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的名字时，我没想过会访问它，更从未料到有朝一日受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之邀，作为一个客人受到它的欢迎。在当时，这样一种结果不仅出乎意料之外，它简直超乎想像。在40年代，我是德里郡乡下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里的长子，我们挤在一所传统的农场茅屋的三个房间里，过着一种穴居生活，从感情和理智上都有几分与世隔绝。那是一种亲密的、物质的、生物性的生存方式，夜里从一间卧室隔壁的马厩里传来的马的声响，混合着大人们从另一面墙隔壁的厨房里传来的谈话声。当然，我们接纳着发生的一切——落在树丛里的雨、耗子在天花板上的活动、一列蒸汽机车隆隆地沿着茅屋背后隔着一片田野的铁路线驶过——但我们就像处在冬眠的假寐之中接受这一切。无历史记载、先于性别分判、悬荡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我们就如同立在贮藏室一只水桶里的饮用水那样敏感：每当一辆过路的列车使大地震颤，那桶水的表面就会无声无息地泛起柔美的、同心圆状的涟漪。

　　但不仅是大地为我们震颤：周围和上空的空气也在活泼泼地预示着什么。当一阵风搅动起山毛榉树，它也搅动缚在栗树最高枝上的天线。它扫将下来，穿过厨房窗角的一个小洞，刚好钻入我们的无线电收音机内脏，其间，一阵咕咕嘟嘟、叽叽嚓嚓的细碎杂音，突然让路于BBC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像个“机降天神”似地播送着出人意料的消息。那声音我们在卧室里也能听到，从大人们在厨房里的谈话声以外和背后传送出来；就像我们在每个声音的以外和背后，常常能听到莫尔斯电码那狂乱的、尖锐的信号。

　　我们可以偶然听到父母用地方口音说着邻人的名字，以及新闻播音员用厚重的英格兰口音广播着轰炸机的名字、被轰炸的城市的名字、战争前沿和军队分布的名称，损失飞机和抓获战俘的数字，伤亡人数和前进里数；当然，我们也总会听到些别的，庄重、奇妙的振作人心的词语：“敌人”和“盟友”。但即使如此，这些世界抽搐性的消息无一作为恐怖而进人我的内心。如果在播音员的语调中有某种不祥之兆的话，那么，我们对利害攸关的时事的理解也就有某种迟钝；而如果在彼时彼地这种政治忽视有某种过错的话，那么，我居住于安全之中的结果就有某种肯定意义。

　　换言之，战时对我而言是一种反思前的时期，也是有学问之前的时期，原原本本是史前时期。随着岁月流逝，我的倾听变得更为审慎，我会攀上我们的大沙发的一只扶手，使我的耳朵更接近无线电播音员。但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仍然不是新闻；我所寻求的是使人震动的故事，例如关于一位名叫狄克·巴顿的英国间谍的侦探故事连播，或可能是根据W.E.琼斯上校关于一位名叫毕格尔斯的皇家空军飞行勇士的历险记所改编的广播剧。由于别的孩子也己长大，厨房里日益热闹，我不得不凑到收音机的近前，以便集中注意力倾听。而在那种热切的凑近收音机刻度盘的过程中，我渐渐熟悉了外国电台的名字，如莱比锡、奥斯陆、斯图加特、华沙，当然，还有斯德哥尔摩。

　　我也习惯于听到外语的阵阵短暂爆发，当旋钮从BBC电台扫到爱尔兰电台，从伦敦腔扫到都柏林调，尽管在第一次遭遇到欧洲话的喉音和咝音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它们说些什么，但我己开始了广阔的世界之旅。这转而又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语言之旅，一种每个抵达之地——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在人生中——都成了一个台阶而非目的地的旅途，正是这种旅行引领我此刻来到这个人们引以为荣的地方。而此处的讲坛与其说是一个台阶，不如说更是个空间站，所以，在一生中，我允许自己奢侈一回，在空中漫步。

　　我归功于诗歌，它使这空中漫步成为可能。我归功于它，直接原因在于我最近明白地写下了一行诗鼓励我自己（不管还有谁在听）“靠着你更强的判断力洋洋得意”。但我归功于它，最终是因为诗歌能够缔造一种秩序，如同50年前那间贮藏室内从饮用水面荡入与漾开的涟漪一样，这种秩序既忠实于外部真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一种在那里我们能够最终成长为我们成长的贮藏物的秩序。一种满足所有人在智力方面打开胃口并在感情方面洞开悟性的秩序。换言之，我归功于诗歌，既因为它自足自立，也因为它是一种帮助，因为它使一种灵魂的中心与其周围之间，在从收音机的旋钮上凝视“斯德哥尔摩”这个词的孩子与此刻在斯德哥尔摩享受殊荣面对众多面孔的男人之间，成就了一种流动和滋养的关系。我归功于它，因为功劳应归于它，在我们的时代以及一切时代，因为这个词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生活的真谛。

　　Seamus Heaney1939.4-2013.8

    （摘自作家出版社《希尼诗文集》 作者：西默斯·希尼）

　　西默斯·希尼是一位伟大的爱尔兰诗人，也是公认的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于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西默斯·希尼1939年4月13日出生在北爱尔兰，是一家天主教农民九个孩子中的老大。他在当地念完了小学。然后获得奖学金，去了德里的一所寄宿中学。后又在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深造，并于1961年获得“英文优等生”的荣誉称号。大学毕业后，他留在贝尔法斯特教书，1966年受聘为女王大学的讲师。1965年与玛蕊·德芙琳结婚，生下二男一女。1970至1971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第二年，举家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住进了葛兰茉村，从此成为一名专职作家。1975年他回到都柏林重执教鞭。1979年他曾在哈佛大学执教半年。1989至1994年期间，他还兼任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每年在那儿举办三次公开讲座。

　　西默斯·希尼是一个非常友善而慷概的人，他有天生的诗才和非凡的智力。他的诗常常流露出对自己在北爱尔兰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的持久的恋情，那时期乡村的童年生活一直密封在他的记忆中，当他开始写诗时，就变成了他的创作源泉，如他所说：“就像打开了古埃及的法老墓，它就在里边，现成的”。这类诗大多收在他的前三本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通往黑暗之门》和《在外过冬》中。《挖掘》是他的第一首成名之作，在他谈自己的创作时常常引用此诗。这是一首典型的挖掘回忆的诗，是以他父亲为主角的三首诗之一。

　　●希尼诗集：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1966）

　　《进入黑暗之门》（1969）

　　《在外过冬》（1972）

　　《北方》（1975）

　　《野外工作》（1979）

　　《斯威尼的重构》（1983）

　　《斯特森岛》（1984）

　　(山楂灯笼》（1987）

　　《幻视》（1991）

　　《酒精水准仪》（1996）

　　《开垦的土地：1966-1996诗选》（1998）

　　●希尼评论集：

　　《先人之见：1968-1978论文选》（1980）

　　《舌头的管辖》（1988）

　　《写作的位置》（1989）

　　《诗的疗效》（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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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尼札记

　　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希尼将诗的艺术塑造成了一种新的生命情境。与布罗茨基的骄傲的方式不同，他几乎是以农作物的方式安静而低调了增进了诗与我们的关系：如果诗的写作是一种语言的活动，诗的阅读就是一种运动。如果诗的写作是一种语言的运动，诗的阅读就是一种活动。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看，希尼的诗帮助我们明确了一种新的诗歌进展：诗既是一种语言的运动，又是一种生命的活动。

　　希尼的写作还展示了一种伟大的技艺：将诗的记忆强化成一种诗的见识；同时，也将诗的见识扩展成了一种新的记忆。而在大多数诗人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多是顾此失彼。有的诗人能将素材提炼成一种诗的记忆，但往往就此止步，无法再进一步将这种记忆塑造成一种诗的见识。

　　就诗的技艺而言，希尼写得相当老练。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老练总会流露出诗的新颖。

　　从想象力上看，希尼的诗歌方式也带来了一种惊人的启发。大部分诗人只会写和形象有关的诗，他们的写作止于显示一种诗的形象。而希尼写的是和图像有关的诗。他并不满足于只提供现实的形象，而是更迈进了一步，诗必须呈现关于现实的图像。

　　从关于形象的诗到关于图像的诗，反映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现实感。

　　诗，对词语的历史的非历史性的反应。但从写作的角度看，这只是一个支点。具体的书写很可能会在书写过程中发生有趣的变形。比如，在希尼那里，很多情形中，诗，是对词语的非历史性的历史的反应。

　　我们的语言传统一直对诗推重有加，我们的诗人传统总体来说倾向于信任诗，但我们的知识传统，两千年多来，对诗的信念却并不始终如一。很多时候，诗，被归于雕虫小计。所以，在我们的诗人传统里虽然不乏对诗的忠诚，但是难得见到在信念的意义上对诗的忠诚。而在我看来，诗的定义，或富有启发性的关于诗的认知，都离不开这种意义上的忠诚。希尼的诗，最让我感佩的是，它体现了这种诗的忠诚——相信诗具有赋予生命的价值的能力，相信诗具有给予生活的意义的能力，相信诗足以启迪并最终完成人的自我教育。在希尼那里，这种忠诚的核心信念是，荣耀归于诗。

　　和希尼的信念相比，我们的诗歌观多少显得低调。我们的诗歌智慧相当发达，但我们的诗歌智慧中很少会给予生命的荣耀以足够的重视。只有注重生命的权力，关注在生命的活动中发现存在的真谛，才会涉及诗的荣耀问题。我们太喜欢问，诗到底有什么功用？这样问问，本来也没什么；如果是作为一种自我提醒，会有助于我们更敏锐地协调诗与人生之间的关联。但很多时候，我们这样问的目的，从动机上看，显得很浅薄。我们太祈求一种明确的答案。而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答案，它是一种建议，一种方式。希尼的态度是，关于诗有什么用，我们也许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种生命的荣耀可以归于诗。换句话说，诗的活动，启发了人的生命中最深刻的愉悦。

　　希尼的诗还以独特的方式显示了一种语言的诚实。在我们这边，通行的诗歌观念中往往把诗的诚实与诗人的人格联系起来，并且在解释上缺少一种灵活性。希尼的写作则表明，针对现代存在的复杂性，诗人应该追求一种语言的诚实，但这种诚实最好尽量避免人格化，因为诗的诚实——既是诗人在语言的活动中显露一种见识，也是诗在诗人的创造中见证一种天真，所以，希尼显示的是一种老练的诚实。或者说，希尼努力显示的是他在佛罗斯特的写作中辨认出来的“诡谲的诚实”。

　　在我们的诗歌文化中，特别喜欢轻佻诗与逃逸的关系。我们喜欢鼓励诗的介入，希尼的诗当然也很介入，比如他的那些描写北爱尔兰的冲突的诗，他对诗和民族性的关系的认识也带有强烈的诗的介入的痕迹；但他所展示的诗的介入中包含着一种可贵的自我怀疑。希尼把诗的介入定义为一种责任，但这种必须与诗人对语言的忠实（诗的另一种责任）结合起来，才能应对我们所置身的生存的复杂性。同时，希尼固执地提醒我们，“积极的逃逸”同样是对恶浊的生存境况的一种强有力的回应。诗的逃逸，在表面上确实很像一种逃避，但从诗的创造性的角度看，诗的逃逸绝非诗的逃避，相反，它是对我们的生存的一种提升，一种转化。它包含着诗的想象力的最本质的冲动。

　　诗的愉悦，在我们的新诗文化里，一直备受贬抑，几近妖魔化。但希尼表明，在我们和诗的关联中——这种关联涉及诗对我们的吸引，以及我们对诗的诉求，诗的愉悦都是最根本的。诗的愉悦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正确，并且如果缺少这种愉悦，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抵达诗的智慧。

　　我们和生活的关系，对哲学来说是思考性的，但对诗来说，却是一个见识的对象。现代以来，诗人多半以生活的批判者自居，因为这样相对而言，比较调动语言的情绪，也很容易避免在经验上露怯。强调诗人与时代的裂痕，从来不会缺少共鸣的。但希尼的诗追求这样一种见识，它努力帮助我们复原我们与生活之间古老的亲密。里尔克呼吁我们警惕“古老的敌意”，而在同样的文化孤独中，希尼却敦促我们尽可能地敏感于我们和生活之间的“古老的亲密”。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