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是文学与人生。中国人向来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因此,文学和别种方面,如哲学和语言文字等等,没有清楚的界限。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至于文学和别种学问的关系,更没有说起。所以要讲本题,在中国向来的书里,差不多没有材料可以参考。现在只能先讲些西洋人对于文学的议论,再来将中国向来的文学,与人生有没有关系。
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所以可说:“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背景”就是所从发的地方。譬如有一篇小说,讲一家人先富后衰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要问讲的是哪一朝。如说是清朝乾隆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他讲的话,究竟像乾隆时候的样子不像?要是像的,才算不错。上面的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从这两句话上,大概可以知道文学是什么。固然,文学也有超乎人生的,也有讲理想世界的,那种文学,有的确也很好,不过都不是社会的。现在我们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单是说明“社会”的,还是不够,可以分下列的四项来说一说。
文学既然要为人生所左右,那么文学记录的人生当然好比拿镜子去映照人生了。文学作品的出发点,或者说基础,甚至素材,其实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是由各种人生构建的。人生的特点照在文学里,就使得文学有了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人通常还有一种能力,高于所见所闻而创作,只要这样的创作超乎凡俗,或者说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性,预见性,那就是可贵的,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是有的,这样创作的文学家也是有的。而对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茅盾先生在下面的文章中从四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分别是“人种”,“环境”,“时代”,“人格”。
(一)人种。文学与人种,很有关系。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哪一种人,有哪一种的文学,和他们有不同的皮肤,头发,眼睛等一样。大凡一个人种,总有他的特质,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民族的性质,和文学也有关系。条顿人刻苦耐劳,并且有中庸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也如此,他们便是做爱情小说,说到苦痛的结果,总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烈。法国作家描写人物,写他们的感情,非常热烈。假如一个人心里烦闷,要喝些酒,在英人只消饮一些啤酒,法人却必须饮烈性的白兰地。这英法两国人的譬喻,恰可以拿来当作比较。文学上这种不同之点是显然的。
人种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坎坷的过程。这是一句废话,稍微罗嗦一下。
不同的人种,不仅区别在肤色不同等表面意义上,不同的人种感情认知上往往也是有差别的。用现代一点的话说,就是精神觉悟度不同,不仅不同人种有不尽相同的觉悟,同人种间觉悟度也是有差异的。地域差别注定导致不同人种的文学情调有所差异,可以理解为封建制度统治多时的世界里不同人种间必然有着如何界定好恶的差异。所以不同的人种是有不同的文学的,这也是一种现象,也许文学发展的未来这类差异会消失吧。
(二)环境。我们住在这里,四面是什么。假设我们是松江人,松江的社会就是我们的环境。我有怎样的家庭,有怎样的几个朋友......都是我的环境。环境在文学上影响非常厉害。在上海的人,作品总提着上海的情形:从事革命的人,讲话总带着革命的气概;生在富贵人家的,虽热心于平民主义,有时不期而然地有种公子气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奥的神秘诗人,他的作品可以和他的环境无涉----就是并不提起他的环境,但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环境有关。即使有反乎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仍旧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反”,是受了当时思潮的刺戟,决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至于正面的例子,在文学史上简直不胜枚举。例如法国生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学家,他们见的是法国二次革命与复辟,所以描写的都是法国那时代环境下的人物。申特虽为了他的革命思想,逃到外国,可是他的作品,总离不掉法国那时代的色彩。举眼前的例:我们在上海,见的是电车,汽车,接触的或算大都是知识阶级,如写小说,断不能离了环境,去写山里或乡间的生活。英国诗人伯恩斯(Burns)田园风景诗,现在人说怎样好,怎样美丽,平静;十九世纪末,作家都写都会(du hui)状况,有人说他们堕落;这都是环境使然。又如十九世纪末有许多德国人,厌了城市生活,去描写田园,但是他们的望乡心,一看便知。这就是反面的例。可见环境和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有人说,中国近来的小说,范围太狭,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讲家庭不过是普同琐屑的事,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他怎能写别的?
(三)时代。这字或是译得不好。英文叫Epoch,连时代的思潮,社会情形等都包括在内。或者说时势,比较近些。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时代精神”这一句话。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学,文学,美术等等,犹影之与形。各时代的作家左翼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自然也有例外,但大体总是如此的。我们常听人说,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就是因为两汉有两汉的时代精神,魏晋有魏晋的时代精神。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惟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又因为尊重个性,所以大家觉得尽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人不理会,就不说。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欺人。这是近世时代精神表见于文艺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爱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学里,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坚强特异,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大文学家的作品,哪怕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法国法朗士(Anatole France)说,“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就是这个意思了。
创作如果少了主观的进步,主观的改造,主观的思索,那么还有什么骨架?一味众说芸芸是庸俗的开始。大文学家成功的原因也许就是有超越一般人的品德,精神力量。文学作品的好坏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反过来说,一个作家如果道德修养严格,人生态度端正,那么他写出的文学作品一定就会是好作品。
以上是西洋人的议论,中国古来虽没有这种议论,但是我们看中国文学,也拿这四项做根据。第一,中国文学,都表示中国人的性情:不喜现实,谈玄,凡是折中。中国的小说,无论好的坏的,末后必有个大团圆:这是不走极端的证据。关于人种一条,可以说没有违背。第二,环境更当然。中国文学的环境,自然都是中国的家庭社会。第三,时代的关系在中国似乎不很分明。但仔细看,也有的。讲旧文学的人说:同是赋,两汉的与魏晋的不同;同是诗,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李义山的无论哪一首诗,必不能放在初唐四杰的诗中。他们的诗,同是几个字缀成,同讲格律,只因时代不同,作品就迥然两样。《世说新语》的文字,在句法与文气上都与他书不同,《宋人语录》亦如此,与《水浒不同,与《宣和遗事》又不同。这都可以说因为时代空气不同。非但思想不同,文气,格律也有不同。可见时代的影响,也很厉害。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盗名的,也有他们的人格在作品里。所以文学与人生的四项关系,在中国也不是例外了。
中国文学在一定范围内和西方文学发展的方向是相同的,而且很多作家创作的经验也是相似的,都来自对人生的理解,记录,分析,改革。所以西方学者对于文学和人生两者关系的理解也在某种意义上适合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茅盾先生在这一段文章中用到了举例子的议论方法,这是一种方法,可以为文章增添立论的依据,写起来会使人觉得比较可信。
文学与人生简单的说明,不过如此。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凡要研究文学,至少要有人种学的常识,至少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环境,至少要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精神,并且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注:沈雁冰即茅盾。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