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观杂志社在官方微信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出书与刊物发稿》的文章，文中引用王跃文的微博说道：

　　“写字的人都知道，在正儿八经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比在出版社出书难多了。”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不少文学杂志主编、编辑的话，核心意思是：一个人想成为作家，必须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只出过几本书的人，只能被称为职业写手。

　　这种论点，乍一看颇有道理，毕竟经文学杂志曾是文坛的重要阵地，文学曾深刻影响中国人和中国历史进程，但这种观点放在当下的中国，却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自费出书是出版社活下去的手段

　　《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在这篇文章中说，很多想要加入作协的人，看起来著作等身，但其实都是自费印刷的，印数也就一两千，这样的“作家”看起来确实很水。“左岸文化”（文中称这是最高雅最纯正最具文学魅力的国内外著名文学论坛，但笔者孤陋寡闻，确实没听说过）站长盘索则说：文学杂志是能够为文学把关仅存的领地，图书出版机构基本丧失了这个功能。

　　文学编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杂志发烂作品活不下去，编辑发烂作品混不下去。杂志要活命，编辑要脸皮。”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没有谁更高雅。对于出版行业而言，同业竞争异常激烈，还要面对来自互联网的冲击，利润十分微薄（净利润仅3%），要活下去十分艰难。

　　不同于文学杂志的事业单位身份，出版社很早就在进行体制改革，许多出版社早已不是事业单位，需要自负盈亏，所以，对于出版社而言，再小的利润也值得争取，这自然会导致出版物水平下降，所以在出版圈内有这样一句话：每天有多少书上市，每天就有多少书过时。

　　基于这样的出版大环境，当下出书确实越来越容易，自费出版，便是出书容易的写照。通常情况下，自费出版只需要作者的选题通过，能负担得起出版开销，书就能顺利出版了，对于这类书籍出版社通常不关注它的质量，这自然导致自费出版的书鱼龙混杂，什么层次都有，于是不可避免地沦为文学杂志编辑口中的“半瓶水”，成为他们口中的笑料，这些作者也被视为“职业写手”，上不得台面，自然不能给予尊重。

　　但自费出版的作品真的就没有精品吗？选择自费出版的作者们真的不能被称为作家吗？显然不是，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

　　能否称为作家从来不靠文学杂志判定

　　实际上，自费出版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作家和学者都是通过自费出版获得外部世界认可的。法国作家莫泊桑（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之一）最初也是自费出版的《羊脂球》，他当时印了400册，结果卖了三年才卖完，但没人敢说莫泊桑不是作家，是“职业写手”。

　　与莫泊桑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伟大数学家高斯，1801年，他自费出版了《算术研究》，结果在当时遭到一片奚落，可是后来，高斯成了伟大的数学家，而这本书也成为数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经典，所以，没人敢不尊重自费出版著作的高斯。

算术研究（英文版）

　　回到中国历史，那些蜚声中外的作家，其实也不是靠登上文学杂志才出名的，比如曹雪芹，在他的时代，文学杂志还不存在呢，但他一样是伟大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并不是文学杂志，但这没有影响鲁迅成为伟大作家。

　　客观而言，文学杂志是历史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并不是因为它诞生了，评价作家就得依靠它，历史正好相反：是因为作家们创办了文学杂志，所以才有人把文章发到文学杂志。最初创办文学杂志的人都可谓功成名就，比如创办《语丝》的孙伏园，有着“副刊大王”之称，是鲁迅众多文章（如《阿Q正传》）的推手；创办《新月》的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是早已成名的诗人、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朱光潜，1933年便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这些杂志的创办人、主编、编辑本身成名多年，在业界颇有地位，所以，他们主办的文学杂志，能够获得业界认可，登上这些文学杂志，也成为一种荣耀，今天的文学编辑，多数人显然不具备这些前辈的光环。

　　当下的文学杂志，也早已光环不再，著名出版人安波舜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学杂志：“不少曾经先锋、锐利的杂志成为‘三俗’的垃圾箱，成为圈子文学的名利场，是无聊文人和体制内人员最后的大锅饭。”而被圈子文学所把持的文学圈，不承认年轻作家，“把滥抹叫创新，把看不懂叫做精神阅读，其结果是杂志发行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同质化。”

　　所以，这样的文学杂志，显然不能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是作家的标准。

　　互联网时代

　　自恋的文学杂志必将被淘汰

　　诚然，中国的文学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收获》、《花城》、《十月》、《当代》被誉为文学期刊界的“四大名旦”，这个称号一直流传至今。除了以《收获》为首的“四大名旦”外，还有《人民文学》、《钟山》、《作家》等等。

　　这些文学杂志，在动乱后的中国，扮演了希望的角色，他们所刊载的文学作品，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分担了害怕、恐惧和彷徨。这些文学杂志发表了太多作品，出了太多作家，以至于人们误以为，没有这些文学杂志，就不会有曾经的“文学盛世”。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文学杂志只不过赶上了1980年代的历史潮流，成为文学作品发布的载体，时代改变后，加诸于这些杂志身上的光环，必然随之消失。

　　2001年初，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他尖锐地指出：“过去150年间，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对传统话语方式进行征服和颠覆，文学的边缘化标志着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不管你承认与否，文学在今天的命运确实如同希利斯·米勒所言。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兴起以后，人们阅读杂志的习惯日渐式微。文学杂志不再能担负起为人缓解恐惧、彷徨的作用，一个人并不需要通过杂志或出版社才能发表作品，当下有太多途径可以选择：微信、微博、博客，以及各类自媒体，面对这样的时代潮流，评判一个人是否能称为作家，显然不能看其是否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更何况，很多文学杂志的编辑，根本就没有朱光潜、梁实秋、徐志摩那样的地位。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还抱着必须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必须经过文学编辑之手，才能被称为作家，才能受到尊重，这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非要抱着这种观念不放，那么被淘汰，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结语：

　　在《作家出书与刊物发稿》一文中，“枕边禁书”说：“不知道是不是老了，我还是主张一个作家要经历刊物的历练。没经历过刊物的历练的作家，那怕他出了不少书，也很难受到我的尊敬。”也许，他并没老，但他的观念，一定“老了”，因为，评价一个作家，从来都是看作品的。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