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由此引发的悼念、追忆乃至因评价钱锺书杨绛夫妇而产生的争论，成为上周最大的舆论热点。

　　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既有铺天盖地的悼念中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硬被说成出自杨绛之手，由此引来更熟悉文本者的澄清；也有当年相识者的旧文“二次传播”展开新一轮温馨缅怀；更有陈年旧账被翻出，以求呈现当事人更多面、完整的形象……而最具火药味的论战则围绕钱杨两位究竟是“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的定位之争。

　　早年和钱杨接触过的老一辈学人的旧文，字里行间相对温和公允。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诗人杨宪益之前撰写的《回忆钱锺书兄》一文认为：其实锺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

　　杨文当年就指出，钱锺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1998年钱锺书去世之际，余英时写了《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他认为钱锺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锺书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为：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余英时认为这是钱的“咏怀诗”。

　　2007年余英时在某次采访中进一步明确：“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上周最新出炉的评论文章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财新网发表的《我看錢楊伉俪》一文，广为传播。他提到余英时先生以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认为錢先生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先生并且认为錢先生对思想体系没兴趣。

　　萧瀚对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刺猬型／狐狸型分法，源于西方学术传统，有着从古希腊以来的论证传统，这是中国学术匮乏和虚弱的部分。“学术论文的论证虽然是重要的，但那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重要，是说服别人意义上的重要，它是学术公共性的表现，于作者自己，最重要的是思路，是思想的核心内容……錢先生这些短小精悍却信息量巨大的高质量学术笔记，其价值远高于一般论文，同行之间会使用论证过程检验各方观点是否言之成理，但通常的交流因有同业默认共识，大量的论证过程是完全可以省略的，这就是学术笔记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最有效率地启发同行，催生新的学术成果。”并且，“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

　　萧瀚也谈到了錢楊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品格问题。他认为要知世论人。“錢楊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

　　萧瀚总结道：大家都在集中营里受苦，有人站出来做抗暴英雄，至少应该给掌声，比如对林昭、陆洪恩、刘文辉、粟异邦、龚品梅等；有人附从作恶，若无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于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媒体人萧三匝是最早加入论战的几位。他在《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一文中，引述了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论：“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锺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萧三匝还指出，钱锺书1998年才去世，整个八九十年代都没见他对“文革”公开而系统的批判过，这就不能不说他有些太“冷”了。他认为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洁身自好是其长，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他们的道德文章还能助推我们这个时代吗？在我看来，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

　　吴薇在《缅怀杨绛，勿让“鸡汤”冲淡思想与历史》一文中呈现的思考更为复杂。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

　　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悼文，通篇赞扬杨绛作为钱锺书遗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为嫁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伟大似的。”

　　历史学家雷颐也参与了讨论。他在文章《“聪明、刻薄、干净”的钱锺书》中，提到了被毛泽东亲自封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李敦白，也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组重要成员。李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中记述，《毛泽东选集》英译组成员多数是懂英语的老共产党人，但钱锺书却是少数例外。

　　当时李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

　　雷文还提到，与钱氏稔熟的李慎之先生，生前几次评价钱锺书先生：“他是个聪明人，刻薄人，但是个干净人。”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