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先确定“文学批评界说”；欲确定“文学批评界说”，必先确定“文学界说”。“文学界说”，各家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于取义的广狭不同。

　　一、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的文学

　　主张此说者，如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二、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美文主张此说者，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下》云：“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合乎这个定义的，现在止有诗、小说、戏剧及美文。

　　三、折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主张此说者，如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首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所谓三变，指王勃杨炯一变，张说苏一变，韩愈柳宗元一变。王杨所作是骈文，张苏所作是制诰文，韩柳所作是古文。又云，“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而文章家和诗人，都拉来人传。则所谓文章、文艺，包括骈文(制诰文也大半是骈文)、散文(古文)和诗。惟过去的传统观念，以为词曲小说，不得与诗文辞赋并列，实则诗文辞赋有诗文辞赋的价值，词曲小说有词曲小说的价值。所以我在中国文学史类编里，分中国文学为诗歌、乐府、词、戏曲、小说、辞赋、骈散文七种，统予叙述，无所轩轾。自然这是采取的折中义，所以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学都请入文坛，也不把骈散文推出文坛。不过西洋文学的折中义，止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则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也有人把骈文归人韵文，理由是骈文有韵律)，也当然不能屏弃，也当然可以包括在折中义的文学领域。至佛典的翻译文学，因为占据的时期很短，所以在中国文学史类编里分述于骈散文和戏曲，没有特辟一类；而那时的讨论翻译的文章，在文学批评上，占有重要位置，在这里也应当采入。采取广义、狭义或折中义，是个人的自由，我虽采取折中义，并不反对别人采取广义或狭义。不过我之采取折中义也有三种原因：第一，中国文学史上，十之八九的时期是采取折中义的，我们如采取广义，便不免把不相干的东西，装入文学的口袋；如采取狭义，则历史上所谓文学及文学批评，要去掉好多，便不是真的“中国文学”、真的“中国文学批评”了。第二，就文学批评而言，最有名的《文心雕龙》，就是折中义的文学批评书，无论如何，似乎不能捐弃。所以事实上不能采取狭义，必需采取折中义。第三，有许多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在分析诗与文的体用与关联，如采取狭义，则录之不合，去之亦不合，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而采取折中义，则一切没有困难了。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3--4页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