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学界，总体上热衷于这样一种风气：有学问不如有学术，有学术不如有学科。各路学术大腕要是没了学科，就像树倒的猢狲一样狼狈逃窜。有了学科，他们就可以画地为牢，占山为王。而被学科套牢的人，就像得了“学科斯德哥尔摩症”，难免要赞美起狭隘的知识暴力，而贬斥通识和洞明的学问。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体制的主流所趋，但也不乏身在体制之内却走在主流岸边的学人，敢于游走在学科的边缘，做一些并不“主流”的学问。

　　郑也夫在《语镜子》的自序中说道：“我从来不拘泥于学科划分，我认为划分仅比不划分稍好一点。”身在学院中的人要说出这一番话，是要有抛弃“主流”的决心的。身边有不少人读过郑也夫的书，知道他是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郑也夫是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六八年人”。所谓“六八年人”，就是第一批下乡知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回城后考上了大学，成为当下学术界的风流人物。但是回到社会学这个学科内，就会发现，这么一位重要学者却并不“主流”。他关心的问题，往往是被主流社会学思潮视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他的《阅读生物学札记》、《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等著作，以及由他主持翻译的《理念人》一书，涉及的主题包括生物的社会性行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以及知识分子问题。这些主题，社会学家通常认为是生物学、经济学和文学等学科该管的事儿，因而不愿过问。而郑也夫却将这些事儿拉进社会学的视野，形成一种“偏正结构”的“冷学问”。

　　《语镜子》一书关心的，是语言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界，这也算是冷到极致的“边角料学问”。但对于读者来说，“边角料”却可以带来阅读的兴致盎然。郑也夫躬身采撷了社会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将其归纳为礼语、官腔、咒词、黑话、粗口、俗语、联语、儿歌等等。体现在这本文集的一小部分篇章，阐述了语言的一般社会学问题，例如“语言强制力”、“语言社会学的视角”等等，多数篇章则进入具体的语汇本身，从社会史或社会关系的维度对其作出细致的堪察。这些语汇包括“棒”、“新鲜”、“革命”、“牛逼”等，当然可以无穷举例，但作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作者细心考察的语汇，也必是最能“反射”作者问题意识的语汇。“反射”是镜子的光学功能，郑也夫以镜子来转喻语言的社会功能。在此我只想多绕舌一句：语言作为一面“社会之镜”，具有双向功能：其一可拿来自鉴；其二可用来鉴人。所谓“自鉴”，也适用于这本书的作者。他摆弄着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就像一个注意自我形象的人遭遇一面镜子。[NextPage]

　　当下社会学界，鲜有学者具有较好的“语言意识”。以学科为界限的长久浸淫，使得多数学人只剩下一身现代八股气：术语连串，句式欧化。语言功底再差一点的，则是病句成群，不知所云。而能修得文章学之功力的社会学学者，则屈指可数。我以为郑也夫是其中一位。

　　遇见一本义理和辞章兼修的书是一件快乐之事，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去读一本毫无语言光泽的书。缺乏光泽的语言，当然不具有镜子的功能。它是黑暗的、死寂的。尤其是近年来翻译进来的学术作品，多是当下学术体制的产物，其语言之粗糙与蹩脚，几乎让每一位读者抓狂。学问与文章是一体的，这种关系最能体现在著书立说者的修行方式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传统做法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现代学者则倾向于一种相反的修行方式：以学科为中心，以学术为志业。前者固不可全信，后者更不可轻信。郑也夫的修行方式，大致介于二者之间。他既有学科学术之根基，也有世事人情之造化。这在他深入浅出的语言可见一斑。因为语言是一面可资自鉴的镜子。

　　至于语言的“鉴人”之功能，也是值得一说的。如果把郑也夫摆弄的每个词汇视作一个小镜片，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们获得观察世界的某个视角。举例来说，在文学社会学领域，有一个经验现象一直无法得到较好解释：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停止了代际更替，“50后”作家“一手遮天”文坛30年有余，却未见新生代作家的强势登场。陈思和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关注到了这个现象，并期待新世纪十年会迎来一次新的“青春潮”，结果却落空了。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太多，解释起来很复杂。我也曾作过一些思考，试图给它一个说法，但解释力度终究是很有限的。

　　读郑也夫的《语镜子》，则让我眼前一亮。在《“老张”与“小张”：老人的统治》一文中，作者通过日常口语照亮了一段社会史：1949年之后的中国又一度回到了老人统治的社会。这个说法就像阳光一样平常，却很受用。就在写作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正窝在乡下老家的木屋子里，有些阴冷，巧的是，此时有阳光从门外投射进来，似乎一下子化解了身心凝滞。“语镜子”就像这束阳光，它不仅照亮了一段社会史，还通过光的传递照亮了一片有待辨识的现实。

　　语言是“社会之光”的解码器，同时也是传输器。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