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敢和名家当场“叫板”

　　邀请80后评论家参加创作研讨会，是阎连科自己提出的主意。阎连科说，他希望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很看重年轻一代如何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他们对文学更敏锐、更新鲜。“其实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评论者，年龄大了之后都会有疲劳感、厌烦感。”杨庆祥是参与此次研讨会的80后评论家之一，他此前就觉得，阎连科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这辈人一直“另眼相看”，“他觉得我们敢讲真话。”果然，在这次研讨会上，这群年轻人当面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说他作品细节不够、生活不够，对历史的理解还有欠缺，有的评论家甚至当场进行了争论。50后评论家孟繁华受邀在研讨会上进行点评，他肯定了年轻人的坦率。让孟繁华印象深刻的是，会上有些80后认为阎连科的名作《炸裂志》有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的问题，还有人批评阎连科的作品中没有让人记得住的人物。在他看来，尽管年轻人大胆直言，但其评论都是以大量文本阅读为基础，以非常丰富的研究为依据，因此显得非常扎实。

　　研讨会临近尾声时，阎连科的一番总结语让杨庆祥很欣慰，“他说，年轻的评论家说的话不好听，但至少是真诚的，他们至少会认真读作品，不像一些年纪大的评论家，参加研讨会都不读作品。”回头再看这次“交锋”，杨庆祥觉得，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就应该是这种紧张关系，“作家和评论家互相要保持挑剔的眼光，作家要对作品有挑剔的眼光，评论家也要对作品有严格的要求，敢挑毛病，并且挑的要在理。”

　　老前辈“忽悠”新人发声

　　后在文学评论现场显现集体力量，并非偶然。80后文学评论家黄平认为，这一辈评论家浮出水面，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撑性作用。截至今年，现代文学馆共推出三期客座研究员，有30余位年轻评论家加入其中。如今活跃在文学评论界的这群80后，大部分都是这里的客座研究员出身。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是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创意提出者。他坦言：“我自己也是文学评论家，批评家的成长相对来说比作家更为困难。就像80后作家十年前就广为人知，但是同年龄评论家的出现，相对要慢得多。”在李敬泽看来，现有的文学评论机制不利于青年人才的培养。“一个批评家除了自身的学养外，很大程度上要熬年头，麦克风才能到他手里，话语权才能到他手里。”他认为，如果能够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黄平，在成为客座研究员后，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作协提供了各种各样研讨会的机会，一个月左右就能碰一次头，大家讨论不同的文学话题，还为评论家出批评文集。”黄平说，一本名为《大时代和小时代》的文学评论集，就是他七年来的文学评论精华之作。“其实，我所做的就是把年轻才俊‘忽悠’起来，带动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对当下的文学批评产生兴趣。”李敬泽说，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下，参与当下的批评活动，并不是多被鼓励的事，“但无论是从文学生态、文化生态来讲，肯定又需要这批年轻学者来积极参与。”

　　属于这一代人的评论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批评家，我看50后、60后的作品确实很亲切，因为我们有可充分共享的经验，而80后文学评论家面对80后文学作品，感受比我们更为亲切。”李敬泽如此说道。

　　后作家文珍与一些同龄的文学评论家有过多次交流，她对此感同身受。“80后这一代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他们梦想的空间被积压，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时代容易迷失信仰。”在文珍看来，面对这些现象，作家和评论家关心的主题很相像，“只是他们是用文学评论来表达，我们是用小说来表达。”黄平也认为，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肯定对80后的文学批评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他看来，80后的问题意识都比较强，善于从问题出发研究问题，而不是空对空地发言。“在这个过程中，80后评论家更多是从自我的生存体验出发，但也不局限于自我的经验，而是努力地和广阔的生活相结合。”就像任何存在的某种现象一样，80后文学评论家的一些不足也开始逐渐显现。在60后评论家李敬泽看来，80后这一代都是读完硕士读博士，学术训练充分，视野非常开阔，“但另一方面，应该说他们都是‘三门’评论家，从校门到校门再到校门，因此在经验上、在深刻了解中国社会上还不足。”

　　而黄平则坦言，社会的浮躁心态同样浸染到了他们身上，“今天文学批评环境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艰难得多，文学评论已经高度边缘化，从事这个行业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变得浮躁，想更快拿出更多的成果，这毫无疑问对文学批评是一种伤害。”在他看来，高校职称考核机制无疑加速了这种浮躁心态，“课题化、论文化生存，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机制，会逼着你往前走，这些并不利于评论家的良性成长。”

　　（实习编辑：邢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