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主义开始，对书写符号表意方式的激进变革（意象主义、漩涡主义、意识流、间离效果）与重塑对事物之感知的迫切要求（回到事物本身）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对作者、灵感、社会或时代精神的非文本性归属。现代主义作为对写作之潜力被激活后的反应，重新界定了写作的场所与真实，让人们理解了技巧是如何产生并作用于文学的。在实践的领域（现代主义诗、小说）以及研究的领域（形式主义、新批评）出现一个类似的倾向，即在符号学成形之前，人们就已经试图对写作的符号化过程进行结构上的探寻与归纳。此种探寻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结果，则是写作的“符号性真实”与其一直承载着的先验理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形式视差，而时至当代的写作也从被重新认识的符号自足性中汲取养分。对当代写作来说，也许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新的对象、方法、风格、模式，如果说现代主义对写作的自反态度悬搁符号所指物的自然存在——是的，要回到事物本身，但事物不仅仅是等待被描述的惰性对象，况且，符号有可能欺骗——那么在随后的写作实践中更多是视线与符号的交遇在不断变化着，更重要的是，捕捉这种交遇的语言的内涵与外延处于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可变性。

　　形式主义者对写作之中介性质即文学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发现导向这样一种认识：文学相对于非文学的差异之处不在于前者对语言的修辞性使用，它的雄辩倾向，它对黑格尔所谓“美好心灵”的某种精神或美学上的吸引。文学之为文学恰在于它对陈腐修辞的拒绝，对阅读惯性的中断或逆转，这通过对客体的某种视角颠倒的间离化（中介化技巧）来实现。文学就是对所谓“文学”的一次拒绝，一次反叛——实际上，文学的这种自我更新的中介之力将其一直保持在“未曾被超越”的状态。同时，对文学的讨论亟待走出精神、灵感、想象这些半哲学、半神秘主义的观念从而进入对形式（“表现”之冲突）的探究。人们一直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形式之在场其实并不是自明或透明的，因为形式并不是一个包裹着意义核心的果壳，它根本不是裹在写作外面的任何东西，而写作也不是一个“结果子”的方式。写作乃是形式的冲突（诗对非诗的冲击）弥漫开去的一种方式。早在1917年，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技巧〉[“Art as Technique” ]一文中指出形式陌生化对于（文学）写作的决定性意义：

　　艺术的任务即是让客体变得“不熟悉”，让形式变得困难，增大感知的难度与持久度，因为感知的过程本身即具有审美目的性，因此必须被延长。艺术是体验一个客体之艺术性的方式；客体本身并不重要。

　　从诗学（语言之作）的角度来说，什克洛夫斯基也许有理由将艺术直接认定为写作的活动，艺术与写作从根本上讲不过是人类知觉经陌生化（符号中介化）后的绵延与再生产。由技巧生成的“形式”（文字的几何）阻断了读者对事物—观念流的受动状态，例如什克洛夫斯基在文中引用的托尔斯泰对马的拟人化处理，这使得读者能以动物的视角、动物的声音去体验私有财产制的荒谬。反转的视角打破了人们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意识之物与无意识之物的自动吸收，使“熟悉的东西”（被吸收的知识）在纯粹的符号运动中变得“不熟悉”（并未完全吸收），虽然，托尔斯泰以马的视角提出的不过是人的异议。在此，写作仅仅保持为一种陌生化，它延异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NextPage]

　　二十世纪初，陌生化延异的发现催生了各种激进的艺术流派，战争在摧毁文明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的表现模式（基于柏拉图的形式与物相似的理念）。在文学领域，人们强烈地感到某种“反诗学”的必要（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实验散文、路易斯·朱科夫斯基的客观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绘画领域，人们也开始分解画的元素，使它们不再服务于内容并获得独立的存在。对陌生化的探索在俄国抽象派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康定斯基的激进之处在于，他对色彩以及点、线、面的离散运用不但实现了陌生化，他更将绘画符号发展至相互脱离、间距化与陌异化的可能——在此已无任何熟悉之象（视角）可供颠倒，因为已经没有故事可以叙述，形式失去内容、变成内容而进入自身界限的寻找。从形式的破裂中放射出的反艺术精神，在康定斯基这里，因其符号的穿透力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使得以呈现见长的绘画在一架高倍望远镜中变成为一部点、线、面的殖民史。

　　形式的解放让我们看到，艺术不应满足于创作传统美学规划下的哪怕是带有某种异样色彩的作品，应彻底摆脱对对象的依赖而进入各种角度的空间（将符号以激发无限意指的方式大胆相连）。元素的组合不仅变得陌生，而且，这些系列淹没了“熟悉”与“陌生”——形式主义者穆卡洛夫斯基所说的“前置”[foregrounding]——得以相互凸显的整个经验基础。将熟悉之物在感知中变得陌生，这并未检验该物在相似性中的已被设定的状态，这只是为了回到熟悉，回到对观念的体制化的批判。但对于绘画与写作来说重要的是，将言说的潜力从这个设定（相似性的陌生化）中解放出来。脱离了熟悉/陌生这个对立差异的符号运动将观者抛投于一个单纯的概念上的“非一”状态，也即是说，抛入概念自身的否定运动的所产生出的交错、攀升、化解的情形——此即写作的冲突的游戏，它的规则（形式）随着已说出之物的聚集与耗散而发生变化。

　　今日看来，康定斯基的努力也没有过时，因他揭示了形式的冲突的重要性，其对写作的启发是，我们如何从使用技巧以创造陌生化过渡到将技巧自身（而非内容）作为陌生化的对象，即一种贯穿着自身陌异化的技巧—反技巧的内在转变过程。新的风格如果不能从符号之纯粹运动中带出形式的逻辑变迁，如果不能从看似不可能的“新”之纯粹性这个点出发，那么这种所谓的“新风格”不过延续了康定斯基早就看到的在“伟大的抽象”与“伟大的写实”之间的左右摇摆。以“新风格”取胜的写作仍未质询表象与表意一一对应的模式，仍以元素或语词的未经反思的虚无镜像性来反射对象之面对主体而立的性质，它关心的仍是“怎样”的问题，它因此也仍是某个游荡在旧有形式内的新的幽灵。

　　艺术沿着这个“怎样”的道路继续走着。它专门化了，成了只有那些开始抱怨观众对其作品冷漠的画家才懂的东西。这样的时代，画家通常是没有说话余地的。他只有画出一些平淡的“异样作品”时才会被人提及。因为这个“异样作品”，一小群有声望的艺术资助人和行家才看好他。

　　如果没有从形式冲突之可能性出发的勇气，没有对技巧—反技巧（陌生化—反陌生化）这个对子所蕴含的矿藏的开采，没有对艺术之为艺术的习俗规定性的富于变化的思考，康定斯基提示我们，艺术家很有可能就满足于创作某种“异样”却终归“平淡”的作品。当然，这里涉及关于“新”也即“原创”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新”的内涵与价值被惯于求新的观者、行家与市场所主导，在当代艺术作品高度竞争的语境下，也许正如康定斯基所言，“对成功的野蛮追逐使得探索越来越外表化”，艺术家很可能只满足于形式主义所强调的陌生化。此种“新形式”的生产至少保证其作品在外在面目上是能够“被人提及”的某种有“新意”的东西，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在更小、更细微、甚至不可见的形式（例如绘画的点、诗的句中停顿）上造成突破的可能。实际上，鲜有艺术家真正关心并投入到某种非观念性、非市场性的“形式”，也就是被观者、行家、市场所忽视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形式：“如今，一些形式遭到严禁或轻蔑，仿佛只是一些重大思潮的残枝末节，然而这些形式却在专注地等待着出现有眼光的艺术家。这些形式并未死亡，只是处于休眠的状态之中。”

　　康定斯基目光中的“形式”不再是形式主义意义上的形式了，它因其元素之含义无限衍生的可能，因其离散性技巧—反技巧对物象的突破以及对陌异性（符号的纯粹生成之力）的辐射性暗示，分享了后结构主义“文本”的形式。写作向绘画汲取了自身的分离法则，它意识到文本应能承受符号的脱离、冲突而不必干扰作品意义的问题。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 1971]一文中总结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学、哲学写作中“文本”对“作品”的颠覆。巴特以为，如果“作品”仍处于现代主义与阐释学布置之下“使之为新”（make it new）、“使之陌生”（make it strange）的期待性视域之内，那么“文本”的生成则脱离了这个视域。文本不再满足于符号（在康定斯基那里则是绘画元素）的诸多特征（意指功能、修辞、物质性、文学性）对“意义”的综合决定，文本仅仅提供一个意义—非意义—类意义之邻近的安住：“文本不再满足于成为（好的）文学；它不能被纳入任何一个等级制，哪怕是单纯的体裁的区分。正好相反，构成文本的正是它对旧有的分类的颠覆性力量。”文本的观念溢出了旧有的区分，实现了元素之间不可能的联系，将之置入陌生化与陌异化相交错的游戏。如果如巴特所言，文本不像作品那样“向着一个所指关闭”而是实践着解构意义上的“所指的无限推延”，那么在理论上，文本的颠覆性力量足以让它脱离一切具有框架性质的指涉、归类、中心化、主题化从而无限地接近文本自身的他者——符号的死亡。

　　我们有必要在罗兰·巴特之后重新审视与写作命运攸关的“所指的无限推延”，这在康定斯基的绘画中已被先行预示了，但其引发的有关写作实践的诸多问题远未终结。例如，具有颠覆性力量的作品——在“陌异之实现”而不是“向着所指关闭”的意义上来理解——如何从这意指的无限的脱落中纵身而出？如何让文本充分吸收精神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受压抑之物”的诡异回归，从而自文本自身的关闭与敞开中不仅让我们能够“回到事物自身”（回到大写的冲突），同时，更将我们抛入一切观念的非正统的在场状态？换言之，写作如何从形式主义的“使石头成为石头”过渡到使石头不止成为一块石头，或者，以德国小说家赫塔·米勒的话来说，发现石头“已经越过了石头的界限”，使石头在符号运动中变成异于石头的某物，以便分析世界在语言中的斩获以看清文学（陌生化）的某个界限？[NextPage]

　　为触碰这个界限，后结构主义（文本）之后的写作要求我们更深刻地回到让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回到对形式（固定形式、开放形式）、技巧（陌生化）、元素（意象、比喻、象征）的辨识——这使写作具备与“现实”相交错的艺术潜力，况且，写作已然露出文学陌生化的痕迹，写作质问这些内置的痕迹以在决定的一刻将之放弃。离开文学的写作也许将一无所是，这个决断是危险的，但这也许正是写作开始的时刻。克服了文学的写作将能够在形式的大海上冲浪，或潜入任何一种形式的深处，因为它熟知所有的形式，且比文学更自由、直接，前提是它消除了陌生化中回返至熟悉之物的固化。如果文本对意义的无限推延已经迫使写作进入纯粹“新”之生成维面，那么有理由相信，陌异之词能穿越文学技巧发出自己的而不是集体的时代的声音。很多时候，“时代之声”不过是写作者被挤压后的一声的尖叫，而这个时代不乏各类高声的宣言。然而，超越陌生化的写作却意味着写作者从根本上扬弃表象—表意这个惯性联合体，当然，不仅在黑格尔的“既保留又超越”的意义上，也是在“宣布（一项法令）无效”的意义上，即在现象学的“悬搁”（存而不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这越过陌生化的关键一步。

　　实际上，当代写作实践中已有不少文本显示了文本如何开敞于自身的陌异，触发于技巧的扬弃，突破传统的时空表象之维，例如法国作家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的七卷本《问题之书》[Le Livre des Questions， 1963-1973]。如乔治·巴塔耶的介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大量原初体验的写作，雅贝斯的《问题之书》充分实践了文本之为所指之无限推延的可能，诗、哲学、虚构的区分在此被淹没于强大的回旋的发轫之思，在这个充溢了非功效能量的空白的场所，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一切被置于语词、概念、声音的相互脱离、相互突入的游戏。如同康定斯基画中的抽象元素随时准备飞离限于其上的形式统一性（虽然这个统一性已显得微弱），《问题之书》在其写作之裂隙中也随时准备脱离任何“书”之为书的诸如作者（上帝）、主题（中心）、叙事（因果律）的文学性规约。然而，它并没有过快地超越统一性而是仅仅将自身保持于“脱离”的姿势，保持于“书”的概念、逻各斯的概念（“时间与书一同开始”）以便无限地突破概念，在词语的多重提问中把“书”之写作带向空白之域的边缘。

　　作为一个如巴特所言的“去到陈述的规则的边界（合理性、可读性）”的文本，《问题之书》在大写而独一的上帝之书（犹太教《圣经》）与小写的无尽的阐释之书（虚构的拉比们）之间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每一卷书与另外的书重叠，每一卷书包含无数的更小的书，每一卷书既是单独成立的作品也是可一再推衍其意的文本，其合力也如无尽的波浪拍打着书的统一性的此岸。在此，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无限内在的更新，而写作者已被写入书中：“你梦见在书中拥有一个位置，即刻，你变成被众多眼睛与耳朵共享的一个词语。”在大量的诸如此类的概念的陌异转移中，雅贝斯的写作持续地处于一种符号生命之“新”的触发状态，在此状态中，文学的技巧走向自身的消失的中介，不再为了揭示熟悉之物的形式化陌生，而是仅仅揭示语言与世界的纠缠，或借用美国语言诗派的说法，“世界粘着语言的方式”：

　　我随着翻开的那一页起床，随着合上的那一页躺下。我能够回答：“我属于词语的种族，家园因词而造”——当我意识到这个回答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这家园受到威胁。我将唤起那本书并挑起那些问题，如果上帝存在，那是因为祂存在于书中。如果智者、圣徒、先知存在，如果学者、诗人、人类与昆虫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在书里被找到。世界存在，因为书存在。因为存在意味着与你的名字一同生长。书即是书的作品。

　　存在具备了语言的风险，于符号的辨别中变得与“书”具有相同的外延。通过写作的无限化，我们也许能洞察存在的无限（写作的奇妙之处在于让人经验到书之界限的两侧），因为“书首先在它的界限之外被阅读”，更加因为：

　　在书与书之间，在它的标题与标题的缺失之间，有被穿越的一段距离。有这么一个时刻，书页上失去了令人心安的踪迹，对你或任何人来说，不再有踪迹了，当空白的穿越在空白之内被完成。

　　失去踪迹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可辨认的技巧、大的形式、语调、陌生的相似性，也失去了文学语言向着“现实”投下的诱惑的假象之光晕。然而，在当代写作中首要的问题是，在放弃了所谓“文学”的操持后，我们能否穿越这思想的巨大空白？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进入“让新的东西说话”的状态，也就是在写作中进入一个没有现成表述、现成思想可供支撑的状态并试着继续写下去，表述下去，经受形式的削减直到发现一种更加灵活的形式，一种对旧有形式产生吸收的形式，一种与自身冲突着并于此冲突中解开写作之结的形式。此类无异于“灾难”（与自己的守护星座相分离、不再处于想象的幸运的状态）的写作态度，在另一位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灾难的写作》[L’ ?criture du désastre， 1980]一书中得到了更为陌异的表达。这本与《问题之书》同样讨论写作的书，似乎也没有“书”的逻辑统一性，它由格言、片段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写作的自足性方面有所缺乏。每个片段自成一体，如尼采晚期笔记，在总是已经被重写的概念中行进：

　　阅读，写作，一个人在灾难的监控之下生活的方式：暴露于不同于任何激情的受动性。遗忘状态的加剧。并非你在说话；让灾难从你之中说话，甚至让它成为你的遗忘或沉默。

　　在这段非文学、非哲学、只能称之为写作的文本中，陌生化让位给陌异性，技巧让位给不可定位之物的符号性涌现。在突然被打开的话语空间，写作既定的形式、意义、功能、目的已被遗忘、扬弃，已让位给对创作之敞露状态的吁请。进而言之，这个敞露已开始了某种类型的写作，它从一切形式中析取让形式成为形式的东西为自己所用。它让我们辨认出浮上形式的水面的东西，那与形式一直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却未在形式中直接显现的东西，那个源于形式的冲突却又不可还原为此冲突的放射。

　　写作的问题：观念与概念之陌异转移的发生，乃至陌异于一切技巧，成为写作的陌生人，处于不再能够写作的状态。深入形式（概念）关系之中的写作必须另辟蹊径，也注定一再承受灾难观照下既定观念的分解与弥漫，体味从写作之中流溢出来的反对任何文学技巧、文学修辞的生成力量。文学的他者——暴露于写作的纯粹的写作、独一的观念的生成——如果还没有被文学的各种习惯性势力毁掉，能否恰当地被指认为从陌生化技巧到陌异化（逻各斯之变）的转移？概念在辩证运动的中途脱离了否定的循环，不再回返至未经中介的自身——这个离心运动也许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文本，但它也许只是写作的另一场灾难。然而，作为陌异性的起源，写作者自身很有可能不堪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己已经进入了写作的空白，进入差异于陌生化的维面，而新的写作正等待着那个有所预感却毫无准备的人。也许写作的游戏，不过就是以某种方式去预示、回应、勾勒这个对于文学陌生化来说仍然陌生的他者，哪怕说出这个他者的语言因不再起限定作用而变得难以想象、难以把握。因为这是思想自身产生转变的沉默的语言，它拒绝了轻易的理解，而文学的现有的观念——修辞的机制、历史的建构、主体的位置等等——也都在写作从陌生到陌异的穿越中变成了某个边界处的活动。 

　　（《新美术》2015年第2期）

　　参考资料：

　　1.　　[法]罗兰·巴特着、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2.　Viktor Shklovsky， “Art as Technique，” in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 16.

　　3.　[俄] 康定斯基着、李政文 魏大海译，《艺术中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4页。

　　4.　　Roland Barthes， “From Work to Text，” in 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 1471.

　　5.　　[德] 赫塔·米勒着、丁娜等译，《镜中恶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

　　6.　　如《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1954?）与《不可能之事》（L’Impossible， 1962），它们记录了一种思想即将停止之处的思想——处于界限状态的思想，以片段形式表象体验、写作、哲学、死亡之潮涌。

　　7.　Edmond Jabès， The Book of Questions， vol. 2， trans. Rosmarie Waldrop，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3.

　　8.　　Roland Barthes， “From Work to Text，” p. 1471.

　　9.　Edmond Jabès， The Book of Questions， vol. 1， trans. Rosmarie Waldrop，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1.

　　10.[美] 查尔斯·伯恩斯坦着、罗良功等译，《语言派诗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20页。

　　11.　Edmond Jabès， The Book of Questions， vol. 1， p. 31.

　　12.　Edmond Jabès， The Book of Questions， vol. 2， p. 7.

　　13.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Ann Smock，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p. 4.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