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供职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国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是梁实秋，他不仅是散文家、学问家，也是人所共知的翻译家。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而实际上用了30年。梁实秋曾在庆功会上说，要译《莎士比亚全集》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必须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 ”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作为我，当然不能也不敢同梁实秋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像样的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最为人知晓的也好像更是翻译匠。
不过，我没有受过专门翻译训练。既没有上过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班，又没有攻读有关学术学位。而作为翻译实践，说得夸张些，可以说出手不凡。举个例子，前年北京一家出版社要把我早年翻译的夏目漱石《哥儿》《心》等作品作为日汉对译读物重新包装出版，希望我重新校阅一遍。一来毕竟是旧译，二来对译读物有其特殊要求。校阅过程中，我有个意外发现：差不多30年前翻译的夏目漱石的《哥儿》居然没有多少校改的余地。起始我不相信，于是在不看旧译的情况下重译了一段，之后两相比较。结果情况变得更糟，新译有的地方甚至比不上旧译。这意味什么呢？意味整整30年之久，我的翻译水准全然没有提高，还是意味30年前我的翻译水准就已达到今天也未必达到的高度呢？我不知道是应该为此气急败坏还是应该欢欣鼓舞。但不仅仅如此，其更深的含义恐怕在于：较之技术，文学翻译的确是一种艺术活动——技术可以重复，不能重复的不能称之为技术；而艺术，严格说来则是不可以重复、不可以复制的，倘可以重复或复制，便不是艺术了。
我自小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等文学书。就我看书来说，我倒是不大注意看故事情节，而更留心表达方式或修辞，有时一边看一边摘录漂亮句子。这个习惯到现在断断续续差不多持续了半个世纪。同时习惯于每天睡前看一两篇原创散文，把漂亮句子录入脑海，带入梦乡。也许你笑我幼稚，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初中生似的？可我以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永远是个孩子，应该永远保持童稚之心、敬畏之情。正是这样的阅读热情和阅读习惯培育和呵护了我的写作能力、修辞自觉和文学悟性，或者在体悟语言艺术之美方面表现出的一点点灵性。
灵性从何而来呢？来自母语阅读、母语熏陶。也就是说，母语关乎灵性，关乎审美，关乎心灵机微的捕捉以至天人之际信息通道的贯通。而这些，大而言之，与人的幸福感有关；小而言之，与文学翻译的效果有关。用作家毕飞宇的话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 ，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 ”
那么，这是否意味一切取决于母语，外语可好可不好呢？翻译的优劣并不由母语好坏一锤定音，它也同外语能力密切相关。当然，这里说的外语能力主要不是指理解能力，而是指欣赏能力，尤其对文学性外语微妙语感的感受能力。
从事文学翻译所需要的语言功力、语感、修辞自觉以至审美灵性，已经通过母语及外语的大量文本阅读而先于翻译实践大体形成了，翻译乃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学翻译是超越技术操作甚至经验积累的艺术活动，这也是我赖以主张“审美忠实”的根据和缘由。我认为就文学翻译而言，最关键的是审美忠实。就文学翻译中的形式层（语言表象） 、风格层（文体）和审美层（品格）这三个层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
令人担忧的是，审美追求、审美视角的缺失恰恰是近年来不少文学翻译实践和文学翻译批评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甚至学科建设的论证也越来越脱离翻译本体。不少翻译研究者和翻译课教师，一方面热衷于用各种高深莫测的西方翻译理论术语著书立说，一方面对作为服务对象的本应精耕细作的翻译领地不屑一顾，荒废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学科家园。在这种风气和评价体系之下，原本为数不多的翻译高手渐渐无心恋战，而补充进来的生力军又往往勇气和魄力有余而审美积淀不足。
那么，除了通过中外文本大量阅读形成的语感、语言功力和对文学审美的感悟表达能力，从事文学翻译还需不需要别的呢？需要，需要爱，需要对原著和文学翻译事业本身的爱。用村上春树的话说，“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功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 ”而爱的最高形式，应该说就是忘我，就是进入如醉如痴的忘我境地。
而另一方面，恐怕也不是所有作品都能让译者投入“充满偏见的爱”或“热烈之同情” ，从而“到了入神忘我之境” 。比如我，翻译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树可以这样；而翻译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甚至川端康成则不然。引用童元方的表达，前者我可以“译心” ，译之以心；后者则只能“译艺” ，译之以技艺，即最大限度地动用技术手段。而那样一来，翻译就不是“至高无上的快慰” ，而成了技术性劳作，有时甚至是一种痛楚。所以，这里有个选择问题，即要选择情投意合、能爱得起来的对象。
对于翻译来说，审美忠实也好，“充满偏见的爱”也好，最终都要落在、体现在文体上面。从这个意义上，译者自始至终面对的和处理的都是文体。盖因原作的主题、情节和人物设计，不存在译者介入的余地。译者可以介入的只有文体或语言风格。所幸那里的确是个充满可能性的神奇之地。
或许有人要问，原作文体的如实再现可能吗？或者说你译的村上就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吗？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说白了，百分之百的原作文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星球上哪儿都不存在。翻译只能向原作文体无限接近过程，永远在路上，终点是没有的。终点永远向《挪威的森林》中那个萤火虫光点一样无法触及。退一步说，翻译只能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相妥协相融合的产物。
最近翻译了村上的《生日故事》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等三个短篇，执笔翻译当中，不由得再次为他的文体所折服——节制、内敛和从容不迫，内省、冷峻而又含带温情，轻逸、灵动而又不失底蕴和质感。就好像一个不无哲思头脑的诗人或具有诗意情怀的哲人安静地注视湖面、捕捉湖面。用《舞！舞！舞！ 》中的话说，“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澈的清泉时所激起的” ，每一道涟漪，进而追索涟漪每一个微妙的意趣。换言之，内心所有的感动和激情都被平和恬适的语言包拢或熨平。抑或，村上式文体宛如一个纹理细腻的陈年青瓷瓶，火与土的剧烈格斗完全付诸于艺术逻辑和文学遐思。
“感谢在过往人生中有幸遇上的许多静谧的翠柳、绵软的猫们和美丽的女性。如果没有那种温存那种鼓励，我基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村上在他最新的短篇集前言中这样说道。那么我得以翻译村上40几本书应该感谢谁、感谢什么呢？感谢大家始终如一的赏识和支持，感谢日本的村上和他创造的村上式文体。不无遗憾的是，文体这一艺术似乎被这个只顾急功近利、浮躁的时代冷漠很久了。而我多少引以为豪的对于现代汉语的小小贡献，可能就是用汉语重塑了村上文体，再现了村上的文体之美。或者莫如说，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汉语本身的贡献，翻译的贡献。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