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产生并发展于宕荡起伏之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新诗，既经历有20—3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黄金时期的长足发展，也经历有为期漫长内外交困的三大考验：当年的卫国战争与民族内战内忧外患的考验、建国初期的精神狂欢与十年浩劫的心灵重创之考验、1989年以后物质崇尚与金钱追求的考验。这三大考验形成了三大况味不同的诗歌冷场甚至诗歌休止。反观这三大考验，珍惜中国现代诗歌来之不易的当前态势，将有益于今后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现代诗歌；考验；当前态势；发展
“如果说艺术史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规律，它就同艺术家个人的命运一样，是永远不稳定的。”[1]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后，内外环境更趋严峻，强敌的入侵和长期的内战，迫使人们不得不为民族和个人的生存进行持续的抗争，也迫使文学不得不直面现实并对现实的需求做出不断的应答。于是，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而迄今的百年历史，同20世纪的中国之革命、战争、运动、改革此起彼伏的社会政治同呼吸共命运，宕荡起伏而极不稳定。其间既有20—30年代以及80年代这两个中国现代诗歌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有此前此后风风雨雨一言难尽的多次灾难性遭遇。中国现代诗歌的命运一开始即被胡适《尝试集》之“尝试”二字所预言的：实验、探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也被郭沫若《凤凰涅磐》之“凤凰”所预言：需要火浴而后重生；同样也被周作人《小河》所预言：虽然万千阻挡，终至奔向远方！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反观中国现代诗歌百年来历经的种种辛酸，正有益于我们在新世纪苦尽甘来之诗生活里昂首阔步。
一、当年的卫国战争与民族内战内忧外患的考验
中国现代诗歌自1920年胡适《尝试集》出版以来，在郭沫若等优秀诗人的群力实践之下，于短短的十数年间即一呼而百应，如野火燎原，摧枯拉朽，发展迅速，然而，就在中国现代诗歌一路高歌狂飙突进之时，却遭遇到莅世以来首次严峻的考验——异族入侵！这一灾难形成了中国新诗的第一个冷场（虽然这事实上是诗歌的主动撤退）。这一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前后的那段“国防文学”时期。
任何一首诗也阻挡不了敌人的坦克。这一时期，强虏压境，恶狼入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唯美主义”或“艺术至上”的诗人们不得不承认：诗歌是打不退鬼子兵的。本来为着人生之美丽而写作的诗歌，现在却应该为着民族的存亡而写作了。于是，当年中国那些“生不逢时”的诗人们毅然走出书斋弃笔从戎，去从事世界上最“实用主义”的事情：战斗！于是，迎着血雨腥风而描述国家的苦难，面对刀光剑影而响应国防的呼吁，“战士”庄严上前，“诗人”庄严退后。如果这种退后也可以称做“边缘化”的话，则当时的中国现代诗歌，是主动将自己“边缘化”了。
这里所说的诗人的主动退后与边缘化，非指其身体，乃指其身份。当时，大量的诗人弃笔而从军，从诗人变为了战士，比如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中国诗歌会的诗人群，如七月诗派等；这里所说的诗人的主动退后与边缘化，也不仅指其身份，还指其“易琴弦为喇叭”的诗歌内容与诗歌方式。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战士的时候，他们无不以乐观昂扬的情绪，歌唱着决战和胜利的主题——写着战士的诗。他们以诗歌为武器，代表一个民族发出着最后的吼声。他们的作品像鼓点一样短促、铿镪、有力，像子弹一样呼啸着愤怒。如田间，如蒲风，如杨力，如艾青，如李季，如“红色鼓动诗人”殷夫……鲁迅曾这样评价他们：“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2]
是的，这一时期，固然还有一部分诗人（比如新月派后期的戴望舒等）还做着“渺小的梦”，还在写作所谓的纯诗（比如闻一多等），其中固然也有不少的杰作，如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穆旦情绪加技巧的那些自白诗等；这一时期，中国现代诗歌固然还进行过一些诗歌本体的艺术探索，如新诗的格律化，如多元诗美的探讨，如“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追求，但是郑敏说得好：“可惜历史的手在此时指向一个更重要的方向，我们只能暂时放下对诗歌道路的探讨。”[3]这一个血与火中“更重要的方向”，就是民族抗战的方向。
“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4]于是，那个时期的中国诗坛，虽然大江南北各呈其异，延安上海各领风骚，但总体上归属于统一的抗战之声。也就是说，如果站在纯粹艺术的角度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声音毕竟是太单一了些，太粗糙了些，也太大声嫉呼了些。本来应该是钟鼓齐鸣、多声部合唱的，现在却只能是同一种低沉的吼叫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然而，当年那些政治口号诗与战斗标语诗等等的“应运而生”，那一次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遗憾的歧路和悲壮的冷场，却在所难免也不难理解。当年那些铁血柔情的优秀女儿们何尝不知道那些鼓动性的朗诵诗其实是诗的注水现象，他们何尝不知道那些街头诗与墙头诗其实是诗的宣传化与说教化沦落，但是，为了宣传抗日，为了鼓舞民众，他们却壮士断腕般毅然而然地放弃了所谓“纯诗”的艺术追求。比如当时的中国诗歌会，他们为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与宣传性，为了突出诗歌的政治题材与政治模式，他们勇敢地承担了时代与国家赋予诗歌也赋予自己的一项重要、庄严同时不无悲壮的使命，他们甚至表现出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牺牲云者，何止是身体的牺牲？牺牲云者，当然更包括艺术追求的牺牲。这样伟大的牺牲精神正是中国诗人一个伟大的传统：当他们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受难的大地和浴血父老，他们可以暂时地放弃自己的艺术与美学！这样伟大的诗歌精神也正是我们需要永远继承的——“写什么”永远都比“怎么写”重要！
二、建国初期的精神狂欢与十年浩劫的心灵重创之考验
中国现代诗歌遭遇的第二个严峻考验，大约从194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前后约30年。这是一次更具悲剧性的诗歌冷场与诗歌撤退，因为，这种冷，竟是因为情感的过热而引起的冷；这种退，竟是因为积极的进取而形成的退。
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屈辱的历史，建立了自己崭新、独立、伟大的共和国，对此，人们确实感到无比的欢乐，人们确实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历史功勋高声赞美。于是，中国现代诗歌就进入了一个颂歌的年代。于是，在旧中国以“夜歌诗人”而著称的何其芳，开始《放声歌唱》，诗写《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于是，艾青也放弃了在旧中国的监狱中“给予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转而诗写《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连胡风这位新中国文艺忧心忡忡的理论勇士，也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欢乐颂》和《时间开始了》，当然，郭沫若也写下了他的《新华颂》……歌声自然是越多越好，大合唱的赞美自然是振奋人心的赞美，于是，在那个“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5]的热烈中，人们开始制造诗歌的神话——在浮夸狂热的“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中，那些富于“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铺天盖地，把这一个颂歌的时代推向了极致。
但是，应时代之运而生的一部分真实的颂歌，事实上却催生了应政治要求而生的更多虚假的颂歌，而这些更多的虚假的颂歌也恰恰却抑制了非颂歌诗作的问世——这时候谁要是写作非颂歌式的作品，同样显得不合时宜。谢冕先生说：“这是一个放声歌唱的年代，整个的诗坛迷漫着喜气洋洋的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早春情调。……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诗中杜绝流露出哪怕一点点个人倾向，而是专注地表现集体的情感和思想。”[6]而艾青正是因为不合时宜地写作了具有个人倾向的《礁石》、《双尖山》、《在智利的海岬上》等诗，而遭到了“反右”。多少年后，郭小川为自己当年的表现痛心疾首：“那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句子，简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这期间，我写的诗大部分实在不成样子，《致青年公民》这一组还算是稍许强一点的。然而这也是多么浮光掠影的东西呵！想到这里，我往往非常不安。我能够总是让这些淡而无味的东西去败坏读者的胃口吗？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会不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荣誉呢？”[7]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不安。真诚的诗人们之所以内心深处的深感不安，正是因为那些看起来数量众多却普遍缺乏艺术穿透力的作品，固然是过眼烟云，却是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它们放声歌唱的亢奋状背后，潜藏着中国现代诗歌不幸遭遇的又一次遮蔽、冷场与败坏。
而中国现代诗歌遭遇的这一次莫大的考验仍在继续——十年“文革”开始了。又是十年！又是一次诗歌的巨大冷场、巨大何止与巨大疏离！
这是一次最无可奈何也最让人心酸的诗歌冷场——当然也是必要的冷场，因为这一次退场，它保卫的是诗人们自己的生命！为了苟全性命，诗人们被迫退出诗坛——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诗歌。当年，即使在战争的硝烟里，他们也没有停止过歌唱——尽管那歌唱太接近于怒吼。然而在这一次冷场中，诗人却主动闭上了自己的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一时期，中国的诗人渐渐变成了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一文中所谓的“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却唯一不是“诗歌动物”。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语言与思维被极度地政治化：会议发言式语言、政治学习式语言、革命大批判式语言、报章评论式语言和大字报式语言……这种语言也几乎成了当时的民间大众口语。而人们的心灵隐藏在这种语言背后，是那多么的倦屈、不安和恐惧。以至于到后来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时，人们用以反抗的语言，也仍然是这种语言：“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豪杰，扬眉剑出鞘。”十年之后，如果说中国的“地上”小说家只剩下浩然一人，那么，十年之后，中国的诗人，也只有郭路生一个了——而且还在“地下”。但毕竟当年的中国还存有这一个叫做郭路生的诗人！而且也正是他，在那个人人都放声歌唱的“大拇指时代”，悄悄地伸出了他那控诉与批判的“食指”并最终影响到了后来的北岛及其《回答》！
诗评家沈奇有一个关于现代中国诗歌的“三大板块理论”：第一板块、新诗发轫到初步形成的二十年；第二板块、台湾现代诗四十年；第三板块、大陆70年代至今的现代主义新诗潮。[8]他的这一中国现代诗歌的空间板块理论其实暗含着中国现代诗歌的时间历史概念。他的意思也许是：如果没有台湾现代诗的存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恐怕要留下更大的空白与冷场。可惜的是，台湾诗歌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所以他们以前和现在都没有前进在正确的道路上。对此，沈奇有一段话说得也很准：台湾诗歌“一方面在对现代汉语尤其是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的挖掘和创造上有所欠缺，一方面对大陆第三代代表诗人所创造的口语诗的特殊品质，一直缺乏理论上的正确认识；许多台湾诗人和批评家将其与台湾所谓‘口白体’、‘通俗化’等同一视，实在大谬不然。”[9]
考验给予被考验者的，是火眼金睛与金刚之身！沉默给予被沉默者的，恰恰不是灭亡而爆发！“朦胧诗”的出现，不正是中国现代诗歌一次翻身解放式的大爆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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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9年以后铺天盖地的物质崇尚与金钱追求的考验
“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十年”。在这个人们习惯称之为“新时期”的日子里，有三样事情闪烁着人类社会最为质朴的光芒，它们是：科学、教育、文学！这十年，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与文化思潮的启蒙，引领了文学观念的解冻。伴随着科学的春天与教育的春天，“朦胧诗”终于出现了：顾城和舒婷出现了——尤其是戈多一样姗姗来迟的北岛出现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阶段”，中国现代诗歌开始逃离政治化文学语言的长久统治，试图回归阔别多年的诗歌家园，尝试着发出个体的生命之声，人们的诗歌语言也渐渐摆脱了概念化的束缚，诗人的创作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诗人们终于结束了可怕的沉默，中国现代诗歌进入了一个宝贵的复苏期与喘息期，并很快地进入了诗派林立，宣言众多的“狂热期”。于坚回忆说：“八十年代，中国热爱文学的人多到不正常的地步，写诗的朋友可谓是浩浩荡荡，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集合起来的革命队伍，我也曾在这种群体性狂热中感受到某种身为诗人的荣耀慰藉。”[10]而且欣慰的是，这一时期，从摆脱多年来的政治化写作模式开始，经后期朦胧诗的各种实验，到于坚“口语诗”的成功实践，中国现代诗歌终于踏上了一条“归真返朴”的回归之路——诗歌终于回到它自己的道路上。从胡适先生开始，这是中国现代诗歌久久期盼却久久不能实现的一个愿望。
不知不觉地，“朦胧诗”时代已成了遥远的过去，但是，“朦胧诗”这三个字，仍然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人们心头。把当时的诗歌称之为“朦胧诗”而且再不改口，实在是因为这一命名中的“朦胧”二字确实传达出了当时中国人对诗歌一种太过意外的疏远感与陌生感——号称诗歌之国的中国人居然不认识诗歌了！所以，人们不得不心生这样的疑问：40多年前，广大的中国人开始告别诗歌——同时告别所谓诗意的栖居，开始了非诗的生活，现在，重重遮蔽之后，他们心中的诗神还能觉醒吗？他们梦里的诗歌还能复苏吗？毕竟世界上有好多不可逆转的病情，也有好多不可复原的伤损！
事实证明，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在那黄金般的十年，中国诗歌散发出了黄金般的光芒！
然而，中国现代诗歌真是命运坎坷：它先是受到了敌人的欺负，后是受到了政治的欺负，1989年之后，竟然又受到了资本的欺负——它又一次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在80年代的诗歌热潮之后，它又一次遭遇了式微与冷场：席卷而来的物质崇拜与金钱狂热开始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新一轮的摧残与危害——在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打击下，首当其冲的，就是诗歌这种唯美的事业。中国现代诗歌似乎命中注定地要历经磨难与洗礼：战争的、政治的、经济的；外在的、内在的、自身的！天降大任于斯的中国现代诗歌也许真的要百炼之后终成一钢。
这一时期，大约开始于1989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借助于强大的物质镜像，人们又一次停止了诗歌的脚步，重新打量自己的人生。这一年，随着诗人海子在山海关的自杀，人们突然看到了诗歌和诗人的宿命：原来它们是那么镜花水月般远离现实并且虚幻荒诞！海子是一个神话，但是海子更像一个寓言！海德格尔说：“在这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的意义……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世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考死亡，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空虚。”[11]海子的命运就是如此！以海子为代表的中国诗人的命运就是如此！海子死了，但是冷漠的车轮并没有把诗人的命运带向远方。海子即使能够终结中国现代诗歌的神性写作，却终结不了来自于普通大众的对诗歌的怀疑与恐惧——这才是较之官方与政治更为深层的真正的人们对于诗歌“古老的敌意”！
这种随着战争的远去与政治的远离而终于水落石出的对于诗歌真正的怀疑与恐惧，遍布于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意味是深而长之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共谋之后如潮涌至，人们原有的精神结构和价值观念大受冲击，被迅速“刷新”与“重塑”，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而共时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歌又怎能幸免于难？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们如何能够逃脱“深刻的价值困惑”而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失重”？在这种精神的失重状态下，他们继承了北岛等人可贵的反叛者形象，却不愿意继承他们诗歌中优雅的意境与厚重的语言甚至文学本身的庄严——内容的庄严与形式的庄严。人们眼看着以北岛为代表的深具思想性与庄严法相的“前朦胧诗”土崩瓦解，并眼看着浅薄取代深刻、卑琐取代高贵、物质取代精神的世纪末的“第三代诗歌”及“后第三代”甚至“废话诗歌”与“下半身诗歌”甚嚣尘上。战争与政治没有打倒的中国现代诗歌，敌人与官方没有毁灭的中国现代诗歌，现在几乎要被那些所谓的诗人们自己给毁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情感日趋淡漠，诗意日渐匮乏”[12]，章怡红看到的，也为我们有目共睹。
这一时期，人们进入了一个连“思想”也突然成了问题的年代，于是“诗歌”自然也就成了有问题的事物，“诗人”，也就同时成了有问题的人。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公众的精神佳酿且摆放于显赫地位的诗歌，现在真正被边缘化了——社会公众对诗歌产生了普遍的疏离感与深刻的隔膜感。换言之，诗歌终于被那些仅仅是为了生活得更加有钱更加舒适的人们所蔑视，人们“一谈到诗歌，就表现出一副不屑与轻蔑的姿态。”[13]当中国的现代诗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言说对象从“少众”扭转为“大众”，谁知我们的“大众”却早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诗歌之外。这怎能不让这中国的诗人们万般失落？
中国现代诗歌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
也正是在这期间，汪国真用那些甜腻的碳酸饮料式的所谓“快餐式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形象进行了一次雪上加霜的败坏与自渎。“作为诗国的国耻，新时期诗名最著的，是连诗歌幼稚园都没毕业的汪国真。如果汪氏分行押韵的涂鸦之作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我没意见，但要跻身诗国则必会人神共愤。”[14]这句话可以表明当代诗歌界对汪国真的基本态度。然而，和后来的网络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摧残相比，汪国真的影响毕竟微乎其微。2006年，赵丽华的诗歌突然被网络大肆恶搞。这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十分有趣地勾划出中国现代诗歌世纪末前后一个奇怪的曲线：先是对汪国真大量的“废话诗歌”的盲目追捧，后是对赵丽华少量的“废话诗歌”——她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十分优秀的——的不能容忍。所以，赵丽华诗歌事件无疑是对中国现代诗歌过份口语化直白化的一个严重警告，但也无疑表明：中国的诗歌读者终于进步了！透过金钱之眼，他们的目光开始能够分辨什么是废话、什么是口水，什么又是诗歌了。这一事件后，赵丽华渐渐地不写诗歌了，然而，一万个终于觉悟了的诗歌读者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意义，也许比一个暂时不写诗歌的诗人更为重要。只要那些从钱眼里钻出来而仍然爱读诗歌的人们在，只要那些从钱眼里钻出来而仍然爱写诗歌的人们在，诗神就不死，因为从钱眼里走出来，是一片真正的广阔天地！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广阔天地里，越来越多的人们出现了！
再没有什么劫难能够阻挡中国现代诗歌的又一次长足发展了！
结语
季羡林曾说：“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15]季羡林是国学大师，他的看法一定有其某种程度的正确性，但是他老人家应该同时看到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至今所历经的重重苦难与接二连三的复杂问题。中国现代诗歌其实还十分年轻，其实正是生机蓬勃的时候，而且，中国现代诗歌终于迎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优良的修习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诗歌已能够在三种诗歌话语(现代汉语诗歌、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近现代诗歌)的交汇点上展望自己的未来了。[16]所以，我们相信：在经历了上述三大挫折三大考验之后，在继续处理好与诗歌传统的关系之后，在继续处理好与西方影响的关系，中国现代诗歌一定能够迎来自己长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将同样黄金般辉煌！
参考文献：
[1]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2]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5页。
[3]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4]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见朱自清《标准与尺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页。
[5]严阵：《钟声》，《诗刊》1957年第1期。
[6]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歌概略：1949—1978（上）》，见谢冕《谢冕论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7]郭小川：《诗要“四化”》，见郭小川《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
[8]沈奇：《中国新诗的历史定位与两岸诗歌交流》，见《沈奇诗学论集》（第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9]沈奇：《中国新诗的历史定位与两岸诗歌交流》，见《沈奇诗学论集》（第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0]于坚：《诗人于坚自述》，《作家》1994年第2期。
[11]崔卫平：《海子神话》，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12]章怡红：《重生的缪斯——当代诗歌的转向》，《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
[13]红雪：《当代诗歌病理切片化验》，《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14]庄周：《齐人物论·诗歌部分》，《书屋》2000年第11期。
[15]季羡林：《漫谈散文》，见《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62页。
[16]王光明：《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诗探索》2005年第9期。
（原载于《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