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思1》，由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主办，于坚主编，已出版。
当我着手编辑本刊的时候，想到的是保守这个词。保守这个词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中很背时，为人不齿。积极进取是时代的常态，影响到诗人，积极之诗也非常普遍。先锋就是积极，诗人作为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势所必然。积极指向未来，保守却是守成。
从根本上来说，政治要改造世界，而写作却是为世界守成。“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积极之诗可以说是感伤的，积极其实偏于自恋、虚构和装饰。而朴素之诗则是守成的，这是一个感伤的时代，“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自由使人离开自然的素朴，真实和必然性”“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但我们已经感伤得太久，在猴子掰包谷式的标新立异的自我幻觉上，这个时代已经积极到奢靡的程度。也许应当回到朴素。賁象穷白，贵乎返本。本就是成，朴素就是守成，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这就是守成。里尔克说，诗来自经验。经验就是一种成。
新诗已经积极了一个世纪之久，已经有成可守了吗？
我们到底写下了些什么，它在何种程度上介入了文明。一般的解释是提供浩如渊海的新诗选本。我则相信那些持久的作者，新诗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出现了持久的诗人。他们像古典诗人一样持久，一些人很快就要实现那种“终其一生”的写作。“终其一生”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感伤，而是持之以恒的朴素。新诗历史上绝少诗人能够终其一生，他们要么被卷入革命、战争，要么被卷入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世俗之流。新诗一再被诗人自己背叛，读者总是面对一批批早夭的才子叹为观止。相对于才子观来说，中国文化一向忌讳匠人，何况还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天条。然而我发现，人们常常将写作中的灵性、才华、鬼斧神工与诗人本人的持久的自我修行、自我控制、自我守成混为一谈。“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在稿纸的疆界以内，而作为作者的肉身，我更尊重那些持久的匠人。最近诗人韩东提出第三代后诗人的说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指的也是那些持久的诗人。
保守主义声名狼藉。保守总是被理解为落后，固守陈规、不思进取。没这么简单，保守主义其实正是文明的基石。有成可守的文明才是成熟的文明。我们可以保守些了吗，而不总是青春期的感伤？为了编辑这个刊物，我近期阅读了大量当代诗歌，这种阅读令我对编辑一本保守的诗歌刊物而不是昙花一现的诗歌宣言或者诗歌运动有了信心。
至少可以一年出版一本，足够了。
新诗的生态需要百花齐放，但是诗的成果是金字塔的，如果我们至今看不出这个金字塔，我们就是一些差劲的读者。是的，我已经饱读诗书！新诗并非像微博一样，只是一个民主化的平台，它已经创造了一个语言的金字塔，它已经具有一种轻微的贵族气质，抹平这个金字塔的种种努力只是对时代潮流的庸俗响应。尼采呼唤超人，因为人们总是害怕虚无，回避那些与生俱来的魅力，害怕那些他们无法理解或者控制的天才。诗人不是庸人的谋生游戏，它起源于古代部落中那些超凡脱俗的祭师，而祭师们之间，自有行业的秘密，他们知道如何招魂更讨神的欢喜，怎样的摇唇鼓舌更接近神灵。
诗并非仅仅是农业社会的过时产物，它是文明最古老的事业，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在用刻甲骨文上的那种文字写作，这是汉语的独特魅力。语言穿越时空，但它自身却永远烙着原始时代的印记，这就是语言的维度、力度和共享的阶级导致的等级制度。鼎文自有其庄严高贵、奥妙深邃或者实用寡白的等级。这种制度曾经与现实对应，婆罗门居于印度文化的金字塔端并非偶然。等级制度的秩序一再被人类自我解放的运动削弱，王公贵族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笑料。但是语言依然保守，它依然要求称王称霸、尊重金字塔、蔑视平庸。语言似乎指向虚无，言近而旨远，难以琢磨估量其究竟、高下，但文明的深处永远挺立着最顽固的无法摧毁的金字塔，苏东坡歌德但丁杜甫们永远不会沦为小丑。精神世界的丰富，就在于它隐喻的乃是造物主创造的大地的原始基因，它从来不是海拔一致的平台。全球化企图在抹平世界海拔上有所作为，但对琢磨、定位、测量、抹平虚无之宫依然无可奈何。没有这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金字塔，一个一切皆可量化，估价、交换、买卖的世界是无聊而乏味的。至于这个金字塔如何在冥冥之中显灵，这是一个深奥的话题，哈罗德·布鲁姆试图在死人中探讨其究竟，他写下了《西方正典》。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就难以确立坐标，怎么都行。也有人应当去梳理经验，建立标准，哪怕粗糙甚至独断，但这是一种立场，否则一个刊物又何必主编呢？任何人干都是一样的嘛！
同质化正在摧毁古老的生活世界，全球化最后的疆界也许只是民族语言，语言通往虚无，而一个民族的尊严仅在于它与某个虚无世界之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新诗为我们时代坚持了尊严。这种尊严的存在也是新诗必然被冷落的原因。正因为被冷落，持久的写作所遭遇的困难、诱惑和折磨皆为史上罕见，最悲壮然而也最庸常，诗人这种古老的手艺在今天更接近于宗教式的祭献、牺牲，因此诗的持续才具有了专业品质。
老歌德曾经呼唤世界文学。全球化的席卷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知识基础，世界的疆界其实不仅仅是在知识领域被打开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是在世界中写作，而不像以往的诗人，他们在中国写作，但是拥有世界。今日的危机也许是，世界拥有你，而你并不在世界中。
诗与思，中国文明的一个传统就是感性，文明总是在感性的表层滑动。诗人们意识到，仅仅是感性的表达无法对应我们感觉到的现代世界。虽然西方诗论一直在肯定中国诗的感性传统，但作为母语为汉语的作者，我们深知这种传统的局限。不能说古典诗歌没有在思的层面努力过，但是律确实也是思的天然限制。白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是一种可以将思引向深入的语言。不是吗，浩如渊海的世界经典皆自白话涌入汉语。既然康德或者海德格尔的思可也翻译成汉语，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那样思想，而不仅仅拘泥于传统。柏拉图或许在某些方面与公孙龙有共同点，但思路不同。白话文令汉语可也展开一条前所未有的思之路。诗与思，缺一不可。而如何实现二者天人合一，我想这是汉语现代性写作的一个使命。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在明德楼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