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进入新世纪8年，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新世纪诗歌到底“新”在哪里。新世纪诗歌各个向度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路数和余脉。有的是更加恶俗的喧嚣和泛滥，比如，从唯口语到口水诗、废话诗、垃圾诗，从个体生命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到官能展览/下半身写作，从案头孤寂面对、沉思到现场裸奔作秀、热炒等等。应该承认，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诗歌恶作剧，对现行强势的腐朽、专横秩序和规训，有一种痛快的社会学意义挑战、解构和反叛；同时更应该指出，如此走火入魔或江郎才尽、诗歌的末日疯狂，在根本上与诗歌无关，它们只是以践踏、羞辱、摧毁诗歌为代价的“诗歌小品”、“诗歌散打”。

　　看起来，相当江湖化、团伙化、派系林立的诗界热闹非凡，但大都并无自己特立独行的诗学主张和写作纲领而毫无新意。多数是为文学史焦虑所诱惑和驱使的一种诗歌资源、代际打捞的整合，与集团冲锋的出场、亮相。它们的光荣与梦想，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歌之外的想像和功夫。即使如此，他们为热爱、动员、集结诗人和诗歌所作的奉献，仍当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的诗不优秀。我的意思是，无论经不经由什么代或派，优秀者照样优秀，低劣者照样低劣。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当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和兴盛，虽然几乎没有什么重要诗歌和重要诗人，但确实涌现了不少技艺、文本精细、深化、娴熟的优秀诗歌和优秀诗人。不过，如果从探索创新和更加严格的专业指认看，情况就有些令人失望和悲哀：诗学，几乎提不出新问题和新见解；诗歌写作，几乎找不到新的语言方式、文本样态和新的生长点。这是有目共睹的经验事实和断难回避的严峻话题，而绝非我在耸人听闻地宣告诗歌的死亡。

　　有意思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巴思、巴塞尔姆、苏姗·桑塔格等实验小说家，有感于文学再也不能探索创新，就已发出过文学的枯竭的哀叹；不久前，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宣称文学研究已经终结；2008年1月，中国有著名评论家在《文艺报》上提出《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的惊人命题，认为文学处于“将死的绝境”，“只有向死的写，才是不死的写”，只有：“向死而生”，才具有“不死”的意义。该论者谈的主要是小说。诗歌呢？诗歌难道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吗？发人深思。

　　在穷尽了现代派、后现代派花样百出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除了形式主义学派为我们提供的陌生化等探索创新的法宝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探索创新的可能、路径和空间？坦率说，迄今我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但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去面对、深究和深思的重要课题。

　　必须声明，我从来就不是唯技术、唯形式主义者。我一再强调写作的良知、道义、责任和使命；但我同时看重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诗歌/文学的探索创新、创造性，主要也恰恰出自这里。我在最近的《从哪里打开缺口？》一文中，批评了非非诗人周伦佑语出惊人的所谓“散文理论”。其基本思路就在于，当代中国散文陈旧滞后的原因，压根就不是周论所说的什么“先秦散文”、“广义散文”等等的误导，而是固守于当代中国文学探索创新的变革大潮之外，是我上述人本与文本两者皆严重缺失的“综合顽症”。

　　我们当然应该警惕，创新曾经是一条追得诗人/作家也发疯的疯狗。但艺术如不探索创新，无异于苟活和等死。

　　有鉴于当下诗歌写作大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无向，非发现性的重复/复制化倾向和写作的无效性，我想借此机会，提出诗歌写作的“三性”，也就是诗歌写作的方向性、发现性和有效性。

　　我所说的方向性，指的是在诗歌写作中，必须有统摄、提升生命/灵魂体验的精神维度和方向。在词典的通常解释中，精神指的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等等。我认为如此解释过于笼统而不得精神要义，对诗歌写作也没有什么切实相关的启发性。我所理解的精神，是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对存在的无限性一种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是生命个体对现场、短暂的深刻体验、觉悟后，对高远、永恒的一种辽阔、超拔的形而上冲动的气质和境界。不言而喻，有或没有这种气质和境界的诗歌，绝对是不等值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惜，当下不少诗歌没有这样的气质和境界，只是诗歌的按摩房和摇头丸。

　　在具有创造活力的优秀诗人那里，每次写作都应当是一次独特的、新的发现。我所说的发现性，既指人本体验、感悟的新锐和独特性，同时也指文本语言方式、意象等等文本样态新的、独特的发现和提供。正是如此双重的发现性，才保证了每次写作都是一次创造。看看当下的诗歌吧，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最后，有了写作的方向性、发现性，才谈得上写作的有效性，否则就是无效写作。而无效写作，说轻一点，是对时间、精力、资源的浪费；说重一点，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谋杀。正是在此意识和认知上，我历来主张诗人/作家宜精写、少写；当下的诗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多到大量的无效写作泛滥成灾。

　　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的探索创新变革大潮以来，就各有侧重而言，当代中国诗歌经历了今天派、朦胧诗的启蒙/人本，第三代的语言/文本，随后的九十年代基本上继续语言/文本的路向。走到新世纪今天的当代中国诗歌，特别是有抱负的诗人和诗歌，依我看，是走向融启蒙、语言/人本、文本于一体的“综合性写作”的时候了。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