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仲夏，深夜，我从一个奇异的梦中惊醒。梦中仿佛只见吴兴华先生依稀沥血的可怖形容，此外全无模糊的记忆。可惊异的是，何以梦见一位阔别数载而又从来甚少往还的师长。经过若干时日，方从一位北大的友人得知，正是在那些时日里，吴先生于挂牌劳动中罹患急症，未得及时医治，突然弃世。自那时以来，我心底一直抑郁着一种悲哀。
初识先生，是在教室里。在北大就学之后的第一堂课，便是由吴先生和周珊凤先生共同执教。二位师长皆是我的启蒙之师，师恩甚重。
然而我不是一个恭敬温文的好学生。大约天性刚木，加以少未更事，难免时有当堂顶撞的事情。一日，方聆讲，我突然举手打断先生的演讲，提出一种所谓改进讲授程序的建议。全场愕然。只见周先生的眼睛睁得很大。吴先生颇有愠色，双眉紧锁，登时历数中途打断讲课之种种不当。然而训话之余，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当即实施，从此依例而行。此为四十年前事，恍同隔世矣。令我感怀者，是二位师长的心地宽宏，从未因固执的学生当堂顶撞而稍有介怀。此后数年间，二师对我提撕其耳，扶掖备至。
吴先生也不是一位传统式的严师。大约颇受西风薰习的缘故罢，待学生与其如弟子，毋宁如朋友，偶或闲谈，如老友促膝，海阔天空，无不可言。明人张岱所谓，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先生正当壮年，才情纵横，谈吐挥洒，而性情中颇喜幽默揶揄。这在先生，大抵只是爽朗一笑，与友人分享的一种交融。在别人，或难免心生疑虑，甚者乃至报以臧否人物以至恃才傲物之嫌。久而久之，便难免在或人中间形成一种为人稍嫌刻薄的印象，而实则心地甚坦荡，待人甚诚爽也。
于是在五七年的风雷之变中，吴先生也就难保无事。当时我初任助教，终日埋首故纸堆中，未闻窗外多事，也不知在几十人的什么会上，吴先生发了什么言。一天，在校园的小路上，偶遇一位东语系的华侨女同学。她劈头便说：“听说你们系的吴兴华先生被评为右派了。”我愕然。接着，自然，也就释然。右也罢，左也罢，横直是中国知识者的命运罢。
往后的日子里，吴先生也就十分沉默。从副系主任，也就是培养对象的位子上被请下来，也不准执教鞭子，比以前似乎分外清闲。我偶尔登门讨教，反而稍有对谈的机会。这在头两年是不大可能的事，因那时吴先生甚忙，仿佛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如今则不同，大抵面壁思过罢，但见从图书馆借阅大叠的古旧版本。当时求教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读西方原典。吴先生表示，既然法文等没有问题，何不共同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所谓共同学习，无非是他读他的书，我读我的书，偶尔一起讨论而已。阅读中，我求教的另一位恩师是李赋宁先生。吴先生的读物大抵是Loeb Library 的希英、拉英对照本。然而那是所谓elegant translation，对于construe 也就未必得力。后来我发现一种lineal 对照本，吴先生也称便。那是一种连位格和虚词用法也分解的译本，颇类于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一类援引学者的著作。此类学术兴旺与否，实与一个社会对传统价值，也可说对价值本身重视与否，有莫大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中识字的阶层，仅能读今文译本，大概对价值本原的理解，也就十分隔膜。
求教的另一主题，是文章风格的陶冶。吴先生曾教授作文，颇主张西方的系统训练方法。文风之初建犹如临摹碑帖，在间架运笔诸技巧，既经娴熟之后，方可纯任一己情性，挥洒自如。吴先生举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评论文章为例。学者宜先通读涵泳全文，再熟读一段落，而后掩卷，竭力复写此段之原文。既毕，复开卷，对检原文，一一研究何以原作之遣词运句如此之确乎其不可拔，而自家的仿文却是如此之拖天扫地？这确乎是一种可行的作文训练方法，大概与斯汤达每于启笔之前必先恭读《民法大全》，Max Beerbohm 在开笔以前必先阅读De Bello Galico，意皆相类罢。
吴先生绝口不谈政治。仅有一次，偶有不慎。在讨论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共和国》的时候，颇有感于哲人理念政治之悠久生命罢，突然说现在的政治仍然如此。仅此一句，并无引申。然而万一引申起来，那意旨却颇沉重。大凡以人工理念改造政治体制，必导致意识形态的统治，此与自然演化的市场社会不同。市场社会并非没有意识形态，只是历史演化而来，人们习焉不察，自成经济动力，无须说服，更无须压力暴力。而人工推行的意识形态，急于求成，必施压力，弄得社会每个地方皆不舒服，经济无动力，必致停滞。压力不足，必施暴力。柏氏共和国驱逐诗人，势在必行，却不可能止于此。发自内部的不断暴力，必致社会解体。勿论哲人的思想体系如何伟大，取代自然社会，结果难免如此。异质意识形态加市场社会，殆不可能。
这颇令人联想。何以中国的传统社会不能演化为高效的市场社会，何以一旦与强大的科技商业社会对手相遭遇，便一败涂地。盖科技商业社会，非有定律化的游戏规则，以及尊重法则的理性精神不可。譬如球赛，必设定大家皆以理性精神遵守的法则，方能进行高效的训练与比赛。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全靠裁判员的个人意志取舍抉择，队员必不能有效地训练和参赛，却花大力气揣摩裁判员的意图，巴结贿赂，争风竞宠，搞宫廷政变，以及诸如此类。如此球队，谈何效率？遭遇强手，不败可乎？除非施行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契约化、程序化，否则中国社会便始终是一个人治的(礼治的)低效的社会。如果在这基础上更强行理念政治，其双加料的混乱可想而知矣。无怪乎有如此多的扭曲心理和人间倾轧，而理智清明、才思卓绝的学者难以侧身其间了。这便是吴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诠解出来的思想。
然而吴先生只是人文学者。先生不仅在西方文学领域内，成就斐然，而且对于史学，亦有研究。原燕京大学学刊上可以读到先生的论史之作。先生所作论莎士比亚及其《亨利四世》的论文，以及校雠精良、风格卓异的译本俱在，其功足以传世。
在心灵深处，吴先生是诗人，且才藻奇拔，旷世不可多得。五七年刊于《人民文学》的自由体咏史长诗，可以为证。先生的译诗，亦别俱标格，选其知己，可以明志。说来愧恧，我手头竟找不到先生的遗作，仅有一册四十年代中德学会出版的德汉对照本《里尔克诗选》。里尔克的诗，其音乐独具渊静幽杳之美，在德语诗中别开一格，极难摹写再作。然而先生所译，可以与原诗并咏，意境宛然。如第二首《悲歌》，与原诗的节拍丝丝入扣，不仅意象和合，连形式建筑之美也与原作相合了：
Klage 悲歌
O wie ist alles fern 啊如何一切都远远的
und lange vergangen. 长久的离开了我。
Ich glaube，der Stern， 我相信赐给我光线的
von welchem ich Glanz empfange， 光辉煌的星斗，
ist seit Jahrtausenden tot. 已经死去了几千年。
Ich glaube，im Boot， 我相信在小船
das vorueberfuhr， 过渡的当中，
hoerte ich etwas Banges sagen. 我听人说起些可怖的事情。
Im Hause hat eine Uhr 在屋里一座钟
geschlagen.... 敲响了……
In welchem Haus?.... 在哪间屋子里？
Ich moechte aus meinem Herzen hinaus 我真想摆脱我的心灵
unter den grossen Himmel treten. 步出到高天之下，
Ich moechte beten. 我真想祈祷。
Und einer von allen Sternen 而在所有的星斗中间
muesste wirklich noch sein. 总会有一个还存在。
Ich glaube，ich wuesste， 我相信我能确知
welcher allein 哪一个孤独无依赖，
gedauert hat， 仍然在空中栖迟，
welcher wie eine weisse Stadt 哪一个如一座白的城
am Ende des Strahls in den Himmeln steht.... 尚立在天心光芒的尽处……
第四首《预感》，铺开满坑满谷的悲哀，难道是诗谶？
预感
我正像一面被辽远的空间所缭绕的旗帜。
我感到将来的狂飙，而必须忍受它们，
当下界万物还懵然不动：
门还轻柔地关着，烟囱里仍然是静寂；
窗子还未曾震撼，尘土还沉重地堆积。
那时我早已料到风暴如海的翻腾。
把自己铺开，然后又陷回自身里，
我自己扭脱而在风暴里
我是完全孤独的。
先生终其一生，以人格，以生命，维护了诗人的良知，学者的尊严，学术的自由。
注：文本摘自见《读书》1997年第6期。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