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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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阿尔贝·加缪买下了巴黎夫人街29号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来，从而结束了长期租房和漂泊的动荡生涯。这里离他工作的伽利玛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加缪喜欢在街角买一份报纸，在咖啡馆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
这一年，加缪将近37岁，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加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这让加缪很恼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但是没办法，弗朗西娜长期处于抑郁之中，她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对加缪也很不放心，她觉得艳遇不断的加缪随时可能抛弃自己可怜的妹妹，去跟别的女人厮混。她要做妹妹的守护神。加缪被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团团围困，感觉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伟大。“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向自己终生挚爱的女友玛丽亚·卡萨雷斯抱怨说，“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无法在家里安静地工作，这是最折磨加缪的地方。他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工作室，但却难得清静。妻子弗朗西娜弹得一手好钢琴，诗人蓬热曾羡慕地说：“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却说：“如果你每天都要听上六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为了远离这些深爱他的“家庭禁卫军”，加缪经常离家外出，带上自己的女友，去山里或农村短暂居住。
加缪在他不到30岁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诞三部曲”：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和话剧《卡里古拉》。“在30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缪说，“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出版，两个月售出了五万多册，加缪又大获成功。然而这些成功没能给他带来真正的自由，也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焦虑。他的结核病也让他觉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而伟大的作品却还没有写出。他想到托尔斯泰，“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35岁到41岁之间。”而加缪已经36岁了，“我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须加紧工作，把大作写出来，才能抵抗这随时会到来的绝境。“……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10个小时，以便尽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学随笔《反抗者》。
1950年1月，同为肺病患者的乔治·奥威尔逝世，年仅47岁。加缪与这位《1984》的作者从未谋面，但两人同气相求。这更加剧了加缪的焦虑感。1950年，就在加缪思考和写作《反抗者》之际，在柏林召开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法国的纪德、阿隆、萨特、莫里亚克、布鲁姆，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莱、伯恩海姆，意大利的西洛内等著名左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大会。加缪没有参加柏林的会议，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他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还在手记中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这也是加缪写作《反抗者》的题中之义。但整个1950年，加缪都深陷于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焦虑中难以自拔。他在这一年的日记中写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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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抗”的概念，加缪已酝酿十年之久。当他完成《西西弗神话》，对“荒诞”这一概念进行阐发后，“荒诞”之后的世界就成了加缪新的关切点。虽然加缪极力为西西弗加油鼓劲——“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但“荒诞”依然是一个非常容易滑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绝望厌世的逻辑起点。要为荒诞的人生赋予意义，加缪还需要“从虚无主义的深渊”向上进行“非逻辑的一跃”，而这次从“荒诞”向“反抗”的纵身一跃，正体现了加缪的才华所在和他固有的人道主义立场。
1949年，加缪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反抗的思考》的随笔，首次为“反抗者”下了一个定义：“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它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并非加缪狡猾的“辩证法”，而是说，反抗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譬如一个奴隶，当他向主人说“不”时，他是一个反抗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因为当他反抗时，他事实上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反抗者，并非从奴隶变成新的主人。肯定与否定共存，才真正构建出反抗的价值，也就是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首先梳理和反驳了两种“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从历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几个时髦的文学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萨德，这位极端的反抗者发出最刺耳的“不”。虽然27年的牢狱生涯都未让他产生妥协的思想，他却一边向世界要求着“绝对的自由”，一边用单调的色情摧毁着世界的“是”。“世界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地回敬世界。”浪漫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花花公子美学”，艺术成为唯一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他们放浪形骸，却又与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脱不开干系。洛特雷阿蒙和兰波是花花公子美学的继承者。加缪对作为诗人的兰波充满敬意，“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一联想到这位诗歌的魔法师、通灵者自哈拉尔的来信中大谈金钱与收益，围着肚子的腰带里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你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年轻人的神话般的英雄吗？”
加缪在总结“历史上的反抗”时说，历史上大部分反抗行为，最终都堕落为“革命行动”。革命无非就是杀人，无论是奴隶的骚乱、农民的起义，还是乞丐们的战争、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着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斯巴达克斯起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斯巴达克斯带领角斗士们揭竿而起，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当神圣的罗马城墙遥遥在望时，这支奴隶军队却停了下来，随即后撤，退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西西里。为什么要后撤？加缪说：“倘若这个城市被毁，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要知道，正是怀着对正义的渴望，怀着因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才使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到此时。但面对众神的原则，面对伟大的罗马城，他们退却了。他们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权利”，他们想成为与主人一样的人。如果奴隶军团攻陷了罗马城，他们以前的主人就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所谓胜利，只不过是颠倒一下位置，杀更多的人。退却的斯巴达克斯开始溃败。他让人把一个罗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人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而他自己则不断的往前冲，希望遵循等价原则，与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同归于尽。他始终也没能靠近克拉苏，却死在同为奴隶的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一个罗马市民的死，最终换来的是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竖起的六千个十字架。
以“革命”为关键词，加缪还考察了自1793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不仅批驳了圣茹斯特的“断头台风格”，认为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解开了断头台的缆绳（“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都交给了凯撒。”），并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高尚的杀人者”展开批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抗者的“不”与“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反抗就会演变为暴力与杀人的循环游戏。而一切现代革命，最终都会带来一个普遍杀人的时代：1789年革命带来的是拿破仑，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上台，1920年代的意大利动乱让墨索里尼掌握了政权，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真正的反抗者必须回到“不”与“是”的平衡上来。反抗既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简单地说“不”，因为仅仅说“不”，可能会沦为新的压迫与非正义。“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相反，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在《反抗者》的最后一章，加缪提出了一种“南方思想”，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种与阴暗、暴戾的欧陆精神相对的地中海思想。加缪从小就在阿尔及尔的乡下长大，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处都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人也极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腊世界一样。加缪一直自视为一个乡下人，一个外省人，一个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为邻的地中海人。他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如果说欧陆精神是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现象学与历史辩证法所控制，那么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着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净的、节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乐观的、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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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反抗者》的过程中，加缪曾将手稿拿给一些朋友看，但惟独避开了萨特圈子里的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干扰。1949年，乔治·巴塔耶曾问他进展如何，加缪觉得离自己的目标尚远。1951年6月，加缪终于集中半年时间，完成了《反抗者》初稿。他将初稿写在一种质地优良的羊皮纸上，大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劲头。加缪的老师格勒尼耶读完《反抗者》手稿后对加缪说：“你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加缪耸耸肩，“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格勒尼耶的担心不无道理。《反抗者》不仅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清算，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质疑。“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人们一旦以历史之名，将杀戮制度化与合法化，反抗的历史将演变为一部血腥的历史。例如，苏联社会主义所依傍的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将杀人合法化，而且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和国家恐怖主义，为人类反抗史带来了一份沉重的历史清单：流放、审判、集中营、劳改营、秘密处决、铁幕、冷战……而当时整个法国知识界的氛围，正在强烈地左倾。加缪几乎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他曾经所属的那个法国左翼知识界。
《反抗者》甫一出版，即招致“超现实主义”阵营的反击。“超现实主义”的“教皇”安德烈·布勒东首先指责加缪竟敢冒犯“现代最杰出的诗人”洛特雷阿蒙；他的朋友阿尔贝·贝甘对他说：“这真让人遗憾，您的书在右派那里大受欢迎！”言下之意是，加缪站错了队伍。对于来自左派的批评，加缪早有预料。在《反抗者》出版前几天，加缪碰到一个朋友，分手之际，加缪对他说：“让我们握握手吧，再过几天，就没有人愿意向我伸出他们的手了。”其实，加缪也不乏支持者。在加缪腹背受敌之际，汉娜·阿伦特写信告诉他：“我已读过《反抗者》，很喜欢。”波兰作家贡布洛维奇也托米沃什给加缪寄去了自己的作品，他的意思是，“我们处在同一条战壕中。”当然，诗人米沃什一直都是加缪的支持者。加缪的思想也并不孤独，早在1944年，比他更年轻的思想家波普尔就已写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只是加缪没有读到。《反抗者》出版四年后，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也出版了。
1952年2月的一天，加缪在街上遇到了萨特，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喝了一杯。萨特为难地告诉加缪，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可能会发表一些评论《反抗者》的文章，但不会站在他那一边。这年5月，《现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弗朗西斯·让松的长文《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对加缪的“南方思想”进行了攻击。让松说加缪通篇表达了一种“含混的人道主义，而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他认为加缪的最终企图无非是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合乎逻辑地通往斯大林体制”，他是在把历史道德化，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让松最后的结论是：“《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
让松的文章让加缪惊讶不已。他觉得让松的批评只是一种派别之争，“真理”和“正义”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人们判断一种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根据它是属于左派抑或右派，不然，笛卡尔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加缪回击说，“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属于右派阵营，我就加入右派。”他最后干脆直接向“主编先生”喊话，说自己已厌倦了“那些与这个时代的一切进行战斗的老战士”，因为这些人在摆放自己的座位时“总是顺应历史的方向”。
萨特声称自己不爱与人争论，“宁肯与漂亮的女人谈琐事，也不愿与阿隆谈哲学”。但事已至此，“主编先生”也不得不接招了。“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开头还算温和，“不幸的是，您把我牵扯进去，而且口气是那样令人不快，我不能丧失面子而保持沉默。”萨特用语开始尖刻起来，说他“阴暗自满”、“顾影自怜”，“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之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萨特干脆否定了加缪在写作上的才能：“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个外行呢？如果您的书只是使用了匆忙搜集的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最后萨特又冒出了巴黎哲学教授的傲慢与刻薄：“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与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
争论中，萨特明显扮演了“恶人”的角色。他对《法国观察家》说，“一场争论算不上什么——虽然不再见面了，那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上，我们还是互相关心对方的。”萨特倒说得轻巧，加缪却身心受伤。他来到女友玛丽亚的住处，神情沮丧，眼中含泪，“他像一头受伤的公牛一般在家里走来走去”。女友劝他不必过于认真，但他做不到。“你想让我做什么呢？”他语带激愤地对女友说，“让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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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话剧《苍蝇》在沦陷中的巴黎彩排时，加缪和萨特初次见面。萨特比加缪大八岁，他对加缪表现出兄弟般的情谊。他们时常在花神咖啡馆相聚，谈哲学，聊女人。萨特个子矮小，长相近乎丑陋，与英俊潇洒、身高1.77的加缪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两人在很多地方都大异其趣。萨特是个工作狂，一个“写字的怪物”，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为了写作，他会像巴尔扎克那样一杯接一杯地狂饮咖啡，甚至不惜用毒品提神。“只要能够写出《辩证理性批判》，我宁愿把自己毁掉。”莫利亚克说他“简直成了一只不停地写字的手”。他视作品如粪土，一旦写完，便不再过问。很多作品，往往只进行到一半就放弃了。“您现在在做什么？”在他死前几个星期，一个朋友问他。“我在研究马塞尔·墨斯和‘奇异思想’。”“这是您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啊！三十年前您就写过一百多页的文字。”“噢，是吗，我忘记了……”加缪则要节制得多，他不会像萨特那样不分主题随便乱写，对待自己的身体也谨慎得多，毕竟他的肺病让他随时感受到死神的威胁。“疾病是一座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灵感。”萨特不喜欢家，不喜欢孩子，喜欢住酒店，喜欢在嘈杂的咖啡馆写作。“毫无疑问，咖啡馆就是一种充实的所在，那里有顾客、桌子、软垫长椅、镜子、灯光，以及烟雾腾腾的环境和嘈杂的说话声、杯碟的碰撞声和走路的脚步声。”他很同情加缪，“与几个围着哭泣的婴儿打转转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写作呢？”萨特天性随和，说话随便，是个天生的老大。加缪则刻板拘谨，同时兼有北非人爱激动的天性，遇事喜欢用拳脚解决。“我比你更聪明，对吧？我比你更聪明。”每当多喝了几杯，萨特会如此挑衅加缪。加缪既为凑趣，同时也觉得萨特说得对，便点头同意。萨特知道自己是个天才，而加缪从不如此自信，但他极度敏感。
他们生命中都有过很多女人。萨特是从一开始就与“海狸”西蒙娜·德·波伏娃确定了一种奇特的感情契约，他认定他们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必然的、始终不渝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各自还可以有“偶然的、短暂的恋情”。萨特会同时与几个女人交往，并将见面的时间事先安排好，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如果有新的女人不期而至，他只好临时通知，“你星期二的时间撤消了”，或者“你星期四的时间也撤消了。”除了“海狸”是他生命里的“必然”，其他女人都可以随时抛弃。他念念不忘的永远是时间，是效率、收益和生产力。加缪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一个优秀的捕手。他对一位少年伙伴的话念念不忘：“口渴了就喝酒，想女人了就去找一个来睡，要是爱她就娶她为妻。”他追逐一个又一个女人，但每一个女人都无法在他生命里成为匆匆过客。他对每一个女人都保留一份脉脉温情，却又无法解决内心的纠结：如何才能同时爱两个女人？既然可以爱两个，为什么不能爱更多？他曾借卡里古拉之口说：“爱一个人，就要接受和他一起老去。我无力承受这样的爱情。”他身上有唐璜的影子，无法做到像萨特那样决绝。苏珊·桑塔格在论及加缪时，说他是一个“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情人具有的是诱惑的天赋，他可以好事做尽，坏事做绝，一个天才的疯子，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却总能捕获女人的心；而一个理想的丈夫，则需正派大方、担负责任，他所具有的是一种“美德的天赋”。
除此之外，两人还有诸多不同。萨特出身富裕家庭，从法国一流中学和巴黎高师毕业，后来成为出版商的宠儿，像提香一样的国宝，因此一生从不缺钱。他手头经常有一百多万现金，像香烟、眼镜和打火机一样伸手就可以拿到。他是个乐善好施的人，视金钱如粪土，他喜欢“把金钱像手榴弹一样扔得远远的”。“钱有一种容易消失的特点，是我很喜欢的。”他说，“我喜欢看着钱从我的手中流失，我想让它像烟花一样灿烂地消失，不留痕迹。”作为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一直是贫穷的。他幼年失怙（父亲在一战中身亡），寄人篱下，跟随耳聋的母亲、脾气暴戾的外祖母和当箍桶匠的残疾舅舅在贫民区长大，贫穷到没有一张完整的书桌。他不仅是一个外省人，病秧子，还是自学成才者，萨特经常叫他“阿尔及利亚小痞子”。萨特则是一个典型的巴黎人，典型的马路上和酒馆里的哲学家，他鄙视自然，认为自然压抑人，他的头脑里更多的被理念、词语和逻辑所缠绕。加缪则对自然风光痴迷，他曾列出自己所喜爱的十个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加缪从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我是根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维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他最初的哲学灵感来自古希腊，而不是19世纪的德国。他的文学导师是托尔斯泰、尼采和帕斯卡尔。“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我一直喜欢柏拉图胜过黑格尔。”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这才是两人分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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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争论之后，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会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所吸引？为什么很多出于革命名义的行为，最终却导致集体屠杀？为什么一些职业革命者，最终却创建了一个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萨特为例，他并不是不了解东方阵营里存在的问题，比如集中营、古拉格的存在，为什么还要拥护？萨特曾用他独特的辩证法解释道：虽然不经审判就处死几百万人看上去的确比虐待一名黑人要严重。可是虐待黑人的状况已延续数百年，它代表的是多年来几百万黑人的不幸遭遇，这种遭遇并不比被关进集中营的几百万捷克人要好。因此，“我无法用我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单纯反对苏联”。
然而，不是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觉悟了吗？1936年，当纪德从苏联归来后，他说：“我很怀疑在任何其他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的德国，人的精神会那么缺少自由，会受到那么大的压抑，会那么胆战心惊。”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早就已经高喊“迫害从1918年就开始了”！连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都已经觉悟到，不能再像艾吕雅和阿拉贡那样四处活动啦，最好还是呆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不出门。
加缪也曾经是早期法共党员，后因不能接受党性高于艺术性的要求，被组织开除。加缪参与政党活动时，萨特和波伏娃还像两个悠闲的旅人，静观历史风云变幻。为什么在别人都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萨特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坚决的反专制主义者却迷失了方向？萨特的研究者、《萨特的世纪》一书的作者贝尔纳·亨利·列维认为，事实上存在两个萨特：好萨特和坏萨特。“所谓坏萨特，指的是作为同路人的、与历史的崇拜结成同盟的萨特。”“坏萨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信革命的成败是由人类的历史基因设计好的。他对革命所流的血也持抽象的看法，要么是红的，要么是黑的，反正不是具体人的血。转变发生在1940年，在德军战俘营斯塔拉格。二战期间，萨特曾被德军俘虏，关在斯塔拉格七个月。这七个月的集体生活，让他再次感受了什么叫“团结一致”，什么叫“融合在群体中”。他放弃了尼采主义，他发现了“社会主义”和一种新的价值观：群体价值观。“他同时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历史主义者，一个救世学说的支持者，总而言之，他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者’。”亨利·列维说。
加缪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人类自由的否定。萨特说，这是加缪在哲学上没有天赋的表现，“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教师”。加缪则说：“我知道我的弱点，我曾竭尽全力让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杀人。……我们从不爱任何人开始，然后我们爱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接下来我们只爱几个人，最后只爱一个人。”
此后，两人又经历了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事件，萨特再次冲到了前面，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暴力反抗。阿尔及利亚成了加缪新的病灶，他再一次陷入痛苦和抑郁之中。加缪理智上支持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但作为法国殖民者的后代，他认为他母亲也有权利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宁愿要母亲，也不要恐怖主义的正义。”于是，他再次祭出他那套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既拒绝施加恐怖，又拒绝让恐怖落到自己头上。换句话说，既不做刽子手，也不做牺牲者。结果，这次他把左右两面的人都得罪了。
1957年，10月16日，加缪正在一家餐厅的二楼吃饭，一个伽利玛出版社派来的年轻人匆匆赶来，告诉加缪，他成为法国第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那年获奖的还有两个中国人：杨振宁和李政道。）44岁的加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不停地念叨：“本该马尔罗得这个奖的，马尔罗，你知道的……”马尔罗则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了祝贺，说“他的这种回答给我们俩都增了光”；另一位著名作家莫里亚克也评价说：“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给年轻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授奖词》中如此写道：“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并且没有忘记在地中海岸蒂巴萨的夏日耀眼的阳光中呈现出的希腊美与均衡。”可谓对加缪“南方思想”的精彩浓缩。
有意思的是，1964年10月，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要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时，萨特却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他说，“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心向东方的萨特怕被西方招安吗？“萨特是软硬不吃的人，”亨利·列维说，“人们总拿萨特与伏尔泰比较，事实上萨特更像卢梭，有着从根本上不妥协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加缪都无从知晓了。1960年元旦刚过，加缪从阿维农附近的卢尔马兰返回巴黎。本来他已买好火车票，但米歇尔·伽利玛坚持让他坐车同行。车里共有4个人和一只狗。同行者本来还有诗人勒内·夏尔，但夏尔不愿让汽车超载，就独自坐火车回了。一路由米歇尔驾车，米歇尔的妻子雅尼娜将副驾驶的位置让给了加缪，“谁让你比我高呢？”车行至5号国家公路上，离桑斯还有24公里，车子突然打滑，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悬铃木，接着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彻底解体。加缪当场死亡，米歇尔身受重伤，五天后死于医院。后座上的两人安然无恙，他们的狗不知去向。肺病患者阿尔贝·加缪，本就难享天年，却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加缪辞世后，阿尔及利亚的友人在蒂巴萨为他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加缪的一句话：
“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这一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中国和苏联开始分道扬镳，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再次落到了法国人圣-琼·佩斯头上。萨特正忙于演讲、上街游行、被人在电视镜头前拉来扯去。听闻加缪的噩耗，萨特随即写了一篇纪念文字：“他以那种固执的、既狭隘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展开胜负难卜的战斗。”萨特说，“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可谓真情流露。他告诉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说到底，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龌龊的事情，我也是一样。”同时，萨特还展现了他那慷慨大度和乐善好施的一面，要求为加缪的遗孀和一对双胞胎提供帮助。
时光回到1970年代。沿着蒙巴纳斯大道，朝向学士院咖啡馆的方向，老年萨特穿着一件羊皮衬里的短大衣，迈着细碎的步子，一点一点往前挪动。通常会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陪着他，架着他的胳膊，将他扶到餐馆的椅子上，然后再将食物一小块一小块地送到他嘴里。他老了，光彩不再，经常头晕，每天不是胡思乱想、看电视，就是昏昏沉沉地睡觉。而加缪却一直年轻着，像他的父亲那样，从不曾拥有一个衰败的老年形象。
2012·8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