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口水段子都给印成书，好似读者看不够微博，非要书买回家好好端详。可我敢说，这类微博集诚然是微，从头到底也就得了个微而已，哈哈一笑，一笑而过，颇适合做厕上书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歌德在《诗与真》里写：“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我们既不关心报纸，也无意传播消息，我们的工作就是认识人。”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据说身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是微博控的“微时代”，耽溺于一呼即应的互动体验，瞬间转发的信息散布，光怪陆离的微博文体，我们还会念及歌德这段话吗？面对人类历史上这一大概从未有过的令人激动狂喜乃至着迷痴狂的传播工具，我们，尤其是写作者们，还会如歌德所说的那般，努力“认识人”吗？还是恰恰相反，疯狂地“传播消息”，甚或还不以为意地自命为微博体写作。
于是，即便人人都在批评“碎片化”的阅读倾向，可仍旧有越来越多的“碎片化”微博体作品仿若雪花飞舞般出现在当今的出版物中。微博红人张发财写历史八卦的微博结集成《一个都不正经》，80后资深相声爱好者东东枪紧跟其后，《俗话说》由诸多MSN签名加微博段子汇集而成，网络红人奶猪“段子集”《我呸》标题惊人，《蔡澜微博妙答》更是接二连三。一时间，口水段子都给印成书，好似读者看不够微博，非要书买回家好好端详。可我敢说，这类微博集诚然是微，从头到底也就得了个微而已，哈哈一笑，一笑而过，颇适合做厕上书的。
不过竟还有作者宣称，微博使写作形式产生新变化。言下之意，当是他们开创了一种新文体。真了不起！古人论、原、序、跋、箴、铭、记、奏、表之类，如今更添新丁，名曰微博体。可我怎么看，都没看出这新文体，究竟在哪些方面自成一体？论字数，古人写作本就尚简，主张文贵精洁，寥寥数语穷其隐微，尽其毫忽；论格调，微博上那些转发量颇高的文字，似乎也不外是送一碗鸡汤给你喝，指点人应对世情的所谓箴言，这些去翻翻《呻吟语》、《菜根谭》、《增广昔时贤文》，定然要慨叹古人从语词到深意的既富且美，我辈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见解与表达；论学养，算了，学养这事就不提了吧。
更要害的问题却是这类微博段子集，似乎从未认真思考如何通过写作探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反倒是微博裂变式的信息传播、即时性的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感，使得所谓写作更多是降格以取媚，应景以适俗。难怪，在这样的微时代中，胜出的永远只能是普罗大众热议滔滔的诸如三亚海天事件、某明星性倾向公开、如何鉴定各种婊、两大女主持的正室小三之争之类充斥着娱乐性并且成功投射民众欲望的所谓“话题”与“事件”。即便有少数颇应深入研探的“问题”引起关注，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问题”一不小心给笼上了一层“话题”的外衣，具有被娱乐的潜质。换言之，没有噱头的问题是根本没机会进入读者视界的。
这让我想起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昔年在阿根廷的演讲《电影作为哲学实验》。演讲极为深刻地指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不可避免的一种悖论，“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仍是无法超越的。但是，‘大众艺术’体现了一种矛盾关系，完全不清晰。因为，‘大众’属于一个政治范畴，一个活跃的政治范畴，而‘艺术’属于一个贵族范畴。……‘艺术’所做的无非是保留一个精英贵族的范畴，而‘大众’则典型属于民主范畴。在‘大众艺术’中，你拥有的是一个在民主要素和历史的贵族要素之间的悖论关系。”
借用巴迪欧的说法，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一个贵族范畴，而微博的受人欢迎本质上即是基于其民主性，但民主的靠近不代表艺术的同时来临。事实上，当我们承认微博体的同时，我们也无形中默认了微博话语体系的成立。努力自我矮化，因为这里不欢迎英雄；努力放下身段，操起微博切口，精英式的个人化批评至多让你得到向隅独坐的待遇；努力刷新下限，拼短语、拼新词、拼反应、拼杀伤、拼不说人话。
试问这样的写作，怎么可能进入问题的核心？怎么可能作缜密细致的析解，而非如狂风过境，其来也忽，其去也速？专业话语的失效，粉丝效应的大行其道，使得讨论不再向深刻的一端赶赴，而是奔趋于最大公约数的浅平。但当这一切浅平聒噪被再度印制成书，读者得到的也不过是另一回的浅平聒噪，仅此而已。
有作者甚至认为这种浅平，是接地气。我以为接地气是假，求听众是真。所谓用读者明白易懂的方式来说理论事，到头来不过是用读者喜欢的价值观来说话写字。譬如历史段子谈古，即多以厚黑学方法来考察古人的诸多作为。诚然现实不免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历史的叙说若是只能提供给读者这些厚黑学材料，甚或直接以厚黑学视角来看取历史，实在也未免太过小看了古人，错看了历史。更要紧的是，这种写作，看似是作者引领读者，实则是读者裹挟作者。
昔年在《高尔吉亚篇》里，苏格拉底曾痛斥现实主义者：“你在人群中宣扬伯里克利这些人的善行，宣扬他们为同胞服务，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但却不告诉同胞什么是善和诚实。雅典人谈他们使国家强大，但雅典人不知道这一强大不过是一种夸张，一块充满腐败的肿瘤。”
“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但却不告诉同胞什么是善和诚实”，若是苏格拉底活转来，我料想他将为微博上遍地皆是这等“现实主义者”而瞠目结舌。同时他将惊讶地发现，今日的知识分子不仅试图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甚至更乐意满足欲望中尤为粗鄙的那部分。如果说，过往的时代，被定义为世界牧师的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职责是，反对时代精神的被侵袭，由此民众需要他们。如今他们更多扮演的是媒体明星和段子批发商，而写作一旦沦为表演和牟利的工具，也就谈不上言论的品质，一如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慨叹的那样，“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备受折磨吗？也未必。微时代的写作，或许恰恰需要的就是超验真理的缺席。
昔年鲁迅评陶元庆之画，用了一个比方，“心里的尺”，他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失‘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褫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那么，容我说句实话，所谓微时代，所谓微表达，大抵也不过是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又一个微词汇而已。在这个莫名的“微时代”里，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心里的尺”。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