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力、也不想具体测定新诗的未来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走向即孕育于目下的现状发展中。以前三十年，以至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为考照，以一般的进化规律为内的视角，认为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普遍繁荣，甚至空前繁荣，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将参照置换为世界当代诗歌，将内在视角置换为诗歌本体，则会描述出别一种景观，给出别一种评价。这种景观和评价，我称之为“困境”。它同样是普遍的，以至 是空前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将所谓“困境”概括为四对二难选择（参见拙文《实验诗：生长着的可能性》）。这里想就诗歌创作的基本因素，谈谈它的四个内在方面。
生命的困境。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记录着近年来新诗发展的主导轨迹。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但“回到人本身”不是抽象的。从强调“自我”的重要到生命意识的持续高涨，与之相伴随的是那种先入为主又不容分说的大一统诗歌观念的不断解体、个体的主体性不断得以确立的过程。它带来了个人独特经验和创造才能的双重洞开（这正是所谓“开放”相对于诗的基本涵义），但同时了带来了深刻而持续的价值危机。
生命的困境即以此为背景呈现，其情形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的 境况约略相似。偶像不复存在，说教遭到鄙弃。一方面，昔日价值标准的虚纪性由于怀疑主义的盛行而被一再强化；另一方面，新的价值标准又尚未来得及发挥凝聚功能。一方面，未经审视和反思的信念从来就不是真正的信念；另一方面，在最需要信念的时刻我们却推动了信念。个体因此而被置于某种无所凭据的游离、孤悬和分裂状态。不止是一代诗人“情不知所钟，魂不知所系”。软弱无力和骚动不宁成了最常见的两种精神状态。一部分人转向传统的“静观”以求超脱，但未必求得了一条真正的超脱之途；另一部分人则借诗转移长期的生命压抑，使之成为纯粹个人情绪的渲泄和投射。旗帜林立，“主义”泛滥。诗继被作为政治、社会的工具后又被作为个人的工具。
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反思造成了更深刻的“荒原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普遍的“脱节”、“断裂”以至严重的对立情绪。最极端的甚至将这种困境归咎于人种的质量。这些诗人的真诚不容置疑。它尖锐地提示着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依靠什么维系自身的生命，从而维系诗？
文化的困境。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困境从未消除，但长期的闭关自守掩盖了这一点，同时又激化了它。随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视野的日渐扩大，对自身停滞和贫乏的意识也逐步增加。僵硬保守或竞相摹仿固属可悲可笑，但创新的可能性似乎又确实微乎其微。文化进程的时间性以复杂的空间并存形式横陈在我们面前。巨大的差距感使最初的热情继耀目的晕眩后被转化成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精神死亡的恐惧，固然，现代西文文化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内蕴，我们很难“错认他乡作故乡”；但是，既然其中超前地包含了人类文明一般进程的共同处境和共同问题，我们将何以回避？又据何超越？我们文化上的真正故乡又在哪里？困境于此不是表现为缺少选择的可能，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选择的能力。由此而反观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两种诗歌现象，即所谓“寻根”和所谓“反文化”，不能不发人深省，前者除少数人外，大都流于浮夸虚玄，它又一次证明传体文化就整体而言，已无从作为真正强有力的文化──心里依据；后者的情况较为复杂，但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近于某种自我再剥夺，它不但没有取消文化之于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是突出了诗人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精华的必要。否则我们只能在贫乏的内容和粗陋的形式中了此一生。
自由的困境。这种困境颇具反讽意味：一方面，争取一个自由的创作条件和氛围仍是一个迄今未得解决的问题，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禁锢的缓解和个人选择的可能又确实使一些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现实的自由（当然是相对的和有限的）。然而这种自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真正的诗的创造？这里我无意对那些或陷于苦闷徘徨而感到难有作为，或拼命“生活”以充塞难耐的空虚和寂寞的时刻的现象进行泛泛的评价，而只想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承诺自由的能力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成了某种负担，成了逃避现实、逃避自我的借口，正如在那些对诗或把玩不恭，或随心所欲的人那里，自由成了一种奢侈一样。
不言而喻，这三种困境是共处一体、互为条件和彼此渗透的。在它们的结合点上，则是诗本身的困境，即语言的困境。我无意贬低近年新诗发展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但说到底，究竟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以诗的名义开口说话（这种“话”不但有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而且深刻提示了我们的现实处境和存在本质；不但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而且对更新民族语言作出了突出贡献）？究竟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回到了这个意义上的“诗本身”，而不是使之成为一个徒具其表的口号，甚至满足在这一口号掩护下的非诗的功利需求？这里是采用口语还是采用书面语，是诉诸非意象的直接性还是诉诸充分意象化的间接性，只是第二义的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语言就是语言，它在生命和灵魂的临界点上自身具足；另一方面，偏狭的功利和情感需要却又一再把它降为仅仅是个人表达的工具。非个人化和自我中心相互冲突。语言既不甘做傀儡却又成不了主角。
以上分析肯定是，并且不能不是基于一种苛求。尽管如此，我所说的“困境”远不是一个消极的、仅仅令人悲观的事实。正如危机是和生机一起到来的，在困境中也隐含着出路。事实上，许多诗人也一直在为此进行种种探寻和实验。困境是对诗人的生命和创造力的激发和考验。真正的诗人不仅不回避困境，恰恰相反，他自觉地突入困境，并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获得新的综合和超越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困境”是诗在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并将不断面临的现象，它构成了、并将不断构成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和条件和中介环节。就总的趋势而言，通过个体主体性的深入而走向多元化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诗发展的内在目标。但是，只有当它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成为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机制；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品种、数量的迅速增殖，而成为品位、质量的至上追求；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拘泥于自身格局的纵向演进，而成为无愧于诗的的光荣的当代世界诗歌秩序的有机组成──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献上我们由衷而谨慎的赞词。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