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美国作家卡利布·克林对“统计数据闯进文学生活”这种现象大发了一番牢骚。他和核心论点之一是，图书网站的大数据和模糊算法正将书评家“踢出文学圈”，社交媒体则在削弱读者对“他人的心理状态”的信任——仅仅因为后者不懂发微博和点赞。

　　克林主张，亚马逊等网站将个人意见模糊成喜好总计；互联网上“段子”泛滥，破坏了文学评论家的权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统计数据宣战”，确保文学能存续下去。

　　数据时代的到来，会不会冲走对读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克林有些过虑。在我看来，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可能将文学作品的长期价值与好读网（Goodreads.com）用星级评定方法得出的短期流行度简单等同起来，他们更不可能允许文学经典任由销售数据塑造。

　　不管克林多么狂热地歌颂从前——彼时，批评家、学者、书商、图书管理员和出版商“惺惺相惜”——衡量优秀作品的标准始终是超越时空的，好比从蒸馏得来一样纯净。

　　我见过很多因在网上遭到差评、书籍销量减少而失望的作家，但从未听说有谁相信“现在书卖不好，就会被后人耻笑”。文学作品的读者，大体上还是信任自己、可托付的朋友、最喜欢的批评家或文学奖评委的判断，而且从长期看，他们信任的是专家对书籍的评价。

　　在那篇专栏文章中，卡利布·克林对网络时代的文艺批评猛烈“吐槽”，试图以此证实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他宣称：“今天的文学评论脱离了曾养育和规范它们的群体，没有丝毫权威性。”在纸媒萎缩的情况下，“读者通过推特和脸谱网翻阅文学评论，而不是订阅纸质文学期刊，结果，忠实于特定文学网站、期刊或报纸的人几乎不复存在。”

　　克林的结论是：这是个不利于图书报道的时代。他以忿忿不平的语气写道，这个时代对水平不高的文学评论家同样不利——之前有期刊编辑把关，以便作者的见解对读者有帮助；现在网上没有监督，作者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向虚拟空间里塞进了很多“混乱的垃圾”。

　　那么，这个时代对读者是好是坏？克林的观点是：以前读者可以用脚投票，在文学期刊不合口味时取消订阅。现在，同样是那个读者，却往往记不起来取消网络订阅服务。他说，即便读者对网上书评家的看法持不同意见，也很难让自己的见解有效传递出去。

　　这种论调未免偏激。如今，很多评论家是先在网上出名，之后才被文学期刊招募的，泛泛地说纸质出版物更具权威，是在抹杀他们的个人水平和技能；如果非要说读者在网上没有影响力，就等于是在否定网站编辑的辛劳。何况，网络媒体同样在努力寻找自身的定位。

　　18世纪，大批潦倒文人的鼓噪一度令人惊呼“诗歌已走到末路”，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直斥其为“冲进天使不敢去的地方的傻瓜”。在那个年代，潦倒文人比“正牌作家”多得多，恰似现在，亚马逊上的水军比受过训练的书评人多得多。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蒲伯在恼火的同时，鼓励文学评论家提升自己。网络上的公开差评确实烦人，它可能比我们在业内出版物上的声音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它意味着文学的终结吗？杞人忧天。

　　我理解克林的焦虑，他希望保护个体的阅读体验，称之为“感觉得到的、看不见的、灵魂层面上的”，而在前互联网时代的文学世界，读者可以通过跟书友交流获得这些体验。

　　但是，跟网友交流就不行吗？无论是在书友会里还是在推特网上，我们每个人始终是相互联系的。正如克莱尔·梅萨德在其新书《楼上的女人》中所述的：

　　“突然间，宇宙成了一张广阔的平面图，你睡前读过的小说跟你的天文学课程发生了联系，跟你在电台中听到的内容发生了联系，跟你午餐时在咖啡馆和朋友们讨论的内容发生了联系……简而言之，就像世界的盖子被掀掉了，就像世界是个玩偶之家，你可以从上方看到全部——一段令人眩晕的雄伟影像。”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