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八十一岁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时间则是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娜佳是遗孀当中最幸运的。”安娜·阿赫马托娃这样说的时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在当时获得的普遍承认。阿赫马托娃的这一看法自然首先是就她那位诗友的命运而言的，这一看法虽然公正，却依然是旁观的。在上面提及的普遍承认出现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已年逾七十，身体状况相当糟糕，几乎一无所有。况且，这一承认虽说普遍，却仍未能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亦即俄国流传开来。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度过的二十年，是守寡、极度贫困、将一切个人损失一笔勾销的大战以及每时每刻的恐惧，担心身为人民公敌之妻的她会被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们抓走。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除了死亡，其他任何遭际都能被视为喘息。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的普斯科夫，当时，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去普斯科夫看那里的教堂（应该说，那些教堂是整个帝国最漂亮的教堂）。听说我们要去普斯科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建议我们去见一见当时在该地师范学院教英语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并让我们把几本书转交给她。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之前不知道她还活着。
她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共住宅里。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住户女代表，其姓氏就像是命运的嘲弄，叫“非茨维塔耶娃”，另一个房间则属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这个房间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浴室差不多大，只有八平米。房间的大部分面积为一张大铁床所占据，另外还有两把维也纳式椅子，一张带有小镜子的五斗橱，还有一个床头柜，这床头柜也当桌子用，上面摆着几只剩有残羹的盘子，旁边是一本简装英文书，以赛亚·伯林的《刺猬和狐狸》 。这本红皮书籍会出现在这间斗室，有人敲门时它也未被藏到枕头下面，这个事实本身恰好也表明，喘息时期业已开始。
后来得知，这本书也是阿赫马托娃送来的，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赫马托娃始终是曼德施塔姆夫妇最亲近的朋友，起初是他们夫妇两人的朋友，之后则仅为娜杰日达一人的朋友了。阿赫马托娃自己也两度守寡：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契卡、亦即克格勃的前身所枪毙；第二任丈夫、艺术学家尼古拉·普宁死于同一机构设置的集中营。阿赫马托娃竭尽所能地帮助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在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救了后者的命，她将后者偷偷带到塔什干，作家协会的部分成员当时被疏散到那里，在塔什干，阿赫马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分享自己的那份定量口粮。阿赫马托娃的两任丈夫均为国家所灭，她的儿子在集中营里受苦（总共被关了十六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如此，阿赫马托娃的处境还是要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好一些，即便仅仅因为，官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她是一位作家，还允许她住在列宁格勒或莫斯科。而对于人民公敌的妻子而言，大城市的门则是紧闭的。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应该像对她自己一样。在她最顺利的时期，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区的那套一居室住宅里，最贵重的物件就是厨房墙上那只能发出布谷鸟报时声的挂钟。窃贼到了这里会感到失望，顺便说一句，带着逮捕证赶到这里来的那些人也同样会感到失望。
在那些“顺利的”年代，即她的两部回忆录在西方发表之后，这间厨房的确成为一块朝觐之地。几乎每天晚上，那些熬过艰难时世或是在后斯大林时期涌现出来的精英们都会围坐在一张长木桌边，这张桌子要比普斯科夫的那个床头柜大十倍。能感觉到，她在试图挽回她被摈弃的那几十年。但这只是我的怀疑，不知为何我记得更清楚的还是她在普斯科夫那间斗室里的模样，或是她坐在阿赫马托娃列宁格勒住所里的沙发角上的模样，她有时偷偷从普斯科夫跑到列宁格勒来，或是她现身于什克洛夫斯基夫妇莫斯科住处的走廊深处时的模样，在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时，她就住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之所以对这些模样印象更为深刻，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时候更接近她的本质，即一位被抛弃的女子、女难民，或是像曼德施塔姆在一首诗中对她的称呼，即“穷女友” ，这种身份她实际上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终点。
让人惊诧的是，她的这两本书是她在六十岁时写下的。在曼德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而她却不是。如果说她在这两本书之前也写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写给友人的书信或写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那种对充满事件、跌宕起伏的漫长一生进行静观的传统回忆录作者形象，并不适用于她。因为，她度过的六十五年生活并不十分正常。在苏联的惩处机制中有这样一项规定，在某些特定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年可被视为三年。如此算来，本世纪的许多俄国人堪比《圣经》中的长老。曼德施塔姆夫人与那些长老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义的渴求。
然而，六十岁的她在喘息期伏案写作这些回忆录，其动机并不仅仅是对公正裁决的希冀。这些回忆录之所以面世，是因为俄国文学史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又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生活中再度出现。我指的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伟大的俄语散文的诞生。这种散文仿佛凭空出现，像是某种不明原因导致的后果，但实际上，它就是从十九世纪的俄语诗歌中成长起来的。诗歌为其后的整个俄国文学确定了基调，俄语散文中的杰作均可被视为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间俄语诗歌中出现的细腻心理和细致语汇的遥远回声和精心再加工。阿赫马托娃常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上了年纪的普希金主人公，比如奥涅金们之类。”
总体而言，诗歌永远走在散文的前面。这句话在很多方面也可以用来概括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一生。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她都是她的一生与之紧密相连的两位诗人之产物，这两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并非仅仅因为前者是她的丈夫，后者是她的终生好友。说到底，四十二年的寡居生活会使最幸福的回忆也黯然失色（而在他俩的婚姻中幸福的回忆原本就不多，即便仅从这一点来看，即他们的共同生活充满了因战争、革命和最初几个五年计划而导致的别离）。同样，她也多年无法与阿赫马托娃见面，而书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赖的。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危险的。那种使这段婚姻、这份友谊得以维系和强化的机制就是一种愿望，即一定要记住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东西，也就是两位诗人的诗句。
在那个被阿赫马托娃称为“前古腾堡时代”的年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做这些事时绝非孤身一人。昼夜重复已故丈夫的诗句，这不仅能让她越来越深地理解这些诗，而且还能复活她丈夫独具的嗓音和声调，能让她感觉到（哪怕是瞬间地）他的在场，能让她意识到，他履行了他在结婚仪式上许下的“同甘共苦”的诺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在阿赫马托娃不在身边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也时常用同样的方式诉诸阿赫马托娃的诗，因为这个记忆机制一旦启动，便无法再停下来。这一方式也被诉诸于其他某些作者和某些思想，诉诸于其他某些伦理原则，一句话，诉诸于一切只能以这种方式方能得以保全的东西。
这一切渐渐地深入她的内心。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爱情，也就只有记忆。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亲近关系。渐渐地，两位诗人的诗句变成了她的意识和她的个性。两位诗人的诗句不仅赋予她以视野和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对她而言也成为一种语言范式。因此，当她坐下来写作自己的书时，她已注定会将自己的语言与两位诗人的语言进行一番比较，这种比较在当时或许是无意识的，本能的。她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晰和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而她明晰而又无情的文风，也同样是那塑造了这一智性的诗歌所必然导致的风格后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
如果改用一下温·休·奥登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伟大的诗歌将她“踹进了”散文。 因为，对这两位诗人之遗产的探究只能在散文中进行。在诗歌中，这份遗产只能成为模仿者的资本。后来的情况也果然如此。换句话说，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散文已成为语言借以摆脱停滞的唯一环境。这一散文似乎成了唯一合适的环境，两位诗人使用过的语言可以在此歇息灵魂。因此，她的书与其说是回忆录，是对两位大诗人的传记之附注，无论它们作为回忆录和附注的性质如何出色，这些书仍不如说是在阐释俄罗斯人民的意识。至少，是在阐释有幸读到此书的那些人的意识。
丝毫不令人奇怪，这样的阐释会变成对体制的谴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这两部回忆录的确能被等同于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世纪的文学作出的最后审判，更可怕的是，正是这个世纪曾发出建造人间天堂的呼吁。更不会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回忆录，尤其是第二部，在克里姆林宫内外均引起一片愤怒。应该说，当权者们的反应要比知识分子的反应更真诚一些，因为当权者仅仅把藏匿这些图书宣布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知识分子、尤其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却掀起一场可怕的声浪，因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对某些实为体制帮凶的杰出知识分子或不那么杰出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指控，于是，向她的厨房涌去的人流也逐渐消失了。
出现一些充满愤怒、提出绝交的公开信和半公开信，她究竟是否有权指认某人为告密者，这一问题甚至导致朋友反目，夫妻分手。那位杰出的异见人士抖动着大胡子宣称：“她败坏了我们这一代所有人的名誉。”另一些人则冲向别墅，在那里闭门不出，以便赶紧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反回忆录。已经到了七十年代，六七年之后，由于索尔仁尼琴对犹太人的态度，这些人中间又将再次出现一场相似的分裂。
文学家的意识中存在着某种拒绝道德威信的东西。文学家很乐意认同总书记或元首的存在，但他一准会质疑先知的存在。问题或许就在于，“你是个奴才”这样的话听起来要比“从道德角度看你就是个零”的定论更易忍受。就像俗话所说，人们不揍已经倒地的人。但是，先知踹了倒地者一脚，却不是为了弄死后者，而是想让他站起身来。人们抗拒被踹，指控和谴责遭到怀疑，可他们这样做却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出于奴才固有的精神自满。如果事情不仅牵涉到道德威信，而且还牵涉到文化道德，如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所为，这对于一位文学家而言就更加糟糕了。
我要冒险再稍稍往前走几步。现实只能借助接受来获得意义。只有接受才使现实变得重要。接受的层次有所不同（取决于其重要性），这一等级体系是接受行为借助一些最为敏感、细腻的棱镜获得的。只有一位大师能赋予这些棱镜以细腻和敏感，这位大师就是文化、文明及其主要工具，即语言。借助这一棱镜对现实作出的评判，或许就是最准确的评判，甚至可能是最公正的评判，获得这样的评判就是全人类所有代表的共同目标。（“不诚实！”和“精英治国！”之类的哭喊，前面提到的那些东西都有可能遇到，首先是在我们的大学里，但是没有必要去关注这些，因为文化就其定义而言就是精英的，民主原则在认识领域的实施就包含着一个信号，即智慧和愚昧的平等。）
娜·雅·曼德施塔姆对她所目睹的现实作出的评判之所以毋庸置疑，并不是因为她的痛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她自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诗歌获得了这种棱镜。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明失聪，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在革命前即已成为一位伟大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如此，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同样如此。即便俄国没有经历过本世纪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他们也依然会是大诗人，因为他们富有天赋。一般说来，天才是不需要历史的。
如果没有革命以及其他事件，娜·雅·曼德施塔姆也会成为一位作家吗？或许不会，因为她是在一九一九年遇见自己未来的丈夫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严谨，它会将我们带入概率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模糊领域。她最终成为一位作家，并非因为本世纪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而更像是对本世纪俄国所发生一切的抗拒。一位诡辩家定会伸出食指，发出一番指点，说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看，“抗拒”就等于“因为”。好吧，如果他对一位普通人的“抗拒”之意义如此地无动于衷，那就随他去吧，那就随他的历史决定论去吧。
不过，所有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既然一位年逾六旬的瘦老太婆很快便能体现出这样一种能力，即延缓民族的文化崩溃，如果说她未能最终阻止这种崩溃的话。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历史在这烛照中缩成一团，而个人主义则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选择，即去寻找光源还是去犯下针对自我的人类学罪行。
她的任务中完全不包括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她更不追求去与体制算账。对于她而言，这是一项个人事情，关涉她的性格、个性以及那塑造了她的个性的一切。而塑造出她的个性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最优秀产物，即她丈夫的诗。正是这些诗句拯救了她，而非关于丈夫的记忆。她在四十二年的时间里一直就是这些诗，而非他的遗孀。她当然很爱他，可是要知道，爱情本身也是一种最为精英化的激情。只有在文化的语境中，爱情才能获得规模和前景，因为它需要在意识中、而非床铺上占据更大的位置。脱离这一语境，爱情就将沦为普普通通的磨擦。她是文化的遗孀，我认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书才会如此深入地渗透进读者的意识。这或许也是因为，当今世界面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可以被概括为守寡状态。
如果说她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在这一方面，她完全不像她那两位诗人。但是，那两位诗人自有他们的艺术，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从而表现得谦卑，或是显得谦卑。而她则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不愿妥协的，毫不宽容的。有时，她的观点是不尽完善的，或是以传闻为基础的。简言之，她有性格缺陷，这并不奇怪，如果你们注意到她在现实生活中以及之后的想象中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最终，她的不宽容赶走了许多人。她将这当做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她已经因为崇敬、因为诸如罗伯特?马克纳马拉 或威利?菲舍尔（少校鲁道夫·阿贝尔 的真名）这样一些人的狂喜而感觉疲惫不堪。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在自家的床上，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甚至情愿死去，因为，“在那边我又可以和奥西普在一起了”，可阿赫马托娃有一次却对她说：“不，这一次该轮到我和他在一起了。”
她的这一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她死在自家的床上。对于她那一代俄国人而言，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为数并不多。毫无疑问，有人会认为她不理解她所处的时代，未能赶上开往未来的火车。有什么法子呢，她像她那一代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些开往未来的火车将停靠在集中营或是毒气室。她很幸运，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她和我们都知道这趟列车的终点站。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地点是她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当时已是傍晚，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中抽烟。那道影子十分的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苍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所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
一九八一年
（刘文飞译作；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1981年3月5日，第28期。）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