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在故宫留影。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隐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墓碑上的姓名，在那连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毁去了，只留下一方已经黯淡缺损，但幸存下来的汉白玉，上面镌刻着一簇有着浓厚的民族韵味、丰满而又秀丽的花圈。偶来的凭吊者很少会知道，这花圈原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是那碑座上雕饰的一个刻样。1955年，它被移放到这座墓前，作为一篇无言的墓志，纪念着它的创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筑学家和诗人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全家迁居北京。1920年，林徽因随父亲去英国。在英国期间，由于一位同窗英国姑娘的影响，她开始对建筑艺术产生兴趣。
上世纪20年代初，林徽因结识了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长子、当时的清华学生梁思成。不久，他们先后来到美国，就读于宾州大学，并共同决定要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由于当时这所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该校美术学院，但选修的主要是建筑系的课程。1927年，她以学士学位毕业于美术学院；同年，梁思成获得建筑系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转入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的学生。1928年，这一对新婚的同行回到祖国。
虽然人们常常把林徽因说成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但实际上，从整个一生来说，文学创作并不是她的主要事业。上世纪30年代，在梁思成作为一个年轻、热情的建筑学家所进行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科学研究活动中，林徽因始终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仅陪同梁思成多次参加了对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而且还同梁思成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调查报告多篇，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她为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绪论”，可以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了。
当时，林徽因在学术研究活动之外，开始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反响。虽然出身于旧式的上层家庭并生活于优裕的环境，但可贵的是，林徽因确实表现出某种突破自身局限的倾向。她早期的几篇文学作品，如小说《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等，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野以及由此而来的各个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尽管她所表现的主题和人物同当时真正严酷的社会现实和矛盾的焦点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窗子”以外的生活的探索和追求。
林徽因以诗闻名于当时的文学界，但其诗却和上面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她早期诗作，大多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为主题的，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是一种恬静生活中内向的精神发掘，因而其社会意义并不显著，题材也显得比较狭窄。她的诗之所以受到一些读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诗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挚、细密和纯净，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尤其是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热爱和美术修养，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现对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绘，如《昆明即景》：“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这使她的诗别具一格，在我国白话诗的园地里，走了一条旁人没走过的路。
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林徽因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期间，读到的是欧洲建筑史，而中国建筑在西方建筑界眼中，却像是不存在一样。这种情况，正是激励他们立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推动力。然而，当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日军发动侵略，他们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1937年7月，当日寇的炮火在卢沟桥畔响起时，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当他们由于在深山里发现了国内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万分时，却传来了战争爆发的消息。
八年抗战，他们历尽艰辛、跋涉千里，从北平到昆明，再到四川宜宾一个偏远的江村，艰难的生活、日寇的空袭、不断的“逃难”、越来越差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肺病复发。从1941年起，她就经常发烧卧床。然而这都没能遏止她在精神上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除了若干诗稿之外，她已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诗稿中安逸、婉约的格调也不多见，而开始发出某种悲怆、沉郁，甚至是苦涩的音响。如为哀悼在与日寇空战中捐躯的弟弟而写的诗稿《哭三弟恒》和鞭笞恶劣的社会风气对年轻知识分子心灵的侵蚀的长诗《刺耳的悲歌》，表现了她创作思想的这种转变。此外，她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宿愿。
1946年，梁思成应聘到清华大学主持建筑系的创建工作，林徽因终于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北平。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已经解放了，而解放大军对北平的包围正紧。林徽因和梁思成不仅为城内亲友、百姓的安危担心，更牵挂这座文化古都城内无数辉煌的古代宫殿庙宇。一天，突然有两位解放军来到家中求见，在大吃一惊的梁思成面前摊开了一幅大比例的北平军用地图，请他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大军万一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第一次同解放军的直接接触，使这一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后，林徽因的病势虽更加沉重，但她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她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被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认真地参加了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重要古建筑物；十分关心供普通劳动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设计问题，亲自做出了多种设计方案；热心于北京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扶病来到当时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图案并亲自参与试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徽因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道，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设计的光荣任务。之后，林徽因又参加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工作，并承担了为碑座设计饰纹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凭自己对中国古代雕刻纹饰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艺美术方面的素养，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创作，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分精力。
1955年4月，林徽因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年仅51岁。林徽因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这样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女性，在旧社会，潜力并未得到过充分的发挥；她最好的年华，又大半被消磨在动乱的生活和疾病之中。直到解放后，她的知识和才干才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然而，她的生命之火，却过早地燃到了尽头，使一切熟悉、爱慕她的人感到深深的惋惜。尽管如此，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林徽因毕竟还是留下了她那明晰、轻盈的足迹。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