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明戏运动”为肇始，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最终在五四时期初步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由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中国诗歌终于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新诗现代化首先是个时间的观念，现代即新的时代，“新诗”的概念是在诗界革命中形成的，它首先指代一种区别于古代诗歌的现代诗歌，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其次，它也是一个价值的观念，现代即现代品格，新诗的命名同时表明它不独在语言和形制上与旧诗词有所区别，在精神品质上也具有现代特征。因此，在我们考虑新诗发生时，除了从时间的角度明确新诗发生的时限外，还需要从价值的角度明确新诗发生的内涵。

　　诗质的现代转型

　　现代新诗具有现代诗质，诗质的现代性比诗体和诗语更直接地同现代知识谱系、现代思想文化、现代社会生活、现代人格精神结合。新诗应该有新质，诗界革命所强调的新意境和新语句就是一种新质的要求，其创作被称为“新学诗”或“新派诗”。新诗运动主张解放诗体也是基于新质的要求，闻一多称赞郭沫若的新诗表现了20世纪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精神，也是立足新质的要求。诗质现代转型要求新诗自由地反映现代知识、思想、生活、人生、人文等，集中到一点就是现代文化精神品质。

　　与此转型联系着的是两个阶段，即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和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现代化过程，首先是形成自己新的知识系统，称为“新学”，它融合中西，在知识体系上既与传统中国旧学体系有别，又区别于单纯的西学，从整体上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特征；其次，由新的知识系统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冲击既有价值观念，促成新的价值系统形成，核心就是人的发现与科学的发现；再次，在承认个体独立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最后，由此引起审美观念的转变，20世纪之初有三个人的诗学观念极其重要：梁启超的政治学的诗学观念、鲁迅的精神学的诗学观念和王国维的审美学的诗学观念。以上四个方面构成的新旧系统间的本质区别在于“现代性”，它使新诗在诗质方面超越了旧诗。

　　诗语的现代转型

　　语言既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文学的载体。传统观念认为新诗使用的是言文一致的语言，其实新诗使用的既是同现代口语也是同现代书面语合一的语言，本质体现的是现代思想或现代思维，所以周作人认为“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中国古典诗歌使用的是古代汉语，它成形于殷周至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中，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和传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古代汉语虽存在着局部变革，但其体系始终如一。近代诗人有许多翻译之作，总给人非驴非马的感觉，就是因为翻译采用的古代语言磨灭了现代精神。现代新诗则使用现代汉语即现代白话，傅斯年认为它相对于传统白话有两条最重要的修正：现代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现代白话文必须不能避免“欧化”。

　　一般认为，清末白话运动和五四白话运动是两个连续但有质的区别的过程，正是这种联系和区别最终实现了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型。在这个语言转型过程中，传统白话吸收了现代社会用语的优势，借鉴了西洋语言的长处，最终形成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带有自身特质的语言体系。相应地，中国诗歌语言也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新诗语言质素的表征是：现代汉语体系实现了语词修饰关系在语句表达上的表面化，标志着诗语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一种个体经验的具象表述，而非历史文化的抽象叙述；现代汉语接受西洋句法的影响，句子结构细密复杂，导致了新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形成传统的韵律节奏秩序；现代汉语句子结构提供的严密逻辑关系，使意合性的文言诗词语言结构分崩离析，那种图画式的类比隐喻或象征难以为继，从而使新诗语言呈现为一种整体隐喻的语言格局，无论语句之间还是语篇之间，都呈现为一种严谨的意义关联，相互之间呈现出一种线性的意义阐释结构。语言的现代性构成新文学（新诗）的深层基础，随着语言的变化和话语方式转型，诗歌的审美发生了革命。这同样是新诗发生的重要内容。

　　诗体的现代转型

　　诗体是显示诗身份的“符号”，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把体式作为区别新旧诗的重要视角。就诗体转型说，诗界革命中的诗体革新是无意识的，而新诗运动中的诗体革新是有意识的。诗界革命强调的是“旧瓶装新酒”，新诗运动初期，胡适等继续沿此路径走，采用古诗体、词调体创作白话诗，诗体仍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直到1918年以后，胡适等提出“诗体解放”论，才自觉地推动传统诗体转型。“诗体解放”论是新诗运动的核心诗学观念，基本取向是采用白话的字、文法和自然音节，写作长短不一的白话诗。这里的“自然音节”实际上是散文式的语言结构，是一种与西语自由诗体极为相似的“短语节奏”，这就为新诗运动更好地从精神、表达和文本方面接受西诗的影响、汇入世界诗潮开辟了道路。“诗体解放”论引起中国诗歌文本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两类新体诗，一类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创作，倡导说话的自然语调和散文的词组节奏，其文本特征体现为传统语音结构瓦解，文法结构口语化，章法结构散文化，语义逻辑严密化；一类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作，主张自我情绪抒写和情绪的内在节奏，其文本特征体现为自然消涨的内在旋律，欧化散文的语言结构，主体操纵和情理结构成为语象和语义世界的基本特征。以上倾向说话的和抒唱的自由诗，成为我国新诗的主要体式，当然此后还有新诗格律体的探索。无论自由体和格律体都突破了传统的格律形式，并开始积极探索新的韵律节奏，推动着新诗不断走向成熟。

　　诗质、诗语和诗体的现代转型，促成了中国新诗的发生，三者缺一不可。诗体是有序化的语言符号系统，因此诗体的现代转型在新诗发生中是最具个性也最具本质意义的。但从里层看，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则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诗人的人格内涵，因此诗语、诗体与诗质三者又处在共生状态之中。诗质和诗语的变化必然要冲破旧的诗体形势，引起诗体形势的变化，而诗体解放又使新的诗质和诗语进入诗歌，三者互动推动着中国新诗的发生。诗质、诗语、诗体的现代性是中国新诗发生的基本内涵，这种现代性的追求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剧烈的社会变动下进行的，贯穿其间的是诗学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就是我们对新诗发生内涵的叙述思路。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