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写作很早以前就已经是一个事实，在觉察到汉文化写作逐渐失去独立性，探究汉文化失去独立写作的原因时，现在才作为一个术语出现在一些讨论中。虽然殖民写作模糊了不同文化的独立价值，但是，在平庸的和平年代，一些文化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话语权的情况下，关于殖民写作，很难发现有被指明的必要。但是，把中国文学艺术创新力量疲乏、无法补充和维护汉文化价值体系、无法建设不同时代所需要的健全的价值体系等等问题集中在殖民写作上来观察，发现它对操纵汉文化、操持汉语写作等方面产生的作用真不可小觑，对蒸发汉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作用就更不可低估了。

　　殖民写作让本族文化趋向弱智

　　在全球化语境下，其实诗中的战争一直十分激烈，各自的底线无非是为了强调某一种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价值，各自的阵线无非为了保持一点儿本文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有益于人类未来的独立精神。战争中文化的一些精神表现出来的委屈虽然十分生动与悲壮，但很少能唤起殖民写作者的文化自尊与斗志。这是不是某种文化要不要斗争与独立的标准呢？可是，殖民写作直接导致某种文化失语，某个社会趋向弱智，某些国家只会盲从，这又是居留于某一具有一定文明史价值的文化中的诗不得不发起战争的原因。阿拉伯的阿多尼斯对此有比太平洋还要多的义愤与警惕，但是，汉文化面临的问题却似乎比任何文化都要严峻。

　　全球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术语出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赫然的事实，在全球化语境中，忽略个别文体的文本精神，总体来看，殖民写作不是战争的结果，接受者一方既没有经历任何惨痛失败，也没有违心地妥协投降，就心甘情愿不然而然地谙熟于殖民写作了，这似乎说明殖民写作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种必然趋势。因为殖民写作的写作者完全没有被侵略的感受，甚至没有文化强权君临写作的被殖民心理。而一般认为，借鉴优秀文化才能促进自身文化的创新，如果这样理解，殖民写作就可以换作另一个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词汇了。但是，当西方文化以一种迟到的形式和内容侵入到汉文化的美学观念和诗学技巧的全部领或，那就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谁又能安详地坐拥西方思想的宝库而心安理得呢？“我们的”激情，“我们的”语言还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样的提问不是那么理论，但这样的问题终究会在某一时刻，让人觉察到“我们的”诗消失，要比我们自身迷失在全球化语境中更令人凄凉。

　　而在另一个时期，殖民写作的确是战争的结果，回溯到奈保尔、阿多尼斯以及曼德尔施塔姆上三人的写作年代，特别是奈保尔和阿多尼斯所处的写作环境，被动的殖民式写作反而让他们提前提高了警惕。“在俄国，黑色法衣——知识分子——总是说一种异于俗人的语言。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拜占庭的僧侣。他们塞给了语言一种外来的精神与一种外来的形式”。1 他们深有感触的外来形式与外来精神，确实是以一股强大的力量“塞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写作。说他们那个环境中的殖民写作是文化战争的结果还在于，他们深感西文化的强大的一元性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力量，而且，无论是否意识到或是否区分开自己的写作是被动殖民式写作，还是自觉主动殖民写作，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写作者，都无法摆脱某种文化强权。以致阿多尼斯感叹说，“似乎西方是一个神话中的怪兽，用金属和机械制成，它呑噬着一切，却不知饱足，又像一阵机械的狂风或蝗虫，一刻不停地要把它触手可及的一切转化为自己的同类，将他者融入自身”2，以致阿多尼斯深感一代阿拉伯人无法完全应用自己的语言，为阿拉伯文化尽一个写作者的天职。

　　殖民写作迅速本土化源自内应力量

　　拥有独特汉语的中国，真正的战争不一定能让汉文化屈服，如果没有一定的内应性，任何外来形式与精神，都无法殖民这样一种文化。但是，中国的情形完全与阿多尼斯不同，没有经历文化战争，中国的写作就自觉地驯服于殖民写作了，汉语写作被殖民化，内应力量远远大于外来强力。

　　相对于保奈尔、阿多尼斯以及曼德尔施塔姆所悲叹到的殖民写作，目前汉文化的殖民写作、特别是诗的殖民写作已经达到了无意识或自觉的程度。相较于俄罗斯的安年斯基，中国诗的殖民式写作，已经完成了从摹仿到本土化、从有意识到无意识地演变。

　　即使对人类文明史再没有价值的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抗，只有有了这种本能的反抗，她才足以对本地区的文明史产生相当的作用，而一旦失败，仅从曼德尔施塔姆对安年斯基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殖民写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安年斯基从来不属于用俄罗斯象征主义那以黏土做的脚站起来的史诗式的英雄，他有尊严忍受他那顺从和克己的命运。维持安年斯基是诗歌的那种顺从精神反过来受益于这样一种意识，意识到由于无可争辩地和完全地缺乏整体性的民族主义——悲剧的必要先决条件——因此俄罗斯现代艺术中不可能有悲剧。于是，这位生来就成为俄罗斯的欧里庇得斯的诗人，不是启动一艘放诸四海的悲剧之船，而是向水面投入一个玩具，因为我们的心对一个玩具受侮辱的感觉，比我们自己受侮辱还悲凉”3。这位生来就是欧里庇得斯的诗人，不能确定生来就是外来文化外来精神的内应，但他的忍受、顺从和克己的命运却对外来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呼应，不过，他的尊严与命运有着鲜明的悖论意义，基于这一点，在一个外来者看来，他的脚跟虽然没有站稳，但还是一位有尊严的英雄。

　　这在于，安年斯基还在这样的原则，可以全部用外国的木板来建造一艘船，但这艘船要有自己的形式。这透露出他力争在摹仿式写作中摆脱殖民作的文化和精神的目的，在有意识的摹仿写作中带有强烈鲜明的相对意识。但是，中国诗的殖民写作过程中相对意识已经消失，更谈不上理性批判与反抗精神了。

　　在诗还没有摆脱摹仿式写作的状态下，借鉴已经取代了摹仿写作的真实命义，从而淡化了殖民写作的文化扩张特征，并且进一步掩盖了殖民写作的精神目的。基于借鉴这种摹写状态，而不是基于殖民写作或是摹仿写作来构筑的一套理论，显然让人觉得要比安年斯基的观念成熟得多，但是于我来看，这套理论指导下的殖民写作就显得更加彻底或更加无意识了。

　　殖民写作中才能的命运

　　就诗的殖民写作而言，它的理由和理论依据显然来自对传统与个人这一关系的重构。什么是传统，面对这个问题，本土写作者首先要做一次身份辨识和身份的文化性质的确认，而后还需要踮起脚尖看得更远。

　　在诗的殖民写作状态下，或者说在诗的殖民写作理论中，诗的摹仿式写作所认识的传统显然不是艾略特所说的传统，这里的传统对于诗的摹仿式写作有着更大的可适应性，有着更广泛的范围。即它不再指向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全人类的文化传统，一种来自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拥有话语权的传统。艾略特说，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4 一般来说，相对于全球化语境，写作个性源自本土文化传统，被殖民写理论认可或是作为殖民写作理论核心的那些观念，消灭个性的过程当然首先要消灭本土文化传统，否则殖民写作理论在指导写作中首先就会遇到本土文化传统这个障碍，就不可能促进殖民写作的自觉化与本土化。当然，艾略特有他髙傲的贵族气质，但不可能有此殖民意识，但种种类似于艾略特的此类写作观念被中国具有殖民写作性质的诗论所借鉴所转换，进而扩展到与全球化语境同等广泛的地位以及同等原则的高度，在个人个性在文化个性逐渐消亡后，阿多尼斯、奈保尔、曼德尔施塔姆所感悲凉的西方文化就合法地名正言顺地成为殖民写作的传统。虽然其合法性只在殖民写作理论中存在，或只有殖民写作理论才赋予它合法性，但是在这个指标下，如果一位诗人具备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那它确实只能享有牺牲的命运。

　　中国新诗学理论对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有过一个彻底的清算过程，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根失去了本原文化，带有明显殖民性质的文艺理论就为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安排好了一种宿命——基于汉文化传统的才能对于当代诗或是全球化语境中诗的写作失去了意义。这种取其所需的殖民写作理论紧接着就有更加具体的指导。互文性理论因为有悖于“诗就是创新”这一要求而一度停步于20世纪，但是在诗的殖民写作完美于无形之中后，它又在殖民写作的具体体现——摹仿式写作过程中得到复苏，这种人为复苏的、出自中国大学堂的摹仿式写作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织成的，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都和其他文本有一种文本互涉的关系。并明确告诫摹仿式写作人，原创性文本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那天才只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的天才，才能也只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的才能了。[NextPage]

　　殖民写作理论：“原创性文本不存在”

　　在全球化语境特征出现之前，各个地区与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还没有交流手段之前，全球文化异彩纷呈，多元独立，并各自以自身的无比的辉煌照亮本地区的人群，其文化对这个地区的文明和整个人类的文明都产生过不可小觑的价值。沿着历史轨迹看过去，中国上古质朴的文化文本、希腊古典悲剧文本，古希腊哲学文本，阿拉伯经体文体，中国诗经文本、楚辞文本、孔孟老庄文本，印度梵理文本，都十分独立，而且都源自原创，不仅看不出其中的互文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如果说“原创性文本是不存的”，全球就只能有一个惟一的文本，后来都是“互文”所得，那比这个惟一文本晚一些的时代和其他地区，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滋养着本民族的文本“诞生”了。而事实是，后来诞生了许多原创性文本，中国盛唐对日本影响不可谓不深，但是日本后来确实有令盛唐后民感叹不已的独特文化。

　　如果世界上不只一个原创性文本，被转换的艾略特的下面理论就更不可信了，就更不值得中国诗学理论以此为依据了。“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剽窃，手低的诗人遮盖他所抄袭的，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如果这不是想指出摹仿写作的非高明处，不是想指出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原创，而仅仅只是想说明摹仿就是写作的一切，那么惟一的文本之后的所有写作确实就不需要了，那后来的诗人就更不应该存在。仅就摹仿写作这一层面而言，后来的互文性文本肯定不会高明于那个惟一的文本，何必还要劳心费力地摹仿写作那许多不高明的诗呢？

　　中国新诗学特别迷信类似于此的西方写作理论，将其普及到写作的各个层面，并作为核心植入中国诗学理论，被这类新诗学推崇备致的“去个性化”或是“非个性化”，与全球化和殖民写作有着不谋而合的目的，写作就是接受与摹仿。更有甚者，中国新诗学理论甚至赞同，诗人就是一个媒介，认为“诗人的心灵实在是一个贮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搁置在那儿，直等到能组成新化合物的各分子到齐”，再开始写作——组装、整合、改写直至摹仿写作完成，而不是利用贮藏的这些材料来创造，进而产生新的化合物。不需强调，这样的写作自然就可以去个性化，但同时这样的写作对于文化而言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去价值化。不需拔高到某个程度——如民族意识或是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企图，但它确实比较符号全球化以及殖民写作的目的。这样的写作以及这样的目的，已经有阿多尼斯、曼德尔施塔姆表达过反抗，“在我看来，诗人不是为了唱和某个原有的思想、或为了响应外界的某个召唤而写作”。5

　　抛开某种文化大趋势，还原到写作的本质上来，其实创作（写作）就是个性化活动，个性化就是创作的目的。无论写作者目前是否能达到这个标准，写作的这个高标无论在何种文化趋势下都不会降低它的高度。诗写作“仿佛一刻不停地处于离家远去的旅途之中，只会栖身一永不无抵达、永不得宁静的居所——我指的是‘未知’。在这一‘未知’中，‘未被言说的’一直等待被人言说”，6 那些已知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一切、那些已知的强行被当作大传统中的一切不须被言说。

　　全球化语境中某种被殖民写作当作传统的文化，目前是怎样一种情形呢？面对这么多摹仿写作，它们也在不断创新，也有创新，否则，其作为摹仿文本的意义将会消失。

　　殖民写作与文化“废城”结局

　　人类有永恒的东西，但人类也有多变的地方，各个时期各个不同民族人的心智不同，对文化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每个时代每个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社会，都需要有适应于本时代本群落的诗，把这个问题纳入全球化语境来考量，审美需要的差异性以及文化的差异性不正是全球化、不就是殖民写作首遇的障碍吗？也许全球化就是为了消灭这些差异性，那么，如此一来，那些基于本文化的才能于大传统来说真的就毫无价值了，仅从那个惟一的可供后人亿摹万仿的文本那里发生的互文式写作，也的确如同基于本文化的才能一样，同样是可以不需要的了。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殖民写作大行其道，一是中国自由诗一开始就是从摹仿写作开始，二是 随着摹仿写作的深入，一些殖民写作理论也逐渐成为摹仿式写作的坚强后盾，没有从理论上找到了摹仿写作的理由更让殖民写作心安理得的了，以至到了二十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诗的殖民写作已经自觉到了无意识程度。

　　或许是已经意识到这么一个前景，“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必将成为现实，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也不论我们是否参与其中的建设”，7 全球化必将从学术术语成为现时事实。为了做好准备，“你会看到它（阿拉伯人居栖地）可悲可怜：没有见解，没有计划，没有前景；你还会看到，或许是为了逃避一切，一代代阿拉伯年轻人甚至逃离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愿学习母语，而是争相学习外语”，8 这些准备迎接全球化的阿拉伯人的居栖地，在准备过程中就成了“废城”，也成了阿多尼斯之伤，“废城”成了除拥有话语权的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的结局。

　　比之更为严重的还有哪些国家？当然更多！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比这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没有阿多尼斯这样的诗人！不能说中国人的栖息地都成了废城，但中国的城市没有一栋新诞生的中式建筑，中国的地标性物体没有一件含有汉文化特征，中国的大城小市灯红酒绿，十分繁华，但是繁华的却是殖民写作之下的文化。较之阿多尼斯所说的“废城”，这些居栖地其实已经成了“光辉的‘废城’”或是活力焕发的“影子‘废城’”。中国是一个“极端事物”极佳的繁殖地，中国最好的营养都给了一些外来事物和极端行为，最习惯于将一些事物推向极端，使其成为极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全球化语境的核心数化语境在这个地区体现出来，数化语境将全球化深入化，使其得到最大限度地融合，融入到当代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像中国学者在阐释阿里夫·德里克的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时所说，这种“当代的”本土实际上一种“全球化了的”本土，反之，全球化一旦落实到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它也就成了一种“本土化了的”全球。（见《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译者前言）。

　　殖民写作不会制造拙劣的文化奴化事件

　　全球化“本土化了”，殖民写作“本土化了”，那些可能诱发的尊严、人性、价值、反抗等等意识，可能再没有汉文化为其提供可意识的理由了，没有了本土的传统性障碍，失去了战争意义的摩磨系数，殖民写作发展到无意识状态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殖民写作因其本土化了而达到自觉程度后，诗的殖民写作确实没有强势文化的君临感。殖民写作以摹仿式写作为具体表现形式而完成它的殖民精神，放弃诗就是“创作”这一说法，越过文化防线和民族心理障碍，摹仿式写作本身在接受与实施上就有其自身的主动性，那以后的任何不适就不关乎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等等方面的问题了。在认识过程中也是如此，博尔赫斯说，“我那时在读卡莱尔与惠特曼的作品之后，就断定卡莱尔写的散文与惠特曼写的诗歌，已经是唯一可能的写作模式了”，9 博尔赫斯说虽然这有点自欺欺人，但是那时确实没有注意到另一些事实，而在“那个时期”已经变成“这个时代”的情况下，当初的认识成就了大范围的摹仿写作。安年斯基说，可以全部用外国木板来建造一艘船，但这艘船要有自己的形式，殖民写作虽然没有明显显示文化目的，没有要求用外国的木板就得造外国的船，但殖民写作就其精神特征而言，其潜在的要求与指标并不低，因此，摹仿式写作无论主动与否，无论是一种写作技术，还是源于一种美学观念，它终究会不然而然地要完成殖民写作的精神，完成它的价值训导，因为摹仿式写作深陷的语境是全球化语境，全球化有着明显的目的。

　　如果说摹仿写作是殖民写作的体现形式，那么，中国现代当代诗的殖民式写作就已经有百多年历史了，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摹仿式写作在一个有着独立文化的群落中确实没有制造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也没有引起全族的“被奴化感”，更没有引发任何反抗战争，汉文化还是可以叫做汉文化，因此，殖民写作本土化要比其他地区、甚至要比那些文化并不怎么辉煌、在人类文明史上并没有发挥大作用的地区要来得自然。有人试图用“数化主义”以及“数化语境”来尽可能地说明它带来的文化、价值与本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有着极不和谐性，尽可能地说明汉文化面临失根的危险，致使这个族类的道德、价值观被肢解、被废弃，但终究没有阻止它在汉文化环境的发展。本来，全球化就比意识形态式的价值外交高明得多，它意识到张扬必将引发逆反，因为它并不张扬，并不那么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但它总能找到人性缺口。而西方的一些普遍的东西本身并不那么极端，甚至还比较中庸，只是在殖民写作的主动接受过程中，在数化语境中被极端化了，而总觉得“落后”的一方总爱选出那些极端的事物来摹仿，在这一方面，与西方相比东方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责任在摹仿写作者一方，但殖民写作的潜在目的是存在的，但终因没有阿多尼斯之目发现本族文化被奴化被无根化的危险已赫然眼前，以致表达殖民写作精神的摹仿式写作仍然蓬勃兴旺。

　　诗从摹仿写作到殖民写作

　　有文章论及，诗的摹仿式写作首先是被西诗新奇的表达形式所吸引，而后较换为对西诗整体性的摹仿。从中国新诗的出现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摹仿式写作有它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比肩西诗的中国诗作，这类诗作从形似到神似，西诗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等精神部分全部被接受下来。有评论认为，摹仿写作有其目的性，但这一目的性中唯独没有创新性，如果不消除创新性，殖民写作的精神实质就难以被接受，如果不接受西诗的精神实质，摹仿写作将无法达到其目的。

　　当然也有一些智慧的中国诗人意识到摹仿式写作所带来的致命性文化缺陷。因为中国新诗在摹仿式写作过程中，受指导的也是西方诗学理论。当意识到摹仿式写作所带来的致命性文化缺陷后，也试图建构中国的诗学理论，但是，诗写作上不具备汉文化的独立性，理论上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化的诗学体系。这是一些进入学院的诗人，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们一度试图建立本文化的诗学理论，但最终还是陷入那样一种困境，在不具备文化独立性的写作状况下，努力的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摹仿了西方诗学。他们面临的更为悲凉的景象是，即使在研究汉诗写作、汉文化写作以及汉文化本身如何失去其独立精神等等问题时，也不得不借助西方诗学理论，这一记致命地打击让他们彻底妥胁。这是一种不亚于战争之必然结局的全败与全胜。

　　面临这一打击，一是妥协并寻找妥协的理论，认为文学的原创性只是一个可疑的神话；二是粘粘自喜，误以为在全球化语境中是自己首先找到的汉文化表达权，因而亢奋不已地写着可与西诗媲美的作品；三是像英雄一样宣告自己失败，失败者的心理是——既然不能创造出有益于本文化的诗，既然不能完成具有汉文化独立精神的书写，就不再用摹仿式写作来糟蹋汉文化了。后者虽然悲壮但对汉文化有点不太负责任，不过，只有这一类写作者才清楚地意识到了殖民写作将给汉文化带来什么样的结局。

　　如果把这些问题从广大的文化领域缩略出来，集中在文学艺术上来察视，令人惊耸的地方就多了。从语言哲学的迷雾中走出的“重新命名”，在资本主义放纵下崛起的“摧毁”等等写作行为很容易被接受。中国当代诗甚至把这些当作诗的精神加以神圣化，因为把这些当作诗的精神了，所以“摧毁”总是神圣的，无论摧毁了什么都在所不惜，以致中国当代诗出现了美学上的观念层面的文化革命。

　　在神圣行为面前，汉文化精神体现的汉语遭遇的摧毁较为严重。从一定的轨迹来看，起初是因为摹仿西诗，汉文化习惯下的汉语语序被破坏了，汉语失去了本能的语感与美感，之后，汉语特属的表达对象也被驱逐，再之后因为摧毁，汉语的整体性被肢解，有评论剖析摹仿式写作的诗歌作品后认为，中国当代诗似乎在用西式汉语写作，虽然这一说法略有夸张，过于夫子之叹，但这种现象确实是无处不在。

　　同样是在这种状况下，像“语言就是世界的全部”等等观念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这一类理论与观念很快就被转换为殖民写作理论——“形式的就是内容的”、“诗到语言为止”等等。这些理论起初可能启于盲从或是善良的愿望——意在开掘，但最终终结了所涉对象的生命力，自己的理论成了自己久攻不下的堡垒。

　　在还把全球化当作一个可能的概念来讨论，而无法认识到它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即使殖民写作中关于美、语言、命名、摧毁的理论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极端 ，但终因没有人发现摹仿式写作中潜在的殖民精神，以及摹仿式写作给一种文化带来的最终结局，如此预判并强调“殖民写作”与“不可预估的恶果”之间的关系，恐怕只用一个词——耸人听闻——就可以对此谈论嗤之以鼻。

　　无论一种信念际遇何种态度，问题是存在的！艺术包括诗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展示观念，对于一个欣赏者和对于一个写作者绝然不同。欣赏者如果在诗中发现了观念，他还会有一定的理智将其保留在观念的原语境和原文化体系中，虽然最终可能会接受，但那是审美式的接受，虽然最终有可能被文化殖民化，但我们还可以抱有一定的侥倖心理加以期待，期待他们的质疑、节制与反抗。对于一个写作者就完全不同了，摹仿式写作者在西方诗中发现了某种观念，他首先要完全接受下来，才能在写作中达到他所期待的表达效果。而要达到期待的效果，他就得将摹仿的对象当然教科书中的范文以及行为上的典范一样，从形式到内容全部理解并较换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摹仿式写作者之于欣赏者，他更多地要从形式以及表达结果之间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技巧，进而解决他的摹仿对象是如何让他惊奇不已的这一疑惑，如此一来，被摹仿的对象——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将以其观念作用于摹仿式写作者，那么，摹仿式写作者们就是首批被殖民的人。[NextPage]

　　诗人的“谁愿出卖汉语”之叹

　　原创性写作的难度当然不能低估，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为摹仿式写作提供形式、观念等等资源的情况下就更难了，这是摹仿式写作轻易就进入中国而且一下子就十分深入的原因之一。但相对于以原创性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起源，摹仿式写作本身就是创作的困境。

　　摹仿式写作致使写作进入新的无法创新的困境，究其原因，无法创新而甘愿摹仿一是源自思想贫乏，二是表达上无法改变直线型惯性，表达上无法放弃陋习本来就源于思想贫乏，或者没有一些更鲜活的思想触动形式的核变，但是，无法创新者一般只会从形式上寻找原因，而少有在前一个原因上寻找原因，因此，苦于无法创新的写作者一般都会把思考集中在表达的形式上。在这种焦虑下，一旦接触到西诗，他们立即就会从西诗新奇的形式上得到启发。一旦接受西诗而从中得到启发，写作者的写作观念将随之改变，那么，西诗的形式将以其美学知识以及美学观念作用于摹仿式写作者，这就有了殖民写作的开始。但凡触及观念而全盘接受下来，哪怕是运用了改写、重构、整合等等手法也是殖民写作。不用观察其动机，毕竟——即使无意中或是出于良好愿望而陷入殖民写作的困境——-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愿出卖汉文化。但是事实是，当写作者的观念发生失根性变化，无根写作难免要遭到文化气候的影响，无根之下的摹仿式写作其实就是殖民写作。即使奈保尔居拥本文化之根，但身居异境无法拥有文化之源，无法找到植根之处时，也发出过类似的惊叹。

　　人类处于全球化趋势之中，价值观可能趋同，审美旨趣可以趋同，但目前文化心理还十分不同，若干千年后文化心理也可能趋同，但在目还有不同的情况下，需要有适应于这个群落的诗与艺术，来保障这个群落有足够美好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品质共同趋向人类共同的存在目的。否则，在价值趋同过程中某个群落的行为就会悖离共同的价值观、存在观。某文化的独立写作可以保证某个群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至落后。但是，即使进入一个完全一统的文化语境中，城市环境也一统化了，但针对地理环境，人类不可能有重造地理的运动，地理环境“或是人类的习俗及不同存在方式的一种生动别致的写照”。10 不可重造地理，不同的文化心理就将永远存在，就需要独特多元的文化。

　　在某些人试图建立全球化同一政治语境的某个时代，一种主义要求不合理性从属于自己，一种主义则起而誓死捍卫不合理性，加缪说，“倘若合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国，全体性便要求不合理性屈服”，当全球化转换了核心，不再强调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而以文化的形式出现时，写作精神被殖民化，摹仿式写作将有一种可怕结局。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个人的甚到比个人大得多的群体在不合理性和非公正的全球化行为面前，往往表现出屈服前的慌乱情景。在这一情景中，摹仿写作为慌乱的群落和民族寻找到了平静下来的理论，因而，殖民写作促进全球化加速到来！

　　不过，有一些理想还存在，“要反抗这种‘全球化’只有一个条件：允许他们的‘学生’——即本国所有文化和政治力量——参与讨论、对话和行动，组建一个广泛多元的阵线……在此基础上，倡导另一种取而代之的全球化”。11 “在全球化语境中，诗与其他艺术确实应该承担起为具有不同文化心理差异的群落提供足够美好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品质，建设全新的精神气候，这一责任下，就必须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独立的诗义权力。……。的确，抛弃殖民写作，在全球化语境中，独立的汉文化写作可以为汉文化争取到诗义权。”等人们在全球化语境中醒悟过来，这些想法也会醒悟，一些相关的需要也会醒悟。

　　注释：

　　1 俄 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诗歌笔记》花城出版社2010年6月版。

　　2 叙利亚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3 俄 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关于俄罗斯诗歌的通信》花城出版社2010年6月版。

　　4 《二十世纪文学评论》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

　　5 叙利亚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之《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6 叙利亚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之《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7 叙利亚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之《美国式的全球化和阿拉伯的“废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8 叙利亚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之《美国式的全球化和阿拉伯的“废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9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3月版。

　　10 法 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7年10月版。

　　11 叙利亚 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版。

　　2013年3月18日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