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说读不懂诗，但没有人说读不懂散文，这正是散文这种文体的巨大优势。今天当人们对散文这种文体的界限认知变得愈来愈模糊的时候，散文的真实性特征仍还是大家所公认不能违背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维护散文生态民主的本性，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基本理想和立场”，散文创作必须要表达作者的真实情感，要描摹生活的真实场景，要刻画现实的真实人性，也要带给读者真实的感动，这样的散文才是属于文学的，属于审美的，也是属于永恒的。已经出版过《走过心灵的脚步》、《谁在黑夜里与我对话》等多部散文集的江苏散文家高建新最近又出版的一本《走向自由的村庄》（以下简写为《村庄》）散文集，这本集子总体上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创作的，那就是他的家乡河湾村，在京沪高速铁路建设拆迁的过程中“蒸发”了，消失了，人性在拆迁中被污辱、被扭曲，也被淘洗、被净化。作者面对消失的家园村庄，提着灵魂的笔，蘸着人性的墨，歌唱了一曲自由飞翔的心曲，为自己的乡亲们，也为这座已经失去的村庄。
一、失掉的家园有人性善的乡村解码
当代散文家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对自己心中的村庄进行了精雕细刻式的书写，从村庄的各种动物，到各种植物，再到田野河滩，甚至于春风秋雨，夏阳冬雪，几乎都写尽了，但是对村庄的人却没有太多的笔墨，邻里乡人都只是这个大背景的村庄的影子，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村庄，也即是作者心中的村庄，是作者灵魂依托的家园。它给读者无限想象，也让读者在这种繁琐的叙事中感受到这个村庄的狗猫马牛、麦粮草树等生物的生存状态，应该说这是他精神灵魂的乡土，也是他回归自然的宗教之坛。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有着深切的自然敬慕，高建新的河湾村也同样寄托着作者无限的怀念与惆怅，“流淌着春寒的小河”，自家的老屋以及老屋旁边已被砍掉的那一排茂盛的水杉树，儿时的伙伴等等，“那一砖一瓦，一窗一门，一锅一瓢，一桌一椅，一针一线，一罐一钵……也许，每一件，或有一段往事，或有一个精彩故事，或有一处刀刻的历史留痕”，这里也是他灵魂皈依的圣殿。刘亮程感受到的村庄，他也能同样感受到：“那时候，你的每一声鸡鸣，每一句牛哞，每一片树叶的摇响都是我的招魂曲。在穿过茫茫天空的纷杂声音中，我会独独地，认出你的狗吠和鸡鸣、你的开门声、你的铁勺和瓷碗的轻碰厮磨……我将幸福地降临”。这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高建新在他的这部散文集《村庄》中，也真实地表达了对失落的家园的无限怀念，对在拆迁过程中人性的丧失与升华所流露的真情关注，有童年的生活趣事与酸辛，也有民俗风情的迁徙与变通，更有乡亲们对故土的种种依恋与想象。
莫言说：“故乡是作家摆脱不了的存在，作家用文学的方式拓展故乡，是对故乡的一种超越。”[4]高建新的河湾村在拆迁中消失了，但他灵魂中的故乡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他说：“我的河湾村怎么折腾也不会在动迁中消失，那乡村、乡土、乡亲和乡情将久久远远镌刻在我们的生活与记忆里。你飞向了大江南北，飞向了天涯海角，飞向了自由与平等！”高建新在《村庄》中对人性的解读是深刻的。在他所描绘的河湾村中，有因急性子的接生婆而死掉头胎儿子的夏大娘，有看重亲情而意外获得紫罗兰手镯的水姑，有在拆迁过程中贪占小便宜而吃大亏的虎大，有怀着“心病”而不得解脱的二狗子，有坚守土地历经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的推山鬼，还有许许多多在这个村子成长死亡的乡亲，更有自已已逝的亲人等等，这些人都是这个村庄的主人，但因为拆迁，他们离开了祖辈们生活过的乡土，进到城里，成了城里人，但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依然是对乡土的思恋，是对乡村生活或痛苦、或美好的记忆。当村民星星（《孤独的守渔人》）成为全村最后一个离开这片土地的人时，他成了渔塘的孤独守护者，他对这片渔塘的依恋让他变得有些疯狂，每天都吃住在渔塘边的草棚里，从不离开，但却正因为他的坚守，惹恼了拆迁者，他们便以迫使他的女儿下岗的方式来逼他签字。可以想象到，这样无耻的手段很快使这个“最后的守渔人”也不得不黯然谢幕离开村庄。农民渴望进城，渴望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应该是所有农民的梦想，但拆迁进城离开故土的这种方式却又让他如此的矛盾与纠结，甚至于抵制，这其中也许是现今中国城镇化道路上所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不是河湾村个案，是无数个中国乡村城镇化过程中的阵痛。作家可以描摹出心中故乡河湾村，但无数在这个乡土上生活过的乡民在完成身份转换时，他们内心的那种不适与惆怅，无奈与无助，甚至于私利的纠缠与道德的沦丧，不是需要社会当政者们深深思考的吗？这正是高建新散文的良心思考，也是人性善的乡村解码。
《村庄》中对亲情亲人的记忆描摹，是这部集子中人性书写的重要部分。《时代英雄》中的父亲，虽然没有高贵的出身，但在那个全国饥饿的时代，作为上海南洋电机厂的工人，响应号召，带着全家5口人回到了农村老家，艰难度日，从不后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语句，虽然高了些，但何尝不是那个时代勇于担当的无数中国人的真心话呢。父亲的决定是无奈的，也是真实的，这其中也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多少的辛酸与无奈啊。河湾村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也是父亲猝然离世的地方，同时还是因生活困顿而早夭的两个妹妹的最后归宿。村庄拆迁了，屋子可以拆掉，东西可以搬走，但亲人的灵魂还在这个村庄游荡，谁来安抚他们，谁给他们祭祀扫奠，作者的心中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愫，则时时回到梦中与亲人相会。《惊梦二妹子》中，一个4岁的“清清秀秀”的女孩子，因饥饿而准备洗一根黄瓜充饥时，跌入河中溺水而亡，这是多么让人伤心无奈啊。作者深深自责自己的疏忽而失去了二妹子，愧疚中则经常在梦里与这个小妹妹相遇。而大妹子却是由于过早的劳作而损坏身子，正当19岁的花季时期却因风湿性心脏病而逝。对大妹子的死，那是一个村庄的伤痛，整个村子的乡亲都为之痛哭。作者也曾在梦里她短暂相遇，但梦短情深，醒来之后也只有“手捧一簇凤仙花”的妹妹的倩影残存，对亲人的思念借着梦境，留住了亲情，也体验着那个时代生命的脆弱与不幸。作者与河湾村所有的乡亲一样，都曾经历过悲惨的饥饿年代，也随着改革的春风取得了人生的成功，但拆迁这样的新事物却也带给人们许多的思索与不解，为什么人性在金钱财富面前，扭曲变形了呢？真实的现实传达出人们在道德价值的审判面前败诉了，人性的善良受到了金钱的冲击，乡村的过去已不能再复制了，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已经是不可能了，但必须面对，勇于承担，才是今天进城的农民们必须思索的事情。苏童曾说过：“乡村可能永远是城市人的一种假想的心灵归宿，而对于乡村人来讲城市则永远是一种世俗的寄托。”所以乡村农民进城后经过身份的转换，所必须面对的就是在这种归宿与寄托间徘徊的问题，无论是得，还是失，这种矛盾的痛苦是这一代人的宿命，人性的善恶在道德的天平上永远难以求得平衡，但他们骨子里的那份乡村的解码却已融化到灵魂之中了。
二、人性与自然的融通折射出生命的尊严
《村庄》除了对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拆迁问题的关注外，还有对与这村庄相关的自然环境的人文关怀，这也应该是作为《村庄》这样的散文集所能真实反映人性的一面，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有尊严的生存，也需要情感的联结，这也许是所谓“和谐”的意义吧，其实传统文化提倡的“天人合一”，更能解释这种现象。
“散文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其精神是有呼吸的，是不可复制的。”的确，散文创作是最具有个性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它是作者个人与世界的交流与欣赏，融注了作者鲜活感觉的文字，是生命化做符码后的人性显示。《村庄》中的《家蛇》、《三宝》、《水杉树》等篇都是作者对自然环境在受到人类的冲击之后所显示的关怀与寄托。《蛇》写的是关于家蛇青风梢的故事，虽然很短，但却让人看到了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中所流淌出来的真情。一般说来，人们对于蛇一般是没有好印象的，不仅仅因为它会攻击人，但就它那扁扁的头颅，长长的信子，就会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令人惊惧之余，对它产生厌恶之感。但作者却将它赋予了人的灵性，老屋拆掉，这条青风梢家蛇却对这座旧屋留恋不舍，更对老屋的主人也依恋难弃，甚至于跟到新家，并产下两条小蛇。这哪里是让人害怕的蛇，它实际上是这个家族的成员，是家园守护的天使，所以作者喜欢它，读者读到这里，那种厌恶的感觉也早飞走了，人性回归，生命在自然中延续，人类的生存是需要其他自然万物的陪伴，这样才不会孤独。
《村庄》中多次提到因搬迁而被村民遗弃的小动物，其中流浪狗也许是众多遗弃动物中的代表。《三宝》中的三宝就是三只刚刚出生的狗宝宝，因为主人拆迁搬到城里没有办法带走，它们便被遗弃在迁后的老屋里，而狗妈妈却誓死相留，竟从搬迁车下跳下来与三只狗仔团聚。实际生活中的野狗野猫，在城里也是很多的，但这个有着自己的家园的狗妈妈宁愿忍饥挨饿地坚守着自己狗窝，乳养这三只宝宝，也不愿离开。当“我”再次回去时，却“惊讶地发现了那三条饿得奄奄一息的小狗狗，还有它们憔悴不堪，在极度饥荒的死亡中苦苦挣扎，恪尽职守的狗妈妈”，它们仍在坚守，不愿离开。当我把这三只小狗带走时，狗妈妈感到使命完成，“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了”。三只小狗得到很好照顾，“我”带回去，给它们洗澡、喂奶，并取了“河河、湾湾、村村”的名字，成了家里的“吉祥三宝”，最终三宝给有爱心的人士领养而去。这是美好的结局，也是美好人性的赞颂与传扬。但作品给人更多思考的地方却是对那些没有人收养的流浪狗的叙写，当“我”再次驱车回到这个残垣颓壁的村庄时，“眼前的一幕使我惊呆了：狗妈妈正正襟危坐在屋前的瓦砾上，它还在坚守着主人的屋子，看护着脚下的破砖碎石”。更有甚者，在另外的“几间破残的屋子前，又惊现了几条厮守老屋的狗狗，它们或坐或立或匍匐，但都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它们疲惫的眼神向我射出仇恨的目光，仿佛是我拆了它们家的房子”。这些被遗弃的狗不愿离开原来生活过的家园，而且还坚守着各自主人的房屋，也许是在等主人的归来，也许是守着自己的狗仔归来，但重要的是不离不弃，生命的尊严在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狗的品格，需要人们深深的思考，这也是正是作者借此而升华的主题所在。拆迁是大工程，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由之途，但需要有爱心的人类更多关注一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不要在物质财富取得大发展的时候，忘记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将爱心释予自然万物，定会结出文明之果，任何一种生命都需要我们尊重并平等对待。
三、乡村民俗文化的递接深化作品的意蕴
成功的散文创作既是作者人性的自然流露和个体生命意识的激扬展示，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现实人文关怀的严肃态度和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热切关注。凸凹散文集《故乡永在》被认为“是写给成年人的现代童话，是写给城市文明的乡村寓言”，他的“散文写作融入了他高度的文化自觉” 。他自己也说：“故乡对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人心智、情感、人性和伦理观念形成的起点，是立人的基础。正是故乡伦理的滋润，使我内心充盈，从容淡定。”这部对故乡自然人情叙写的作品，借对乡村文化的记忆描摹提升了作品的内蕴，高建新的《村庄》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同样是借着“故乡伦理的滋润”，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城市文明的乡村寓言”。《村庄》写了种种来自江南河湾村的乡村文化、乡村的民俗风情以及因拆迁所产生的文化畸变。其中的《请裁缝》、《肴馔》、《移风易俗》、《安魂鸡》、《鬼门楼》等篇，从江南民间文化的请客吃饭、缝制衣服、死亡丧葬、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江南农村文化的种种景观，这些乡村伦理道德的文化叙事正是作者心灵深处的那种乡村家园意识的自然流露。
《安魂鸡》通过对江南农村丧葬风俗在受到拆迁影响后所发生的“移风易俗”变体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了江南丧葬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体会到农民进城之后所必须改变的无奈，这实际正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在现实生活中冲突的文化显示。表弟的媳妇是因乳腺癌的复发而去世的，年轻的生命匆匆而逝，痛哭伤心的表弟为了让即将逝去的妻子的魂魄不至掉落在野外，必须把她拉回家中，并且还要用“揭瓦迎故”的习俗，将她的魂魄接进家中，但拆迁后搬进城里的楼房，即无瓦可揭，也没有平房可进。只好新事新办，听从了见多识广的救护车司机的意见，买了一只安魂鸡，以便妻子能够借着这只活着的鸡安全回到家里，再给她进行出殡下葬。但对这只安魂鸡的最后安置问题却使表弟陷入了困境，因为和尚说要与死者火化陪葬，以求涅槃；而道士则说应该放归自然，超脱生死。表弟最终选择了放生，以求活人心灵的寄托。丧葬文化在农村永远都是重大的，尤其是形式上，但在城市文明的进展中，拆迁成为所有事件变通的借口。《鬼门楼》也是因为死人，习俗里要求人死必须回家，而拆迁让许多的农民有短暂的时间可能搬不进新楼房里，而如谁家正好此时有即将因病、因难要离世的人，则必须选择住进鬼门楼，以便办理丧事。鬼门楼折射出乡民的无奈，因为死亡，只好“移风易俗”。作者在此也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慨叹：“拆迁推进越快，鬼门楼的不幸就越多，还是悠着点，减速为妙。”
乡村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终将被城市文化所替代，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要走向城市文明，但对乡村文化的依赖则永远是城市人的精神想象，所以说，乡村文化也应该不会消失，它注定会以各种不同的外在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请裁缝》中对那个时代的裁缝制衣的描述，为裁缝“供饭”的细节，甚至于家里如何安排为家人缝制新衣，这些小事无不显现着那个时代贫穷的乡俗文化，放在今天已很少有人自己缝制衣服了，但这些作为时代的文化积淀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记忆了。
高建新的《村庄》写的虽然都是乡村的小事、杂事，但拆迁主题的内涵却清晰地表达出人们在走向城里之后还仍然时时地留恋着原来的乡村，那里是数代人，甚或是数十代人精神的家园，祖辈的灵魂在那里游荡，文化的根深埋在那里。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没法逃脱，但真实的人性却在这个主题中一一展演，不管你如何选择，记忆深处的乡村只能存于永恒，定格在拆迁前的一瞬了。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