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工作，逐渐形成我的文本主义的学术理念，愿意从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认识作家；愿意从作家给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来评定文本的艺术地位，这一理念应当说是很多文学教师走的道路，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文本几乎都是艺术家心灵独白的外化，都是他人生体验的印痕，也就是说唯有文本才能真实地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而他的生平传记乃至“谈话录”一类，并不一定就能揭示其心灵的真诚。今天，当我们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面对曹禺先生的经典剧作《雷雨》时，无论是作为“场上之剧”，还是经典纸本，我都一直把它视为曹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嘱。

　　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不朽时说：“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作为一部不朽精神产品的《雷雨》，历史已证明，八十年来仍然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作为《雷雨》的“同龄人”，我还是有话要说的。

　　感谢我的师弟、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刘家鸣先生，恰逢其时地给我复印了两份材料，一是曹禺的《雷雨》序；一是1979年9月曹禺接受王朝闻先生的访谈，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戏剧》上，即《曹禺谈〈雷雨〉》。后一篇虽然已是“文革”三年后了，但我们仍可看到曹禺被扭曲的灵魂，他几乎仍然用“左”的眼光去看待他的“旧作”。然而感谢他毕竟用自序的形式，在八十年前为我们留下了他写作《雷雨》时真诚的心灵自白。今天，在我捧读这篇序文时，我竟然径直地把它看作是一篇现代启示录！一位天才的剧作家，在不受外界干扰，能敞开心扉地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极为坦荡的解剖。于是我在结合过去数十遍观赏舞台上的《雷雨》演出时，所聆听到的心灵话语，现在又一字一句地重读先生的自序，舞台与案头的结合，让我进一步看到一颗活泼泼的热烈的灵魂。他的一句“我是我自己”，就震撼了我的心！他告诉我们，他不再是个“渺小的自己”，而是一个崇高的灵魂。所以，他坦诚地否认了他是易卜生的信徒，他还直言没有“故意模仿谁”，也没有“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这种自信充分证明，曹禺的《雷雨》绝对是他个人的独创，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曹禺的自序还提供了他写《雷雨》和演出后的反映的第一手真情。当人们说他的剧作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时，他竟无奈地说，他可以“追认”此说，但他还是申言，在三年前提笔时“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因为他“不能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于是他如此明快地说出了他的非凡的认知生活与解剖灵魂的话语：

　　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于是他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他自己的哲学——“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噢！原来曹禺在八十年前就有了这种对命运、对人生、对心灵的宏观视角！然而这一切其实仍然是他的伟大的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他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因为他深切地感到了“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

　　从前，在“左”的路线下，曹禺的序及其剧作一直被视之为人性论之标本，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命运”、“悲悯”竟然成了心灵之域的罪！今天，人们不仅对人性论有了正确的认知，最主要的是，八十年前，天才的具有超常智慧的剧作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超越意识”。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看到文艺不仅仅是生活的简单的摹写，原来文艺更有着象征意味。应当说，这是一种质的超越，即文艺的象征论对文艺反映论的超越。曹禺《雷雨》的得意之笔和私心所淑正是他自己所说的“象征的魔力”。

　　难道不是吗，我们整整经历了跨世纪的八十载岁月，《雷雨》之于我们，即剧作与欣赏者之所以能建立起超越时空的审美联系，正是通过“象征”的桥梁达到的。那些舞台上“写实”的剧情和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在大幕落下后，都会悄然隐退；然而“表现”的象征却积淀在无数人的心灵深处，我想这才是《雷雨》的不朽生命力之所在。因为每个观赏者“解”与“不解”的是命运之神，是宇宙之谜，是心灵的不可言说，因为雷、雨就是象征！

　　在我看来，从主体的审美结构看，凡不朽之作都包含三个层次：即表层是各种形式美因素及其所唤起的意象；中间层次是意象所指示的历史的社会的内涵；它的深层结构则是超越时空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深刻意蕴。也就是说，当一位作家在作品中超越了题材自身的特定时空意义，揭示出某种普遍性的哲理内涵和心理内涵时，这个作品就获得了题材之外的某种象征意味，这种意味就会在世世代代的观赏者心目中成为某种象征的形式而被吸纳，观赏者就会以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处境而代入不同的经验内容。我想，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哲理内涵，就是《雷雨》已达到的意蕴。《雷雨》的代代流播，它的不朽的哲思，正是这种超越题材又超越时空的象征意蕴，才起着永恒地激活其生命力的作用。

　　进一步说，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超意识形态的抽象形式，即一种符号。《雷雨》的艺术魅力之生成，其秘密正在于审美欣赏过程中做出的观念性向符号性转化的过程。《雷雨》能达到这种艺术效应，乃是因为天才的剧作家摆脱了对题材的肤浅的世俗功利观的羁绊，他绝然没有简单化地把他的人物划分为正反面人物，而是让自己的审美思辨超越题材的表面的特定的时空意义，即超越题材的直接现实性——大家庭的罪恶，这在他的长序中说得极为分明：第一，他没有“有意识地匡正和攻击什么”，他的初衷只是“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因为他是“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这是曹禺述说自身创作时的激情和冲动，这非常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第二，“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乃是对作者的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甚至自己都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莫名的爱好。第三，谈到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他认为不是恨便是爱，一切都是走向极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繁漪，是鲁大海，甚至于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有了他们，前者才显得明亮。鲁妈、四凤、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当你细加品味曹禺的这些绎解，你会发现他绝然排斥剑拔弩张的冲突，恰恰是在“调合”中深深的思考。曹禺反复申明的就是：“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斗争的‘残忍’和‘冷酷’。”这里说得何等分明：实者是人物间的那些戏剧性冲突，而虚者则是曹禺苦苦追寻的宇宙中冥冥的“残忍”和“冷酷”。于是，下面写出了我已引用过的关键语：“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这就是我们反复说的象征意蕴，即曹禺在剧中给予我们的“隐喻”和“暗示”。写到这里，我们在看《雷雨》时，是不是就很容易联想到契诃夫剧作中的“潜流”？“隐喻”与“潜流”往往殊途同归，他们追求的都是心灵的底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味”。所以我认为，如要搬演《雷雨》必须探寻到这心灵底蕴，因为它既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它是“反映”的，更是“象征”的。

　　《雷雨》的不朽生命力，来自于过于早熟的天才剧作家的生命体验，来自于他的心灵感悟，来自于他对人生况味的不断咀嚼。正如叔本华在他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意识着一切生命的痛苦，不只是意识着自己的痛苦。但是必须由于自己本人经历的痛苦，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痛苦，才能唤起这样的认识。”曹禺正是经历过这种生命的痛苦，所以才能意识到一切生命的痛苦。具体到曹禺的创作历程，他始终思考着这种生命痛苦的如何升华。果然，智慧超群的剧作家，终于用《雷雨》充分表达了他的“智慧的痛苦”。

　　鲁迅先生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说：“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现在我们不妨套用鲁迅的名言，如果这社会还有那么多的残忍和冷酷，那么曹禺作为留给后人的禹鼎的《雷雨》，其隐喻就会永恒地存在，并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而无所遁其形。残忍和冷酷是我们永远诅咒的恶德。

　　前贤有言：美学研究到壮美，境界乃大，眼界始宽；研究到悲剧美，思路始广，体验乃深。信哉斯言。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