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默斯·黑内（1939—2013）

　　“黑内”或“希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诗人死亡有关的事。比方不轻易写与“诗人之死”题材有关的文字，也从不去哪位诗人去世的地方凭吊，哪怕那些地方今天业已充斥和开发出“温泉”、“果园”等使人颐养性情的元素。我个人把这种禁忌视为对同行、写作，以及冥冥中诗神的一种敬畏。不过这次，这个禁忌有一点要破例了，这完全是因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默斯·黑内刚刚故去。

　　有关希默斯·黑内（Seamus  Heaney），二十多年前袁可嘉、王佐良等先生的译法是“西默斯·希内”，近十几年来内地学步港、台译法，改称“西默斯·希尼”、“谢默斯·希尼”，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之所以新译为“黑内”，完全是因为旧译法里，诗人姓氏中“H”的发音，被翻译家在汉译的过程中都“吃掉”了。老先生们当初那样译，可能有其道理，但今天的人如果有机会让译名更加贴近原貌，那最好也不要错过。

　　对有些国外名字音译得不精，是汉语翻译界过去一百年来的“特色”之一。至于翻译对作品内容进行望文生义、强行指定式的“省略”和“装饰”，对于小说来讲，损失还有限，对于增一字减一字感觉都会大不一样的诗歌而言，产生的变化都将是意想不到的。关于诗歌的翻译，正面的例子也许还是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与汉学家费德林翻译屈原作品的方式：费德林“逐词逐句地翻译”原作，阿赫玛托娃只是根据诗歌创作特有的逻辑，对初译稿稍加润色。

　　克制内敛的诗人

　　抛开译文准确性的复杂话题先不谈，平心而论，即便是拿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希默斯·黑内在内地读者中也不是一个多显赫的诗人。远不如泰戈尔、艾略特，近不如米沃什、策兰，甚至申波尔斯卡，充其量也就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默温和阿什贝利在内地读者间的知名度。为什么会这样？黑内的诗过于克制、内敛，不卖弄抒情和花哨技术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诗所依托的、他所生存的爱尔兰北部，离我们有限的感知还相对遥远；第三个原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这片区域，自从狄兰·托马斯和奥登这一代诗人之后，也确实再也没有诞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者，无论是写作状态起伏的菲利浦·拉金，还是特德·休斯和希默斯·黑内。他们的知名度主要还在英语世界——这跟他们是当代诗人、作品尚未在别的语种大规模传播有一定关系，也跟他们的诗所背靠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强度日渐降低和转为隐性的社会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希默斯·黑内的作品都算好的——至少他揭示了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在北爱尔兰这个地带的复杂的关系。

　　自从金斯堡和布考斯基相继去世之后，英语世界在汉语视野里已经暂时没有超一流的诗人了，这跟译介过来的这些作者的才华有关，也跟他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不像发展中的拉美和亚洲同行，每天不得不面对那么多来自生活的“刺激”）有关。尽管我们的翻译家非常想把布罗茨基、勃莱、阿什贝利、黑内描述成新的曼杰利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庞德、艾略特或叶芝。不过对于诗歌的学习而言，这也不是太要紧的事。在破除了不必要的价值放大与仰视后，我们照旧可以通过对水平参差不一的译作进行比对，大致读解出这些异域诗人的长处，并拿来作为自己的借鉴。

　　潜入庸常与寂静，动荡和不安

　　每一次的受惠，都意味着你在文字上负有反哺自己时代、甚至你诗歌榜样所从属的那个文明的使命。黑内留给我的，是一个诗人必须在潜入庸常与寂静（虽然这种寂静在汉语的传统面前显得过于单薄了）的同时，拥有潜入动荡和不安的能力。后者如他的佳作《灵薄狱》（黄燎原译）、《惩罚》（王恩衷、樊心民译）、《图姆路》、《契诃夫访库页岛》（吴德安译），而从这一路诗中，也确实能看到这位北爱尔兰农夫的后代，对叶芝“疯简系列”那路风格的承袭和推进。

　　诗歌首先是天赋的挖掘、美学疆域的拓展。而在它背后，真正起持久性支撑作用的，是文明的传承与互融。就像二十世纪初，中国古诗对欧美诗所做的；也正如近几十年，欧美现当代诗歌对我们所做的。哪怕隔着语言和翻译的迷雾。

　　黑内去世消息传来的当天，我以《希默斯·黑内》写下来新的杂事诗，里面有这样的段落：

　　“……每一个诗人离去的时分/烛火熄灭/大星在黑色天幕上晃了晃/然后稳下来/那是死/让新的人重新读起了诗/持久付出血汗/然后缓慢地/挪进空出的位子//当蝉声被蟋蟀取代/熏风开始把图章移交给凉爽/希默斯·黑内不再/名望不再/走狗不再/第三世界吸血的牛虻不再/贝尔法斯特的枪声不再/乔伊斯笔下勃鲁姆的猪腰子在/诗在//所以 上苍/请把一代代大师收去/正如你曾温柔地/送他们来”。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