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著有《文化麦当劳》、《知识分子的“内战”》等。

　　四五年前，青年学者王晓渔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了房价与书价之间的关联：在上海的城郊地段，一本书占用的书架和书房成本约在40到90元之间。五年过去了，这个成本仍在不断上涨。他有一位朋友，读了这篇文章，在搬家的时候痛下决心，扔了几百本书。即便如此，王晓渔还是在20年的时间里，迅速堆满了一屋子的书。七八千本除了挤满几乎每面墙都有的大立柜外，也填满了这个不小的复式房的每个角落。层层叠叠的书中间，倒也隔出了条小路，加上又要爬楼，上上下下，还真让人有如入书山的感觉。“现在还算是好的，我读博士时，宿舍里有两三千本书，除了我自己，别人根本就进不去。”王晓渔说，因为书架已经填满，这几年陆续买来的书，完全没精力分门别类，一旦急需，根本找不着，这个问题让他头痛不已。虽然杂乱，不过仔细检索下来，不难发现，文学、历史和社科思想类书占了王晓渔藏书的大部分。尤其在一楼，根据不同的书柜，能清晰分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社科思想的脉络，且这些书大多是成套出现。

　　对诗歌始终抱有兴趣

　　在一堆新书上，有一本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英文诗集，这位诗人前不久刚刚去世。

　　“希尼的诗，我一直非常喜欢，他写出了那些常被忽略的日常经验。”诗歌在王晓渔的书柜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既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

　　“在文学方面，我对诗歌始终抱有兴趣，对叙事却一直不是很感兴趣。”现在回头再看，之所以会这样，王晓渔认为同他大学前的经历有关，“那时在安徽的一个县城里，几乎看不到书，图书馆几乎是瘫痪的，买教辅书都要邮购，现在看来，会觉得非常荒谬。”

　　不过意外的是，他竟买到一本《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这本书的选本非常好，编者是九月派诗人唐祈，他非常注重诗的艺术，眼光也足够宽阔。”这本1990年出版的书竟然收录了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当时王寅还不到30岁。

　　唐祈的这本诗选和一些民国散文选、古典诗词奠定了王晓渔最基本的文学趣味，即以艺术为本位。所以他喜欢卞之琳、冯至，也喜欢布罗斯基，包括他的诗歌和评论。至于当代诗人，王晓渔觉得多多的诗是最好的，“他的诗内部多样性非常丰富，同时又很奇特。”这让他着迷。

　　虽然对叙事的兴趣不及诗歌，但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中文系学生，王晓渔在大学期间仍然花了大量时间在文学作品上。

　　“国内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在读文学作品时，王晓渔非常注重个人趣味，“比如说张爱玲，我始终对她的《传奇》难以培养出感情，虽然我也知道那些小说是天才的。但沈从文不同，他的有些东西，如果未曾读过你的人生会有缺失的感觉。”

　　至于鲁迅，王晓渔尤其推崇《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朝花夕拾》让人觉得温暖，《野草》有着内在的复杂性，《故事新编》很有趣。”

　　“不过鲁迅在日记、书信里就没有这么有趣了。”王晓渔喜欢读“有趣”的东西，“我喜欢那些读过之后有一种轻盈感、但又不‘轻’的作品。”在他看来，卡尔维诺毫无疑问是这种奇幻感觉的最佳范例。

　　文学没法回应我所关心的制度问题

　　有段时间，王晓渔希望能把这种“有趣”带入到文学批评中，但最终证明困难重重。“文学一旦学术化，就没有趣了，我写评论就是为了好玩，希望能把评论写得跟小说一样，但你真正职业化去做这件事，那它就没有太多快感可言。”

　　这种矛盾，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里，达到了最大值。“我发现文学没办法回应我所关心的一些制度问题。”直到今天，王晓渔还是认为，文学主要回应的是美学和趣味的问题，无法也不必回应所有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时，他在“思想的境界”网站读到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深受震撼。“哈维尔的价值，在于你不需要转换，可以直接拿来与我们的当下进行对话。”

　　2002年，他本来想报考洪子诚先生的博士生，但洪子诚当年退休，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让王晓渔最终决定离开中文系，转而攻读许纪霖先生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此后有将近十年时间，他都在专心读历史，极少再谈论文学，但是他一直有阅读新诗的习惯。

　　谈到历史著作，王晓渔对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称赞有加。“这本书，虽然用的都是些旧词语，但表达的观念却非常新，里面很多微言大义，需要你认真地看。可以说在当时的框架里，这本书已经达到极致了。”

　　文学训练培养了我细读的能力

　　王晓渔当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研究。“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在于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我想弄清楚他们是怎样迎接即将到来的党国体制的。”

　　“1920年代的广州，跟1940年代的延安非常相似。”在王晓渔看来，1928年简直就是1940年代的预演，当时大量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在内，都去了广州，认为广州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遗憾的是，北伐却建立了“党国体制”，“我想弄清楚的是，当时的精英是如何接受或者欢呼这个党国体制的，我想要分析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细数自己的阅读经历，王晓渔认为，早年的现当代文学训练，对他日后的历史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它培养了我细读的能力，你能通过一个词语读出很多隐蔽的东西，这对历史研究很重要。”王晓渔说，文学批评强调的是细读能力，历史研究则强调资料的可靠性。

　　“不过事实是，大部分的历史资料都不一定准确，这时候，你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作品，来考察它的叙事逻辑，你总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这种对照研究让王晓渔受益匪浅。所以，除了20年代的知识分子研究，他还准备研究1918年到198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现代中国的话语转型。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