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德国汉学家顾彬又批评中国作家了。如果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应该说是又双叒叕批评了。近年来，每过一段时间，顾彬都会出来对中国作家批评一番，从小说技法到文字水平，从莫言到余华，当代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几乎没有能逃过他的指责的。
一直以来，顾彬由于“德国汉学家”的身份，胆大敢言的风格，以及批评中国文坛现状的勇气，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不是仅仅胆大就够了的，更要有干货。我们不妨来细究一下，顾彬的批评中，干货有多少？换言之，他有没有资格批评中国当代的小说？
一、顾彬是汉学家不假，但他专精的领域是古诗，不是当代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
以上这些，全是顾彬历次炮轰中国作家时的语录。近日，这些语录中又增添了一句：“许多中国作家非常懒 越写越糟”，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他如是说。
必须承认，顾彬对中国文学是有着极大热情的。“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而且他不只有热情，也有学识和资历。汉学家、诗人、翻译家，这三个身份，个个货真价实。
首先，他是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博士。顾彬最早在大学学的是神学，后来改学中文及日本学。研究生期间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其次，他是一名汉学教授。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
再次，他是一名诗人。出版过：《新离骚》 、《愚人塔》、《影舞者》等诗集。研究中国古诗之余，自己也写诗向诗人们致敬。在读罢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后，也赋诗一首，名为《黄鹤楼》：
“从前的人们在临江的岩石上祭天，
我多愿意相信这古老的传言。
今天不再有友人登上渡口的小船，
人们只登上自动扶梯。”
最后，他是一名多产的翻译家。20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将北岛、杨炼、张枣、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译成了德文，介绍到欧洲去，对中国诗人走出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简历铺陈完毕，一个问题浮现——
小说呢？小说家呢？
这就比较尴尬了。从顾彬的求学、教学及研究经历看，是一位中国诗歌通，尤其擅长古诗。他拿到教授资格的论文《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也是他古诗研究的延续，从古诗入手，研究古人自然观念的流变。
而对于当代小说，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有很深的研究。虽说发表评论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但以“汉学家”的身份发声，却并没有专精的学养作为支撑，起码在权威度上要打一个问号。
二、翻看顾彬的过往言论，会发现他的批评常很武断，缺乏严谨性
“余华，他完了。他最近写的作品，是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
上边这句是顾彬最近一次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时说的。诚然，余华近作《第七天》口碑确实不太好，说是余华历史上最差的小说可能也不为过。但顾彬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于是就在没读小说的情况下得出了“余华，他完了”这样的结论，总是不那么严谨的。
余华小说《第七天》
类似的还有另一个著名论断：“看一部金庸小说等于看了全部 ”。顾彬认为，金庸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有雷同之处，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因而造成了现代性不足问题，属于“俗文学”的范畴。他很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
金庸的小说我们都很熟悉，情节雷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大都是穷小子拜师学艺，屌丝逆袭，迎娶白富美，成为一代大侠等等的情节。这不仅是金庸小说的惯常套路，也是所有武侠小说，甚至大部分玄幻小说的套路。
除这些套路之外，金庸各部小说之间的相似度并不高，郭靖、杨过、令狐冲、张无忌、乔峰、韦小宝……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并且丝毫不重样。“看一部金庸小说等于看了全部 ”这种论调，很难站住脚。
而且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他看完了金庸全部15部作品，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一定是金庸小说有特殊的魅力，让他欲罢不能地看了15部“一样”的作品，有这样的魅力，还不是好作家吗？而如果没看完15部，只看了其中几部，觉得情节雷同，于是不看了，那又怎么能凭几部作品的印象得出“看一部等于看全部15部”的结论呢？
历数顾彬的言论，会发现这种极端式的评论，比较武断地下结论的习惯，延续了很多年。优点是非常适合媒体拿来做标题，缺点则是学术性和严谨性的缺失。稍举几例：
2008年，作家马原转投剧本创作，顾彬非常失望：“剧本不是文学，那是垃圾，马原在出卖自己，一个严肃的作家不应该这样。”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武断了，不用说中国出过曹禺、郭沫若这样的大剧作家，顾彬的家乡德国也出过布莱希特这样自带体系的传世剧作家。把剧本从文学中剥除开来，太意气用事了。
对于莫言，顾彬指责他写得太快：“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如此以写作快慢来衡量作品的优劣，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
对于《狼图腾》，他的批评是宣传了法西斯主义。他认为《狼图腾》“让我们想起希特勒的时代来。”“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它歌颂野蛮和残暴”。把“狼性”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再跟希特勒时代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他作为德国人的一种应激反应。但将这种德式的品味强加在中国作品身上，也有些过于简单粗暴了。
极端、武断、适合当标题，这些都是顾彬过往的批评给人留下的印象，他的名气也有很多是由此而来的。然而作为一名学者，尤其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这样的评论习惯显然有可商榷之处。
三、以诗人的标准苛责小说家的文字水平，是不恰当的
说完批评方式，再看他批评的内容。他对当代作家最大的批评，集中在文字领域，概括地说，是当代作家文字水平不过关。
“中国的语言有被政治破坏的历史，中国作家有必要重新修复、学习汉语。”、“中国翻译者最大问题是中文功底不好”、“鲁迅的中文水平20世纪没有什么人能够达到”、“文革那代人的中文还不如我”……
以上都是顾彬近年来对中国当代作家文字水平的批评。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中国文学也的确在很长时间以来为政治服务，充满革命语言，也确实因文革等运动耽误了一代人的文化知识学习。但这些批评隐含了一个逻辑：文字水平不高=作品质量不高。
他曾公开讲，自己对文学作品评判的标准就是语言：“普鲁斯特与乔伊斯后的小说家不再讲故事，包括我在内。最重要的好像不是故事，而是语言。”用文字水平评判作品质量，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众所周知，对于顾彬的老本行诗歌而言，文字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性因素。而对于小说来讲，构成好小说的要素有很多，情节、人物、立意、叙述技巧、深刻性、先锋性等等，文字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其他要素强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弥补文字劣势的。过分强调文字水平这一项标准的重要性，可能会陷入误区当中。
拿运动员举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恰当，但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对于运动员来讲，弹跳力是个重要的身体指标，有的运动里，弹跳力是生命线，比如跳高、跳远；有的运动里，弹跳力是加分项，弹跳好会让一个人身价倍增，比如篮球，动作舒展的扣篮能极大引爆观众的热情。
但，如果咱们说的是姚明呢？姚明的弹跳力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能更差。他在球场上做的动作，我们普通人都能做到，区别只是：他跳起一块豆腐的高度就能扣篮了，我们跳起八块豆腐那么高也还是够不到篮筐……
在以上这个例子中，文字水平相当于弹跳力，跳高、跳远相当于诗歌，篮球相当于小说。文字对诗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小说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并非决定性的。牛到一定程度，文字好点还是差点，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比如莫言。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批评莫言作品没有思想，形式老旧，语言也差，他的东西“能把人烦死”。所言仍直指莫言作品文字水平的问题。
从莫言的求学生涯来看，说他文字水平不高，是有一定道理的。莫言五年级时赶上了文革，十年浩劫里，他在家整整务农十年。等他21岁参军，担任图书管理员之后，才有机会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缺失了文字的童子功训练，在顾彬这样的教授看来，“语言差”这个评论似乎并不过分。
但语言不好会导致莫言作品质量不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顾彬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在莫言获奖三天后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对莫言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我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宣布莫言获奖后没多久我就接到了德国之声的电话，我当时的回答还是老一套，我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些天我问我自己，我精英文学的标准不可能也是错的吧？好像我是少数的。德国非常有名的作家马丁·瓦尔泽歌颂了莫言后，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反思我的观点。反正，德国读者不太喜欢看我们的精英作品，宁愿看美国和中国的长篇小说。”
自己多年坚持的原则，在“德国非常有名的作家马丁·瓦尔泽歌颂了莫言后”，土崩瓦解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顾彬对自己的某些评论，其实内心是发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国古诗专家，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权威性。但在并不特别熟悉的当代小说领域，这种因专业性不足而造成的“虚”，可能是他自己都掩饰不住的。
结语：
顾彬教授作为中国文学的专家，其对中国的喜爱和对文学的热忱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有句俗话，术业有专攻，汉学家和汉学家之间可能千差万别，不是所有研究中国古诗的都能指导中国当代小说，也不是熟知李白杜甫就有资格批评莫言余华。划定了边界，明确了专业性，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