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人中，西川无疑是体量很大的一位，这不单指他身形的魁伟，更是指写作整体的气象、包容性以及语言的吞噬能力。记得第一次接触他的诗，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有本诗歌“红宝书”在一代“文学嫩仔”中影响颇大，这就是出版于一九八八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九八六——一九八八》。这本厚厚的红皮诗选汇集了八十年代众多神头鬼脑的诗歌流派，其中，西川孤身入选，诗也只有一首，却挂起一面醒目的旗帜：“西川体。”当时没见过西川，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但感觉这肯定是一个特别“有范儿”的诗人。千军万马之中，一个人，一首诗，就构成了一个流派。
所谓“西川体”，大概只是一个偶然的命名，来自友人的戏称，最初并不需要特别认真的对待。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组诗《致敬》始，在近二十年的写作中，西川的确发展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具有个人“品牌”效应的诗歌体式。简单地说，这是一种非常松弛、自如的诗体，由错落的长句、短句或句群构成，在功能上又熔抒情、叙事、讽刺、箴言为一炉，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不如说与方志、野史、笔记、寓言、笑话一类相关。按照诗人批评家秦晓宇的说法，这种诗体包含了一种庞德所说的“碎布头布袋”（ragbag）的模式，它铺排、杂陈、无序，能泥沙俱下地承载各种芜杂的知识、话语、经验，也最大限度地让西川发挥了他“东拉西扯”、“胡言乱语”的展开能力。这种写法构成了八十年代所谓“象征主义”、“纯诗主义”趣味的有力反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这个特定时期，也潜在地对应于精神生活普遍的困顿、紊乱。然而，它的意义或许还不止于此，在我看来，对诗歌包容性、伸缩性的追求，其实还包含了某种明确的文学意识，其重心在于扭转现代诗歌中某种制度性的人格与感受力狭隘，转而将一种开阔、丰富、驳杂的心智，当作诗歌写作的必要前提。换用西川式的表述，即：要用“伪哲学”来反对“美文学”。
这种胆大妄为的诗体实践，在当时，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八十年代诗歌的内在抱负——对语言可能性的追求，在特定历史状况中的一种延伸。因为只有着眼于成熟心智的养成，当代诗才有可能打破抒情性的文体限制，从反抗、实验、宣道、戏谑等一系列姿态中解放出来，获取一种真正的宽广性，不仅能承纳“历史强行进入视野”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在一种文明的层面（而非单纯的审美）重塑自身的形象。多少有点尴尬的是，时至今日，在某些迟滞的批评视野中，西川《致敬》之后的写作，还被当作一种新的尝试、新的实验，需要在“诗美”的标准下，反复权衡它们的合法性。殊不知从《致敬》开始，后经《厄运》、《鹰的话语》、《小老儿》等，“西川体”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展开历史，在语言方式、主题设定、自我形象方面，甚至可以说已然自我“经典化”了，构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可以不断生长的写作系统。
这个“系统”的特征、价值，当然还需进一步的阐发和评价，但对于我这样的“忠实”读者而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拓展、衍生的同时，内部会有怎样的变化与再生。理由很简单，今天的处境与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在这“大河转弯”的二十年里，“时势”与“人事”的起伏动荡，使许多原本清新的、富于革命性的方案，已逐渐磨损、甚至失效，急需在内部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西川的写作，即便十分强大，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氛围中，“碎布头布袋”式结构，张冠李戴、颠三倒四的“伪哲学”立场，其“现实感”来自对文化、知识复杂性的洞察，来自对生活与历史内部不能归类、无法被合理化的经验的呈现，那么在“大河转弯”之方向急需辨认的当下，这种以混杂为崇高的风格，这种以呈现现实悖谬、复杂为重点的写作，在反复的展开中，也可能会逐渐套路化，削弱了曾有的说明力和紧张感。如何在“呈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如何在“伪哲学”的立场中，培育出更明确的认识骨干，其实是包括西川在内的一批有抱负的诗人，共同面对的挑战。可以观察到的是，西川近年来的写作，也一直伴随了对新向度的开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持续关注当代精神、社会乱象的同时，他似乎对历史的、传统的题材越来越偏爱，具体的作品如以文物、古币、字画为对象的《鉴史》三十章，以及下面要重点讨论的最新组诗《万寿》（刊载于《今天》二○一二年春季“飘风特辑”）。
在今天，用西川的话来说，在各种“重口味”的民族主义广泛流行的今天，动辄就将“传统”二字挂在嘴边的，无疑大有人在。即使是在相对封闭的诗歌界，这二十多年来，“传统”也是一种颇为强劲的介入性话语。前不久，刚好读到了西川的一篇长文《传统在此时此刻》，相当系统地讨论了他对“传统”的认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古典文化的断裂与重拾，“晚世风格”或“晚世情怀”的评价，“新清史”研究提供的边疆、民族视野，二十世纪革命历史的巨大影响，以及对唐代思想品质的看法，等等。跳荡、拉杂的谈论，并不影响一种总体性判断的浮现，这意味着“传统”在西川这里，不只是供鉴赏、把玩、胡诌的断简残片，而最终还是要服务一种宽广心智能力的生成，即：“传统可以帮助我们再一次想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
表面看，这一豪言壮语似乎重申了艾略特式的命题：一个诗人如果要摆脱个人限制，获得更重大的自我意识，必须加入到传统之中。然而，这不是一次笼统的、抽象的重申，因为西川对传统的诸多表征，并不是囫囵个地“打包”处理，而是明确做出了自己的甄别、评判。比如，对于一厢情愿地要在现代汉语中嫁接古意的强迫症，对于文艺界流行的细腻把玩性情、词语、感觉、人物的“晚世风格”，对于“聪明人用下巴看世界的浅薄”，对于“不在地地主”的习气，他都或隐或现地表达了批评。相形之下，包括清代的边疆视野、“五四”的文化改制、社会主义的革命经验、市场及国际信息的冲击，这一系列更为切近的“现代性”经验，似乎是诗人西川关注的重点。同样作为一种“传统”，这些因素或许更内在地、也更为紧迫地支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困境。换言之，传统提供的历史想象力，并非是笼统、抽象的，它必须是从一种“真问题”出发，必须立足于“此时此地”之情景中的认识能力。这种明确的历史意识，相比于九十年代提出的“伪哲学”立场，显然已不在同一个层面。 下面就来具体谈谈《万寿》。在长文《传统在此时此刻》中，西川表露了他对清代中晚期以后中国卷入“现代”这段历史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万寿》的写作刚好构成了呼应，因为它明确以晚清到现代的人物、风俗、事件为对象，“万寿”一题，就暗指甲午年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庆典”，这个词本身丰厚的历史隐喻，也自不待言。具体说来，这组诗似乎容纳了太多的内容，诸如：戏园子代表的政治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砍头”，黄色读物与文明的多面性，天象中的历史变迁，传教士与中西交流关系，印度与鸦片贸易，洪秀全和义和团，夫妻关系与宗教、时间体验，“土产”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夭折，后来的革命与政变等等。追溯晚清、关照当下，这组作品像一个个打开的尘封书箱，也类似于一篇篇用诗写成的读史札记。
西川以往的诗歌，不准确地说，似乎意在恢复“怪力乱神”的传统，书写的对象具有高度的含混性、不确定性，即便涉及历史题材，也多以“胡说”、“歪说”的方式展开。《万寿》一组却要有意进入历史内部，有意揭示交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内部复杂的人性、文化逻辑。态度的变化也表现在语言形式上，虽然“札记体”与“碎布头”相差不远，诗中的句子还是保持了长短错落的伸缩性，但总体上看，《万寿》回复到某种传统的样式，每三行或两行一节，非常整饬地推进。留给读者的感觉是，那三行或两行的诗节，仿佛万花筒中变幻的袖珍舞台，让康有为、郑孝胥、庄士敦、利玛窦、康熙、艾儒略、洪秀全、萧朝贵、赛金花、裕隆与慈禧、辜鸿铭，乃至“我奶奶”、当代的布莱尔、小说家莫言，以及骑自行车闲逛的诗人自我，都一个个轮番登台。与此相关的是，读者熟悉的那个东拉西扯、滔滔不绝的诗歌自我，似乎也得到了某种抑制。“我”更多变身为一个冷峻的、反思的读史者，在纵横捭阖的同时，也试图以精炼的笔法，勾勒一个个人物、一件件往事的剪影。像“白嫩嫩的小手，白天握烟杆，夜晚握玉茎”这样一句，写的是赛金花如何忙碌于国事，而下面的一些段落，在庄谐杂出的同时，又时刻保持了一种“箴言”的总结性：
黑道的戏园子传统与白道的戏园子传统
其实没什么两样。人多人少的问题。
…………
弹古琴高山流水可以正心诚意不错。
弹三弦的不懂正心诚意就相信了阶级斗争。
既不会正心诚意也不懂阶级斗争的读黄色小说熬夜到天明。
七仙女热爱勤劳质朴的董永。老一套。
皇上的制服。帅气的汉奸。反革命没有立足之地。
农家子弟好身手。推翻帝制的人内心里充满对帝制的迷恋。
…………
短促的句群，跳荡的逻辑，形成了一种压迫性的节奏，仿佛要将读者的脑袋塞进历史经验的集装箱里，去“探测到历史伦理的最深处”。
[NextPage]
要正面处理晚清以降的历史，一个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万寿》的写作不可能凌空叠架，必须基于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事实上，无论一手的文献、二手的叙述，还是海内外最新的学术出品，西川也的确展示了他广博的兴趣和视野，对于相关史料、掌故乃至数据的广泛征引、灵活剪裁，也是这组诗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有的时候，他是故意地化用，比如依着法国人谢阁兰的虚构，将勒内·莱斯这个“比利时小白脸”，安插在裕隆太后的身边。有的时候，是不经意地穿插，他会突然吟出陈寅恪的名句“晚岁为诗欠砍头”，然后又予以辩驳——“什么人的疯话？”有的时候，西川干脆发扬“文抄公”的作风，直接将文献引入，最为醒目的一处，就是对太平天国史料《天父天兄圣旨》整段的抄录。作为一部诗作，《万寿》由是也显示出了极强的学术性，这不仅指材料、观点的大量征引，进一步引申的话，诗人处理历史的角度、方式，似乎也暗合于某些“新史学”的理路，比如，关注大传统之外的小传统，重视边缘群体、事件、人物以及日常生活的作用，关切历史如何被叙述、被想象的问题等等。在当代诗人中，具有类似学术兴趣的，其实不只西川一个，前几年诗人柏桦写出的长诗《水绘仙侣》，就以董小宛、冒辟疆的生活为内容，而台湾学者李孝悌的著作《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中的若干文章，就对此诗颇有贡献。
在现代诗歌的传统中，有一种看法颇具势力，即：诗人的想象力，可以与信仰、思想、历史挂钩，但仍然保留了某种“治外法权”。换言之，诗人有自己的玩法，不管如何挪用了其他资源。在这方面，上面提到的艾略特就是一个代表。他就认为虽然但丁的《神曲》背后有阿奎那的神学，莎士比亚的戏剧与蒙田、马基雅维里、塞内加的思想有关，但两位大师可能只是碰巧利用了这些学说，与他们的情感冲动融合而已，而在思想体系破碎的时期，像邓恩一类玄学派诗人，则更多像一只喜鹊那样，“随意拣起那些把亮光闪进他眼里的各种观念的残片，嵌入自己的诗篇中罢了”。从这个角度看，西川大概也像一只博学的喜鹊那样，叼起历史的残片，纷纷丢入自己的诗篇，而《万寿》写作的目的，也并非是要提供一幅完整的历史构图，只是希望通过碎片式的札记，打开历史晦暗的、错综的诸多层面。然而，这样的说法，或许只有表面的雄辩性，因为即便诗人的叙述，只是一种“伪叙述”，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不需要在一般历史叙述的参照中去检验，更不等于说以想象的名义，历史叙述的难度也能随之被回避。事实上，西川没有回避这样的责任，他明确提出“传统”的想象应当是一种认知能力，应当与“此时此地”的问题相关，阅读《万寿》全篇，诗歌想象力与历史想象力之间的紧张角力，也随时能感受到。
首先，由于吞噬下如此庞杂的素材，如何在贴近对象的细节、纹理的同时，又不为对象所控制、所羁绊，保持一种穿梭、通脱的能力，就是《万寿》内部的一个难题。西川自有他的应对，在有限的篇幅内，他一方面穿插、剪裁，安排下众多的人物、事件，另一方面也时刻借助铺排、起兴等方式，拓展自由飞腾的空间——“白云另起炉灶的机会来了。臭虫另起炉灶的机会来了。”这两种方式平衡得好，诗行就显得从容、饱满，有神采，平衡得不好，可能就会有拘谨、松散之感。在个别段落中，由于追求一种豁达的历史洞察，“箴言”对经验的“回收”，就稍稍显得有些匆忙，压制了经验的沸腾： 康有为作《大同书》，娶小老婆，
泛舟西湖复活了苏东坡泛舟西湖的情景。
文明的两面：大老婆和小老婆，犹如孔孟之道和黄色小说。
这也是气象很大的一节，关照了文化的整体，但有关“文明的两面”之总结，似乎有些轻逸了，一下子将丰富的历史直观结论化了。从某个角度看，这种松弛之中的拘谨感，还不只是修辞的问题，它也意味着一些常识化的历史痂壳，尚未被完全粉碎。
其次，《万寿》以“札记”的方式呈现，并不采取完整的象征体系或历史目的论，相反，倒是有意拆解，眼到、心到、手到，力图保持一种即兴的洞察，但散漫的书写之中，未尝没有包含特定的历史观，这包括对所谓“文明的后背身”、“月亮的后背身”之持续发掘，包括对自我欺瞒的“老实人”们的调侃，包括对“本来是打家劫舍，没想到弄假成真”的历史偶然性的讨论。在滑稽、反讽、虚无的语调中，不难听到批判的激情——“什么人的疯话”、“不读就来不及了”、“靠”、“就这样了”、“老一套”、“他们也配！”……无论说书还是讲史，这些粗口的旁白，暴露了北京侃爷的底色，也时刻暗示了一种对历史的“反动”姿态。然而，正如“文明的两面”其实相互塑造、彼此依赖，“反历史”其实也是一种反向支配的历史观。针对革命、国族、启蒙等“宏大叙述”，如果只是展示历史局部的、无序的、猥亵的一面，那么作为一种颠倒映象，这种“反动”也可能有些平面。类似的难题不只诗人和作家要面对，在某些“新史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换句话说，历史书写不能简化成宏大逻辑的展开，但只是单纯解构，展现丰富差异和细节，并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历史感。如何挣脱大传统与小传统、正史与野史、文明的两面之二元结构，在局部中考虑历史的纵深感和总体性，本应就是历史叙述的重点。在这个方面，诗人也不必为了抽象的“自主性”，而故步自封、止步不前。
自二○○八年四月到二○一二年三月，《万寿》断断续续写了四年，至今还处在“未完待续”状态。作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万寿》究竟以何种面貌最终呈现，非常值得期待。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包括西川在内，当代少数有抱负的诗人，正在挑战诗歌的文体限度，不只是扫描历史风景，而是尝试真正进入其内部，用诗歌的方式去严肃应对重大的思想、历史、政治问题，锻造“此时此地”的历史想象力。这种历史想象力的培植，并非是诗歌自身可以解决的，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联合，应该自觉恢复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写作与思想、历史写作的内在有机性。西川过去强调诗人的“伪哲学”立场，所谓“伪”，一方面是区分，诗歌所代表的心智活动与现代知识分工中的专业研究毕竟不同；另一方面，其实也暗示了某种内在的竞争性。换言之，诗歌想象力不仅要向历史想象力“致敬”，也要有勇气与之融贯、与之颉颃。
（编辑：野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