持种族隔离宣传。
从出生开始就是“种族色盲”的珍·路易斯，对那个“她曾经无条件信任的人”完全丧失了信念。她的愤怒和受伤，我们感同身受。与斯科特一样，阿提克斯对许多读者来说同样深入人心，真相的披露最初无疑会带来非议，但这也不失为一种提醒和调和。在《知更鸟》中，阿提克斯的行为的确带有父权主义，矛盾于他的民权激进分子形象。现在回头再看，续集中阿提克斯的变化或许并不像读者批判的那样是什么惊天大反转。
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阿提克斯。
“平行世界”
当然，并不是说事实如此，就必须去辩护。这种比较不可避免，却又毫无意义。《守望者》是一本带有包袱的书，这个包袱永远不会被卸下。读者们可以在《知更鸟》中锲而不舍地寻找阿提克斯种族主义起源的痕迹——从他对杜波思太太（Mrs Dubose）表现出的同情里，杜波思太太是芬奇的邻居，她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或者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站在罗宾逊那边（他是被指派到这个案子中的）；或者就像斯科特的叔叔所说的那样，南方白人的个人和政治身份带有一种固有的复杂性，而在民权运动早期，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这种说法曾被认为是在制造恐慌。
然而，考虑到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年表——《守望者》才是先写完的那本，但却在1957年被李的出版商拒绝了，他鼓励作者着重讲述主人公的童年——我们最终面临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两个阿提克斯·芬奇或许存在于平行世界中。事实上，我们也许更喜欢《知更鸟》里年轻（相对《守望者》来说，不过也已经五十多岁了）和无所畏惧的道德楷模，但《守望者》里的堕落英雄却是一个更有趣的版本。他的缺陷意味着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也有着易犯错误的血肉之躯（值得注意的是，身体上，他也因为风湿性关节炎而瘸腿——这是对他道德弱点简单却强有力的一个暗喻），而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哈珀·李的续集《设立守望者》是最受期待的文学作品之一（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这并不意味着《守望者》就更胜一筹。它缺少《知更鸟》的戏剧性，似乎过多依赖于冗长的种族和政治说教，而且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没有《知更鸟》那样吸引人（尽管读者对其中大多数人物都很熟悉）。当年，李的编辑建议她放弃第一稿，着重讲述斯科特的童年，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与《知更鸟》的第一人称不同，《设立守望者》选用第三人称叙述，尽管直接性和代入感减弱，但丰富的倒叙足够让读者相信这是个真是的故事，尤其是透过一个孩子天真的眼睛来讲述时。当然，这也恰恰是《知更鸟》的智慧所在——用一个孩子单纯的是非观来剖析种族问题。
“细致入微”
《知更鸟》的书迷们想要知道，阿提克斯·芬奇是如何从一个品行高尚、诚信公正的典范变成一个上了年纪、脾气暴躁的偏执狂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无疑，更有趣的问题是，李是如何把最初设想的那个上了年纪、脾气暴躁的偏执狂转变为一个诚信公正的典范的。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之归结为两个故事发生的不同社会和政治背景。尽管表面看来是风平浪静的小镇生活，《知更鸟》实际上描述了一个残忍不公的时代，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罗宾逊之罪并非强行越位，他是环境和残酷命运的牺牲品。而相较之下，《守望者》的世界是一次动荡的社会变革，之所以感觉动荡不安，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积极鼓励美国黑人去索取并期望更多。在《知更鸟》里，我们早已见识过暴民统治和私刑的力量，而在《守望者》中，唯一的不同就是这次受到动摇和影响的人是阿提克斯自己。
“你可曾想过，人类，尤其是男人，一定要遵照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某些固定的要求，仅仅就是为了能在这个社会中有用武之地？”珍·路易斯的叔叔问她，试着为她解释她父亲的处境。这里，他着重关注了人类的环境这个事实。这一点尤为重要：通过阐明父女两人不同的观点，《守望者》深入探索了两性之间的差别。《知更鸟》的许多戏剧张力都出现在法庭上，而在《守望者》中，类似的较量和争论却是在芬奇自己家里私下进行的。珍·路易斯在家里攻击阿提克斯的不同政见，而不是站在公共法庭上，让整个城镇的居民都看到。尽管许多读者都感觉自己被阿提克斯的巨大转变背叛了，但令人振奋的是，斯科特已经成功越过了那条崎岖之路，由“一个咆哮的假小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并且与孩提时代一样，她依旧保有精神和思想上的开放。她不是一个只愿做南方美人的女人，“在教堂和联谊会里度过一生”。她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不怕别人听到。
无论是对阿提克斯那种情怀的幻灭，还是《守望者》本身存在的技术缺陷，都会损害《知更鸟》原本非凡的艺术形象，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理性来讲，要区分这两部小说很容易做到；但站在情感的角度，这却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知更鸟》无疑仍将保持其文学巨著的地位，正如阿提克斯仍将保持其英雄形象一样，但《守望者》代表的是对种族偏见更加细致入微的研究。在近来美国的紧张局势下——尽管距这本书写完至今，我们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本书或许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适时，更重要。
（编辑：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