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当代最优秀女诗人”的翟永明成名很早，1984年就以组诗《女人》震撼文坛，以此为代表的早期作品被批评家们认为拥有“独特奇诡的语言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是最吸引人、最生动、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相对而言，翟永明近年来创作的一些现实题材诗歌却较少为人关注。

　　对此，翟永明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期的创作都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完成，而近年来的市井生活则赋予了她的诗歌创作以新的生命。

　　市井生活让我的作品更深厚了

　　“真正的变化，是在开了‘白夜’酒吧之后，慢慢地跟越来越多的人打交道，除了文艺圈里的人，还有城管、街道、小贩等，我回到了一种很现实、也很琐碎的市井生活。精神上我的压力小了，个性也变得豁达起来，这也让我的作品更深厚了。”翟永明这样描述自己的变化。

　　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被分配到某物理研究所的翟永明最早并没有从事与文学有关的工作。研究所里封闭的环境和生活，让天性自由散漫的翟永明“很不愉快”，因此她的早期作品大多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跟外部世界关系不大，并且总是带有一种尖锐压抑的孤怆和直指人心的痛感。

　　后来，翟永明终于砸掉了研究所的“铁饭碗”，又开了“白夜”酒吧。虽然这一度让她找不到工作，生活拮据，但走出“象牙塔”，回到市井的她摆脱了以前的束缚，生活和创作更加自在。

　　“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观察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我个人的痛苦。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更深入、更隐秘了。”翟永明说。

　　这种变化，逐渐地折射到了她的作品中，从反映身边人身边事的《白夜谭》，到系列现实题材的诗歌《行间距》《广渠门》，翟永明的诗歌越来越平和，但仍然很有力量，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更深厚了”。

　　另外，翟永明认为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原因：“这跟我对创作的看法也有关系，我不愿意在写作上不断地重复。有时候必须放弃过去的东西，开始新的写作，新的尝试。改变，是我一直在做，并且希望永不停止的事情”。

　　年轻人让诗歌“活过来了”

　　在采访中，翟永明谈得最高兴的部分不是关于她自己的，而是关于这两年逐步开始复苏的诗坛：“2010年之后，起码有四、五个出版社来找我出诗集，这在以前基本是不可能的。整个90年代到2010年，诗歌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出版社一听是诗集，就觉得不可能出版。我压根都不去想出版这个事情了。”

　　翟永明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都是一个下海挣钱的状态，很多诗人开始经商，读者也迅速流失，诗歌可以说是无人问津。但是这两年，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了，这让诗歌有了受众，可以说是年轻人让诗歌‘活过来’了。

　　“以前在‘白夜’搞诗歌朗诵会，参加的人基本全是圈内人，习惯了在酒吧里喝酒、说话、闹。现在来了很多年轻的‘生面孔’，他们全都很安静地或坐或站，认真地在聆听。他们对诗歌很热爱、很神往，他们是真心想来听诗歌朗诵的，或者是说真心想来跟诗人交流的。那时候我就感觉，诗歌要开始回暖了。”翟永明说。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翟永明的朋友、在广州的诗人欧宁也发现了这个让人欣喜的变化。后来，出版社纷纷来找他们出诗集，则印证了他们的这个感觉。

　　至于年轻人为什么要钟情于诗歌，翟永明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就处于比较富裕的环境。相比起我们那一代，他们对物质上反而没那么敏感，而对精神上的东西更加热爱，比如诗歌、文化、传统等。”

　　诗歌永远都是小众

　　虽然“年轻的力量”让近两年的诗坛“有所复苏”，但翟永明并不认为诗歌有多大的商业价值，她甚至说诗歌永远不可能赚钱。

　　“诗歌永远都是一部分人读的，全世界都是这样，有一部分人对诗歌很热爱，但永远都是一小部分。相对大众来说，它永远都是小众，诗歌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翟永明说，“因为诗歌没有功利性，没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只是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安慰，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需要它，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她举例说：“这跟小说一样的，有些小说就是讲故事，永远有人需要听故事；而有些小说是给人带来思想的，它是让人思考问题的，这种小说，读者肯定不会多，但读者不多，不代表这本小说不好。”

　　翟永明告诉记者，对于出版业来说，“不赚钱的诗歌”很容易被打入“冷宫”，但有时候出版社也会在品牌效应和文化含量的考量下，出版一些诗集。

　　在翟永明看来，虽然诗歌永远不可能赚钱，但诗人仍然渴望读者。“诗人希望有读者能与他形成交流，能够被诗歌所打动，懂得诗人在说什么。这样写作的时候才有对象，而不是物质化的市场。”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