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茨维塔耶娃神话？一个诗人，她的生命（以及语言，尽管你从译文中无法看到）都如此极端，如此陌生，与所有人不同，却又具有她那个时代她的代表性。”
不可能有过多的抒情，因为抒情本身就是过多。——茨维塔耶娃
1
还是孩童的时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就有一种“疯狂的愿望”，想迷失于莫斯科。少女时代，她梦想在莫斯科街头被魔鬼收养，做魔鬼的孤儿。
她将成为一个诗人，在这座普通人称为“40个教堂×40倍”的城市里成为一个诗人，一个钟声的城市。
这是第一个矛盾之处，因为俄国诗歌起源于彼得堡——建于18世纪初期的新首都。莫斯科是旧都，缺乏文学。在圣彼得堡大都会街道出现之前，俄罗斯没有文学存在。
但彼得堡两百年以来是俄罗斯最无自由的城市。它被秘密警察掌控，被沙皇监视，到处是士兵和公务员——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与我们分享的孤独城市。
长期以来莫斯科占有老俄罗斯的交椅，视彼得堡为亵渎神明之地。莫斯科是俄国中心，没有教授，没有外国人的中心；俄国仍然视沙皇为神圣。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失宠的妻子从莫斯科诅咒圣彼得堡，说它将成为一座“空城”。
在这个莫斯科城的中心，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想要一张书桌。
2
书桌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物件。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曾说过她唯一拥有的是童年和笔记本。
对于她来说，书桌是第一件也是唯一的一件乐器。她（在上面）怎么写字呢？
“一扫所有杂事，从清晨，新鲜的头脑，空腹，一杯滚烫的黑咖啡放在写字桌上，在她活着的每一天，她像一个机器工一样朝它走去。”
“桌上的一切东西被一扫而空——仅剩下一个笔记本和两只手肘。”
“对四周一切不闻不见。她从来不用零散的纸，只写在笔记本里；各种笔记本，功课本，会计账目本。”
“吸一口烟。呷一口咖啡。喃喃自语，将词句在牙齿上试验。”
“及时回信，一收到就回复。把信件看做几乎与诗一样的手艺。”
“她关上笔记本，打开房间的门。”
3
她说她的第一语言不是俄语，是音乐。
她一岁时说的第一个词，是“低音”，或“音阶”。
但音乐很难：“你在钢琴上按一个键，”她回忆童年时说，“但音符呢？一个琴键在那里，这里，黑的或白的，但音符呢……有一天我看见在五线谱上代替音符坐在那里的，是——一排麻雀！于是我意识到音乐乐符长在树枝上，每一个音符长在自己的树枝上，然后从那里跳到键盘上，每一个跳在自己的琴键上。然后——发出声音。”
“当我停止练琴，音符便跳回到了树枝上——如同鸟儿入睡。”
茨维塔耶娃的母亲是一位有天分的音乐家。但是玛丽娜很小的时候，她母亲就已病重。为了看病而旅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途中，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学会了意大利语、法语，并且用来写诗。后来也用德语写诗，她母亲与她走遍了欧洲，她外祖父可以默诵德语诗。
但她的母亲想死在家里，死在俄国。
所以1906年，茨维塔耶娃母女动身回莫斯科。她母亲死在路上，未能抵达那个城市。
4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被帕斯捷尔纳克称为“所有俄罗斯诗人之中最俄罗斯”的这位诗人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度过了如此多的成长岁月呢？她为什么甚至声称——她坚持声称——德语为她的“母语”（native language）呢？
也许因为诗人并非诞生于某一个国家。诗人诞生于童年。
也许因为她能说不止一种语言。她能用俄语守住“秘密”，“空口袋”，或者如艾米丽·迪金森所说的，“斜体”。
但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发生在另一种语言里呢？也许一个故事可以帮助解释：谈及回俄国的旅途时，茨维塔耶娃回忆起她母亲病危中如何“站起来，拒绝搀扶，自己挪动脚步”，朝钢琴走去，最后一次练琴，并轻声说——“好吧，看我还能弹些什么？”她笑着，清晰地，自言自语。她坐下。其他人都站着。从那里，从久未练琴的双手处——“我不想说出那是什么乐曲，那依旧是我与她之间的秘密。”
5
她母亲死后不久，她父亲开了一家艺术博物馆。在俄罗斯农民中间，俄罗斯工人中间，两次大革命之间，在一个闹饥荒的国家，血腥起义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茨维塔耶娃和她妹妹在博物馆里长大。
这是俄国第一家艺术博物馆。在这个岛屿上，两个小女孩。
“为什么要建博物馆？”当时的报纸大叫——“我们需要医院、学校、科学实验室。”其他报纸唱反调：“让他们建吧！革命一到来，我们就把雕塑扔出去，把课桌、病床放进去，那些墙壁会有用处的！”
（多年后，茨维塔耶娃可以默背出那些咒语。）
几十年后，她仍记得这些，这个建筑，这个博物馆，她称它为“兄弟”。
她还记得博物馆的开幕式：那正是内战之际，但她看到漂亮的女士，沙皇亲自剪彩。大革命之后许多年，她将博物馆开幕式比喻做科特兹（Kitezh）城，那是一个神秘的俄罗斯城市，据传说，那里的居民决定让城市从地球上消失，隐藏于地下，以逃脱侵略。
6
母亲去世后几年，仍在上学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出版了第一本书。
批评家们称赞这本诗集具有不同寻常的“亲密语调”，抒情日记的结构，这是记录日子的书，是系列组诗，并称赞其“亲密性”的“大胆”。
也有批评。布留索夫，一位久负盛名的老一代诗人，鼓励她诗中的“亲密感”，但注意到这种抒情的亲密有时太密集了——太多了。
但不可能有“太多”抒情，因为抒情本身就“太多了”。
茨维塔耶娃说：“一首抒情诗是一个被创造出来但立刻又被毁掉的世界。书中有多少诗——就有多少爆炸，火，喷发：空缺了的空间。抒情诗——是一场浩劫。几乎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7
那么，这位称第一语言为音乐，“母语为德语”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称她“比我们所有人都更为俄罗斯化”，她的作品在俄语中是怎样的呢？赫达瑟维奇写道：
茨维塔耶娃懂得听觉效果和语言学在民歌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民歌，无论欢乐或悲伤，大多像祷文。有悲叹的元素，绕口令和双关语，有法术和咒语的回声，民歌甚至有驱邪作用——纯粹是声音游戏——总有一部分歇斯底里的成分，接近于哭喊或狂笑，接近于抽象语言试验。
诗人同行巴尔蒙特出于欣赏曾说道：“你在诗歌中寻求只有音乐才能给予的东西。”
她是一个具有“难度”的诗人吗？也许是。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清在那个国家和时代“难度”意味着什么。普希金说道：
我们中有一位诗人曾经自豪地说：“尽管我的一些诗也许显得晦涩但它们从不会平淡无奇。”有两种晦涩；一种来自于缺乏情感和思想，这种缺乏用词语代替了；另一种出于过度的情感和思想，但缺乏足够的词语来表达。
重述一次：不可能有过多的抒情，因为抒情本身就是过多。
8
那么如何将甚至连俄语诗人都觉得难以驾驭的作品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呢？翻译家们经常列举茨维塔耶娃的著名气质（“下辈子我不会诞生于一颗行星，而将诞生于一颗彗星！”）。他们大胆宣布其野心，要在英语中模仿她的音乐——以“忠实”于她的音乐性。
但这种“忠实”立场的危险是，仅仅宣称要在新的语言里模仿这位大师的声音只能做到如此：试图模仿但无法上升到原作的水平。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或者因为译者缺乏技艺，或者因为“接受语”，即英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媒介，而且处于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某种声音效果表达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翻译——如同大多数译者急切声称的，是一种“最大可能的细读”的话，那么这不是翻译，是注释，是解释。翻译是居住在（文本）里面的。“爱神”（eros）这个词的意思是站在自己身体的外面。所以，我们在英语里看到的那些经由多人之手的版本是些什么呢？茨维塔耶娃自己如何看待她的作品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呢？她自己翻译过里尔克，很有名。她还将莎士比亚、罗斯坦和洛尔迦译成俄语，将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译成法文，她也把自己的作品译成法文，并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她“忠实”吗？一点也不。她也翻译过她不懂的语言：格鲁吉亚语、波兰语、意第绪语。她的大部分翻译完全不是直译。
她怎样翻译呢？
“我试图翻译，然后想——我为什么要自己碍事？况且，有很多东西法国人不明白，我们却很清楚。结果是我重写。” 学者们称她的最佳译作——她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航海》——“并非从法语译成俄语”，而是“从波德莱尔译成茨维塔耶娃”。
9
1940年，当问到喜欢哪些作家时，茨维塔耶娃提到三个名字：
——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儿童文学家，《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作者），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挪威作家，小说有关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死于纳粹集中营），玛丽·韦伯（Mary Webb）（英国小说家）。
一个急切的问题：那么多的、无止无尽的、写给其他诗人的组诗是怎么一回事呢？大部分人她几乎都没有见过。人际关系远距离发生：
里尔克，从未谋面，
勃洛克，从未说过话，
阿赫玛托娃，几乎不大了解，
马雅可夫斯基，偶尔认识（她称他为“亲爱的敌人”），
帕斯捷尔纳克，主要是通过信件了解。
让人不禁想到费尔南多·佩索阿以及他的多种面具，或者博尔赫斯以及他的想象图书馆（他们的想象嗜好，加上迪金森的形式密度）。
尽管在世纪交替的年代俄罗斯文学是许多文学运动的发生之地——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属于“阿克梅派”诗人；勃洛克为象征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甚至帕斯捷尔纳克也从同一个有创新精神的流派起家——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站在所有这些圈子或宣言之外。
对于抒情诗人来说，训练并非来自于圈子，或者写作班，而来自于一个地方：公共图书馆。导师／团体给我们规则。书本／作品给我们机会，以及扩展技艺的可能性。
她同诗人的作品而非诗人本身建立了一种同伴关系：“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勃洛克”——不是与她仅隔着几个街区的真实的人，而是他们的作品引导她想象他们，并把她自己最好的诗题献给他们。
她创造了一个诗人科特兹城，吸收并延伸了他们的诗学。她给其他诗人的献诗和致诗，是一种扩张的实例，延伸到她的句法里，以她恣意的倒装句，急促吞咽的句式抹去了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琐碎与闲聊都消失了——她一口气接一口气地猛冲，句法崩溃，锤进韵律。
这并不合每个人的口味。
帕斯捷尔纳克因担心她的贫困，而给高尔基写信，赞誉她的语言天分，恳请援助，高尔基不同意地说：“她缺乏对语言的驾驭，语言在驾驭她。”
她的抒情性——对这位社会现实主义领军人物来说——过多了。
但不可能有过多的抒情，抒情本身是过多。
10
她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并认为有必要记下一切。她反复告诫我们所有人：随时记下一切。剂量，对话，争论，关于工作和争论的想法。她有大笔记本，反复用的小笔记本，以及终稿笔记本。
她多年随身带着写给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信，但从来没有寄出。
至此，也许应该补充一句，当俄国批评家谈论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的对立和两极性时——我们应当记住她们的共同之处：
茨维塔耶娃写道：
樱桃树中，枝条中，士兵的大衣中的小城。1916。
人们走向战争。
阿赫玛托娃写道：
她低垂的眼睛，干枯
而拧在一起的双手，俄罗斯
在我之前走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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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共享一个方程式，“诗人与国家对立”，这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
瓦西里·特里蒂阿科夫斯基，早期俄罗斯诗人，第一本诗学著作的作者，宫廷诗人，“朝廷要求在某个节日之际有颂歌——但颂歌未及时准备好，愤怒的朝廷用电棒惩罚疏忽职守的诗人”。
从某种意义上，大革命对于当时的诗人来说，意味着莫斯科公国的黑暗与自由的返照。
1917年间，茨维塔耶娃住在莫斯科：这个城市“如此严重的小心谨慎，人们骑着装有很少食物的雪橇，如此欢快的粗心大意，雪橇带有棺材”。
那年，她有一次与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起朗诵。领导坐头排，她读了什么呢？她背诵一个等待革命者处决的人所说的话：
我从来没有这样带着责任感而呼吸。一个贵族对着委员的脸独白
——我称之为生活！
那些年里，她同年迈生病的诗人巴尔蒙分享了她微薄的粮食供应，她约见卢那察尔斯基，乞求他帮助克里米亚的饥饿作家。
她如何在那些年生活的呢？
“为了生活，我写作：分享——以上帝要求我的方式——朋友们不要求。”
那么，在俄国革命中举行朗诵是怎样的呢？对于她在那个年代的声音我们可以想像些什么呢？
在战时，茨维塔耶娃有一个习惯，她喜欢带着她妹妹参加公开朗诵会，与妹妹齐声朗诵她的诗。
她们的声音听起来一致。
一个同时代的伟大诗人，茨维塔耶娃见过：1916年，她遇到了年轻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他们在内战期间有过短暂恋情，曼德尔施塔姆频繁地从彼得堡乘火车去看她，以至于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我好奇他是否在铁路上工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与茨维塔耶娃的友谊，在我看来，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写作起到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桥梁，他从一个写作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他写给茨维塔耶娃的诗构成第二本诗集，《特里丝提亚》。曼德尔施塔姆的第一本诗集，《石》，是彼得堡诗人内敛而优雅的作品。茨维塔耶娃的友谊给予他一个她的莫斯科，解除了彼得堡的精致魔咒。这是一个神奇的礼物，因为如果只有彼得堡而没有莫斯科的话，就没有完整呼吸的自由，没有俄罗斯的真正感觉，没有良知。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在途中遇到如此明亮而野性的玛丽娜，我相信我自己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她开启了他对生活的爱，自发的、无羁的对生活之爱，这一点在我见到他的第一分钟，就感到震惊。”
她又写道：“茨维塔耶娃有着无与伦比的慷慨无私的灵魂。灵魂由她的任性和激情所牵引，这一点也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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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实：大革命给茨维塔耶娃带来了贫困，以及她丈夫长达五年的缺席，他参加了白军，在克里米亚或别处反抗革命。
一个事实：大革命之后，茨维塔耶娃几乎挨饿。她将两个女儿放在孤儿院，据说她们在那里可以吃得好一点，结果其中年幼的一个，艾琳娜，因饥饿而死去。
“我孩子饿死在俄国，当我得知这消息时——从街上一个陌生人那里得知（‘小艾琳娜你的女儿——是的——她死了。昨天死的。明天我们会埋葬她。’）——我沉默了三个月——没提死这个字——没向任何人提起——所以她（孩子）最终并没有死，依然（在我这里）——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里尔克没有提及我名字的缘故。提名字——就是拆散，将自己从事物中分离。我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从来不。”
这也是从她的诗学中学到的一课：这个对俄罗斯语言着迷，对同代俄罗斯诗人着迷的诗人，这个在她自己的哀歌时刻，为所有别的人——包括活着的人——写哀歌的诗人，决意不说话。
“我可以吃——以一双脏手，可以睡——以一双脏手，但以脏手来写作，我不可以。（在苏联，缺水的时候，我舔干净我的手。）”
面对这些事实她做了些什么呢？她在书桌前坐下，用她的手写下1000多首诗。
1921年8月2日，尼古拉·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的丈夫及杰出诗人被捕，随后遭到枪决。8月7日，41岁的亚历山大·勃洛克在精神错乱的边缘死于绝望。8月末，谣传阿赫玛托娃自尽。（马雅可夫斯基动员了一帮朋友发现了事实而辟谣。出于感激，茨维塔耶娃写了一首诗献给他，称他为“脚链沉重的天使”。）1922年年初，伟大的未来主义诗人华尔穆·克勒勃尼科夫丧生。
1922年，两百名哲学家、科学家、作家上船。后来这艘船叫做“哲学家”号。所有人被流放。
茨维塔耶娃在这一年的春天离开俄罗斯，1922年5月15日，她在柏林走下火车。
13
茨维塔耶娃的诗能被翻译吗？
不能。
我们，作为英语诗人，因她充满诗意的世界观与她的所谓形而上学而交汇，我们的写作是否从中受益？
有。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虑她的形而上。
首先，旁白：在她最艰难的移民岁月里，许多人转身而去，列夫·舍斯托夫是与茨维塔耶娃保持联系的少数人之一。
舍斯托夫，同茨维塔耶娃一样，从“俄罗斯‘文化滞后’的优势中获得巨大益处：过去几百年没有哲学”。
由于这种“文化滞后”，舍斯托夫“毫无顾忌他对于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谈论是否合乎游戏规则”：
那个称自己为“我”的动物到底想为自己要什么？它想活着。相当大的要求！
“我”认识到它面临的世界遵循其自身的规律，一个名叫必要性的世界。这一点，据舍斯托夫所说，是哲学的基础……“我”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世界秩序。用简单语言来说，就是“咬牙忍受”，用更复杂的语言来说，就是“命运引导愿意者，拖动不愿意者”。
这是禁欲主义观点，是大部分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舍斯托夫拒绝这一点，他——拒绝玩这个游戏。为什么“我”必须接受明显违反了其最强烈愿望的“智慧”？斯宾诺莎对哲学家的劝告不是很恐怖么：“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但要理解。”
与此相反，舍斯托夫说，人应该呼喊，尖叫，大笑，嘲弄，抗议。
虽然不是针对她，这些话精确地描述了茨维塔耶娃自己的形而上学。茨维塔耶娃也是“只爱那些一边呻吟一边寻求的人，如帕斯卡”。
14
到达国外之后，茨维塔耶娃写道：我的祖国是任何一个有一张书桌、一扇窗户，窗户旁边有一棵树的地方。
她写到流亡：对抒情诗人和童话写作者来说，最好从远处看着祖国——隔很大的距离。
与果戈理比较：“我的本性是只有当我离开了之后才有能力去具象地想象一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有到了罗马才能写俄国。只有在那里，它才以其全部的伟大站在我面前。”
茨维塔耶娃又说：“俄罗斯（这个字的声音）不再存在，只存在四个字母：USSR（苏联缩写）——我不能并且也不愿意去那个没有元音的地方，进入那些嘶嘶作响的辅音。而且，他们也不让我去那里，那些字母不对我敞开。”
所以茨维塔耶娃在法国住了17年。法国不允许外国人有固定的工作；难以取得身份证。但巴黎集中了大量的期刊、出版社、流亡知识分子：
“我得到许多邀请，但我不能出场，因为没有真丝连衣裙，没有袜子，没有带有图形的皮鞋，这是当地着装模式。所以我待在家里，四面八方都指责我太骄傲。”
但是，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苏联在许多流亡者眼里开始看起来明亮了一些。经历了很多家庭悲剧之后（我们不需在这里探寻），茨维塔耶娃，不带任何特别的怀旧感觉，于1939年6月18日返回莫斯科。那年她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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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苏联之后不到几星期，她丈夫就被捕。她丈夫被拘留之后，她和她的儿子开始流浪于整个莫斯科，从一个朋友的公寓到另一个朋友的公寓。茨维塔耶娃站在监狱围墙外排队。只要包裹被接受，所爱的人就被推定还活着。
什么是茨维塔耶娃神话？一个诗人，她的生命（以及语言，尽管你从译文中无法看到）都如此极端，如此陌生，与所有人不同，却又具有她那个时代她的代表性。
一个女人逃命，奔跑，呼喊，停顿，站立于沉默中——沉默，正是灵魂的喧嚣：
我们站立——只要我们嘴里还能吐出一声呸！
甚至连她的自杀也成为她那个年代里公民自杀的隐喻，那个年代让百万居民去送死。
1941年8月31日。诗人在夏天的最后一天自尽。
那么最终，抒情诗人对待那个特殊年代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茨维塔耶娃写道：“你无法收买我。这是全部要点。收买是把一个人自己买通。你无法从我这里买通你自己。只有当你拥有整个天空时，你才能收买我。整个天空，也许，没有我待的地方。”
这不是传记、性格，或个人生活的问题。这是技艺问题，语调问题。
（明迪 译）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