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默斯·希尼

　　问：您曾说，诗有其自我证明的力量（Poetry Is its own vindicating force）。

　　然而，面对历史中不断出现的悲惨和杀戮，诗常常显得无足轻重。诗人总得面对政治的压力，诗不可能逃避现实的逼进。

　　可是，或如诗人们应有的自知，诗，毕竟是雅致、忧伤和微不足道的。但历史对诗人不可能无所要求。我一直在深究，诗怎样才能呈现其见证的力量。

　　希尼：我想，一个简单的回答是，诗歌的目的是激发更多的诗歌。我的焦虑不是关于政治或关于道德真理——当我写作，我的焦虑是一个作家的焦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的首要职责，是允许诗歌再次发生，使诗歌继续下去。

　　我承认，我承受的压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压力，但我不把政治作为我的写作题材。我的责任是对周围环境作出某种形式的反应。我想，诗人在根本上是要对世界作出回答，对世界作出反应。

　　换句话说，个人旅程的诗歌看似自我封闭，其实经常是一种回答，经常是对环境作出大声回答。

　　因此，我觉得诗歌的职能就是回答世界。作出某种回应、某种回答。也许是欢乐的回答，也许是愤怒的回答。也许它让你对着平静的流水快乐地叫喊，或对所看到的暴行愤怒地叫喊。但最重要的，是那回答的能量，这就是诗歌核心中最根本的责任。

　　问：您写于1974年的那篇诗论《进入文字的情感》的最后一段话，并让我感到您有着您的前辈诗人叶芝似的抱负和良心要求。这段话的中译是这样的：“..写诗是一回事，但是像斯蒂芬·德达卢斯所说的那样，铸造一个种族尚未诞生的良心，却是另一回事，并对任何想冒着诗人这一名字的风险的人构成可怕的压力和责任。”无疑，这对每个民族中有自觉意识的诗人提出了一个绝高的要求，我甚至觉得，一般意义上的诗人是难以企及的。

　　希尼：那篇文章写于1974年。我援引的是詹姆斯·乔依斯的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主人公斯蒂芬·德达卢斯的话。斯蒂芬在这部小说结尾讲到一个艺术家灵魂的诞生：“我在灵魂的铁匠铺锻造那未创造出来的种族良心。”这是很响亮、很大、很普罗米修斯式的声明。我的那篇文章讲的都是诗歌的技巧和写作的策略，但是在结尾跃向一个更大的方向。乔依斯是要申斥、严责、批评和讽刺他的民族。他就是这样为我们创造了良心。

　　问：英语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强势的语言。一个英语诗人，或者说像您这种基本上母语是英语的爱尔兰诗人，居住在英语世界，应该有一种在母语中写作的舒适感和自在性。这和一个不得已居住在外语世界的汉语诗人的写作难以得到反馈的孤立感是如此不同，甚至是天平的两极。

　　希尼：一定要有一种真正的动力，它实实在在地促使你写作，忠实于周遭发生的一切。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不忠实于诗歌，尤其是当你年纪大了。你有了一种风格或一套先入为主的看法，你害怕背离你的艺术范围。但我不知道如何给你意见，你得遵从你内心的指示。

　　问：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押韵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汉语诗中，没有具体的平仄要求，但必须有内在的节奏，包括韵律的敏锐感受，也许如您探讨过的华兹华斯的诗。

　　希尼：华兹华斯说，诗人的题材是他的精神活动，他自己的精神活动，这讲得很对。他说诗人喜欢思考他的精神活动，看着这些活动反映在宇宙中。

　　从你给我的中国当代诗人的诗作英译中，我看到这种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联系。

　　问：译成汉语的西方诗，对我们这代中国诗人极为重要。容我给您一个惊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近千本西方诗人的诗集中译本（将近过半译自英语），已绝对地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地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之大，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西方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诗的现代性特征、意象和语言的革命性变化、甚至诗歌流派的承传，从技巧到诗艺都影响了我们。汉译西方诗歌，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作为汉语诗歌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并不逊于中国古典诗歌。用一种不恰当却一目了然的比喻，可以说庞德就如同杜甫，波德莱尔类似李白。艾米丽·狄更森就好像李清照，T·S·艾略特的重要性不亚于屈原，叶芝则像王维一样被研读。他们对汉语文体的变迁、对汉语诗歌从古典到现代演进的影响都是根本性的。不知您是否读过中国诗的英译，无论是古典诗或现代诗的英译？当您读英译汉诗时，您是否感到它们是东方的，或感到它们更像英诗？

　　希尼：翻译在二十世纪英语诗歌中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对中国诗的了解，仅止于本世纪初一两位作家的介绍，他们是阿瑟·韦利和埃兹拉·庞德。但是，韦利早于庞德，形成了英译汉诗的某种套式。因此，在英语中，我们对汉诗有某种老套的看法。不过，这也可能接近于某种真实吧。在翻译中，原作的秘密力量在被译成的语言中往往丧失。例如，我想像，在中文中“水”这个词可能具有某种原始意义上水的感觉，而不是来自水龙头的水——因为中国仍有巨大的农业空间，中国仍然生产农作物。我也想像，如果你在中国说大米，它仍然会使你想起土地。但是，如果你在西方文化中，在美国，说面包这个词，它只会使你想起超级市场。至于小麦，也只是电视里的小麦，是广告影像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情形到处都是这样，也许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就是语言在文化发生变化时的情形。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