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些小说打动过我，我试着回想那份名单：《世间已无陈金芳》（石一枫）、《所有路的尽头》（弋舟）、《人罪》（王十月）、《走甜》（黄咏梅）以及张楚的非虚构叙事《野草在歌唱》……当然，这份名单必定是不全的。当我写下这些作者的名字，不期然发现，他们和我一样，都是70后一代。
这些小说都不是让人快乐和轻松的，读它们的某一时刻，我曾经坐立不安。《世间已无陈金芳》里，陈金芳如此生动鲜活，她的人生浮华得像泡沫，虚荣、豪赌、欺骗，她是我们时代无处不在的土豪翻版，而她本身就是巨大的谎言。对这个人，石一枫没有廉价的同情和伤感，他冷静而克制，也正因此，这个人物才变得复杂、独特而具有时代标本意义。《人罪》中有两个陈责我，他们都已人到中年，一个是法官，一个是杀人犯，但法官有什么资格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当年不正是他顶替了那个“罪犯”上大学吗？王十月有独属于他的时代感，他将两个人的命运残酷地并置在一起，使我们不得不直视，不得不面对这个像铁板一样的现实。我也看到《走甜》里那个中年女人，她身上的驱风油味道吓走了那位对她有爱慕之情的年轻男子，时光和年龄就这样无情地横亘在那里。黄咏梅是冷静的，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残酷，它一下子摧毁了这个女人的爱情，甚至连幻觉也不允许，她这样指给我们看。
还有《所有路的尽头》中的邢志平，这个活得滋润的书商为何而死？因为，他纵有大把金钱，依然难以改变那本该深刻书写的记忆和历史，这让他深夜耿耿难眠，这让他最终纵身从楼上一跃，在这个人物命运的追溯里，你能深切感受到弥漫文本的痛切之情，这个人物身上，投射着作家本人对时代和一代人命运的深切思考。还有《野草在歌唱》中三个爱文学的男人在街头抱头痛哭，那场面深深刺痛读者——张楚写得细密多情辗转，在一个巨大的黑乎乎的泥潭里，人如何自救才能活得像人？
这些小说是镜子，影影绰绰照着我们自己。每一位作家都选择着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张楚回望岁月时有那种无法抑制的疼痛和无能为力之感；《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是这篇小说中最有意义的存在，他是闲人，但也是清醒的人，这个隔岸旁观者注视着漩涡里挣扎的陈金芳，他尽可能不成为那个落水的人，但他早已无法把她从水中救起了；还有那个在爱与良知之间最终选择良知的杜梅；那个面对邢志平的备感绝望而孤独的刘晓东……
当然这些小说并不完美，有些甚至有非常明显的瑕疵，但我必得坦率承认，我被这些文字中的软弱、失败、沉痛、负罪感打动。想来，这些文本的叙述者们都已人到中年，用心的读者会感受到他们在文本中的真诚，他们在尽其可能和读者一起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个世界的诸种荒谬、荒芜和人性的黑洞。没有谁比邢志平更可怜，他除了钱一无所有，当一个时代被翻过，他甚至无法确认他自己的存在；陈金芳看起来如此光鲜如此虚弱又如此无知无畏，但她说到底不过是那些幕后新的“经济人”的无足轻重的走卒罢了；谁会在乎那个叫陈责我的小贩的死去？律师和法官最终走到了一起，那个最大的受害者就那样消失了，除了在新坟上添上花环还能怎样？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残忍。还有那三个献身文学的中年男人，谁能知晓他们在深夜如何数尽内心伤痕？
石一枫、王十月、黄咏梅、弋舟、张楚，是我们时代疼痛的刻印者。那些生活在偏僻之地的、那些裹在金钱漩涡里的、那些耿耿难眠被忧郁困扰的、那些被不幸命运推向无底深渊的人和人们，来到他们笔下。我们借此触到我们时代的病灶。——人到中年，你越来越体会到人的孤独，卑微，渺小；越来越看到命运的强悍，时代的不可抵挡，世事的不由分说。但也越来越体会到写作何以为写作、人何以为人的那些东西。
是谁说过的，70后是最没有运气的一代？也许。但哪个年代的人又敢说自己最幸运？没有人可以选择他的命运和时代，一个作家能做的，就是使自己成为能成为的那个写作者。近五年来，70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勤勉和最沉默的写作中坚，不仅仅是中短篇创作，长篇创作中也有《耶路撒冷》（徐则臣）、《认罪书》（乔叶）、《六人晚餐》（鲁敏）、《天体悬浮》（田耳）等优秀作品问世。他们以属于自己的方式言说，记下我们时代微弱和痛切的声音。因为他们越来越了解，写作比沉默更有意义，面对时代比背对时代更有价值。
也许我们离我们心中的经典还有那么大的距离；也许老天爷并没有给我们这代人以天才和运势；也许时代使我们必定成为夹缝里苟延残喘的群落。但是，还是要写下去。用文字把自己救起来。只有写下去，一切才有可能——才会有人知道我们这样活过，我们这样伤过，我们这样深思过，我们如此这般不甘过。即使所有人都确证我们身边无非充斥着玩笑和闹剧，即使所有人都指认我们周围处处是小丑、骗子和文化掮客，但那些用心写下的文字依然会在某一时刻闪光、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严肃的写作者，他们认真活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们常常觉得所处的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但也许我们就像任何时代的子民一样，不过是身在此山中的过客罢了。作为写作者，我们所能把握的，恐怕也只有书写本身。“我只想嚎叫一声，只想嚎叫一声/一个被掠夺一空的人/连扔匕首都没有力气”，那位身有残疾的诗人余秀华写道。她最终以诗的语言从疾患中逃出，以书写确证她作为人的整全——不论哪个时代，写下去，写到尽可能写到的那一步都是作为写作者的尊严所在。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