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婧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奥斯卡·王尔德在其三部系列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以及《理想丈夫》中描摹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男权制度下受压迫的状况，并探讨他与同时代女性主义观点的契合。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期 女性 男权 制度压迫 女性主义
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位伟大作家，１９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创作体裁丰富，涉及诗歌、童话、小说、文论和戏剧，而真正使王尔德名声大噪的是他的戏剧。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这些戏剧一直是文学评论家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女性主义角度的解读却比较少。王尔德生活的年代是维多利亚晚期，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问题，社会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呈现出明确的女性主义色彩。
本文借鉴弗吉利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女性主义论述，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维多利亚时代背景，考察王尔德在其１８９２－１８９５年间发表的三部系列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以及《理想丈夫》中描摹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男权制度下受压迫的状况，探讨他与同时代女性主义观点的契合。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揭露了在父权制度下，由男性制定的社会法则，从政治、经济、婚姻家庭到学习教育等方方面面对女性的压迫，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全面压抑。“打妻子是大家公认的男人的权利，不论上等人或下等人一律如此而不以为耻，……同样，假如女儿拒绝和父母所选定的男人结婚，就会被关起来，被鞭打，在屋里被推得东跌西撞，而大众却不以为怪。”“格瑞格先生说：”一个女人生存的要件就是男人赡养她们而她们侍奉男人。”［１］ｐ２３
一、教育压迫
男权制度下女性所受的教育是压抑的，其实质是阻止女性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教育要求她们温顺，听话，服从统治，结果导致了她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位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这样评价道：“女性都是了不起的伪君子，当她们想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时，比男人强多了。她们幼年时所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压抑自己的情感，控制自己的思想。”［２］ｐ２５。
王尔德不仅对此现实提出质疑，还公开地在其作品中进行嘲弄。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贝威克公爵夫人的女儿、阿加莎小姐是一个天真无知的的讽刺性人物，她在剧中出现两次，其台词却只是不停地重复“是的，妈妈”。整出戏中，她从未表达过自己的思想，关于她的所有信息均来自于她母亲，如向温德米尔夫人问安时说道，“阿加莎很期待您今晚的舞会。”［３］ｐ１６９在之后的交谈中，公爵夫人继续这样赞扬自己的女儿：“乖女孩！总喜欢看瑞士的照片，多么单纯的爱好啊！”“可爱的姑娘！那么热爱日落！多细腻文雅的情感啊，不是吗？”［３］ｐ１７１公爵夫人的话进一步证明了阿加莎的无知，她对世界的认识仅限于相片薄子以及日落。她的自我压制以及对家长无言的服从正说明了男权制度下女性所受的教育事实上是将她们与世界隔离的锁链。
王尔德的这三部戏剧聚焦上流社会，其中的女性角色自然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然而，她们“所受教育的每一个方面，都趋向于某种有用的目的：或是提高她们自身的魅力，或是培养她们含蓄、谨慎、贞洁、节俭的品质，使她们日后能在充任家庭主妇这一角色时举止端庄。”［４］ｐ７３。因此，“优雅”便是她们受教育的最终目标。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学习礼仪、舞蹈、唱歌、绘画等才艺以及外语、历史、阅读、写作、语法等知识来增加自己的涵养，使自己看起来更加文雅。甚至还要学习如何掌握晕倒的本领来增加自身的魅力，以引起男人的注意。”［５］ｐ１２０。总之，她们所受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找一个理想丈夫，成为理想的家庭主妇。
按此标准，不管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温德米尔夫人，还是《理想丈夫》里面的切尔顿夫人都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良好教育”：温德米尔夫人由清教徒阿姨抚养长大，从小被灌输要区分“对的事”与“错的事”［３］ｐ１６７；切尔顿夫人从小在学校就“表现良好，总是得到诸多奖励。”［３］ｐ２８５这两个人都遵从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谨守言行。
简言之，女性在父权制度下所受的教育实质上是压制女性自我意识，阻止女性学习知识，了解世界的教育。
贞操观是维多利亚时期道德的核心，它将女性的贞洁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价值，“他们（男性）强烈督促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严守贞操，尽一切所有抵制内心的需要和外部的诱惑。当一个女子成功的抵御住了各种诱惑的进攻，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反之，如果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续存期间没能保住自己的贞操，那么她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５］ｐ１２０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厄林太太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阿布兹诺太太都是“有污点的女人”，且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贞操观的受害者。厄林夫人在结婚生子的情况下和另一个男人私奔；而阿布兹诺夫人则未婚生子，一个人抚养儿子，度过了二十年悲惨的生活。这两人自然都遭到了“正确社会”的抛弃：厄林夫人被阻挡在社交圈外，在第一幕里，她人还没露面便已从伯威克夫人的谈话中被“隆重”介绍出场：一个“可怕的女人”，“绝不能允许这样的女人进入社交圈”因为她“有着无数过去”，这样的女人绝对不应该“回到这个目睹她堕落过的社会圈里。”［３］ｐ１７１伯威克夫人对这个不速之客的描述，即便有些添油加醋，也已给听者留下了一个娼妓形象，温德米尔夫人就威胁说，“如果那个女人胆敢踏过我的门槛，我就用这把扇子朝她脸上仍去。”［３］ｐ１７７而另一个“有污点的女人”——阿布兹诺太太——所遭受的责难比前者还要多。为了生存，她隐姓埋名地生活，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独自承受了巨大痛苦。本性善良的她，被贞操观折磨着，被认定是有罪的人。她在剧中的独白控诉了社会对女性严酷的性压迫，她的生活“没有快乐，没有安宁，没有补偿“，她是一个”拖着沉重的枷锁、罪孽深重的人，她是一个戴着面具、患马蜂病那样的女人。”［３］Ｐ２７１－２
总之，男权制度下的女性“一旦失去了贞操就失去了一切可尊敬的东西。她的品格决定于遵守一种美德。”［３］
三、经济压迫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失掉经济独立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首先，她们不可能赚钱，再次，即便可能，法律却否定了她们对钱财的所有权……自古以来，她们就是丈夫的财产……所以就算我可以赚钱，我也没兴趣。还是让我们的丈夫去吧。”［１］Ｐ３４－５这样，维多利亚妇女就被限制在家庭里抚养子女，服侍丈夫，做家务，而没有任何报酬，导致女性陷入男性掌控中，沦为屈从地位。
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伯威克夫人竭力地撮合她的女儿与富有的霍普先生，因为霍普先生“年轻，富有，那些澳大利亚人都在谈论他。”而“他的父亲做生意赚了巨额财富，”［３］Ｐ１７３这样的结合看来就是一桩生意。王尔德不仅讽刺了维多利亚妇女在择偶上的势利，同样也反映了她们在经济压力下的无助，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只能依附男人，她们别无选择。
被剥夺了经济的独立，女性不得不屈从于男性。正如伍尔夫在所说，没有经济独立，女性不得不“象奴隶一样，谄媚地，奉承地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１］Ｐ５７因此，她提出，“女人必须拥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１］Ｐ６因为只有经济独立了，女性才有可能谈自由。
四、家庭道德压迫
维多利亚道德观十分重视家庭生活，尤其中产阶级家庭。对于维多利亚男人来说，家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它还是逃避紧张的现代生活的避难所，一个灵魂需求得以实现的地方，一个在商业精神和残酷竞争中几乎沦丧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得以保存的地方，它还是如同寺庙一样神圣的地方。”［９］Ｐ３４３－５０这样的家庭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妇女的要求和定位，将女性束缚在家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她弹钢琴却不能在乐队里表演；描摹家庭场景，却不能学习画人体画，阅读这个，却不能阅读那个……她受过教育，有一个女仆服侍她，但街道向她关闭的着，田野也向她关闭着……所有这些限制就是要让她接受，婚姻才是向她开放的唯一职业．。”［１０］Ｐ４４
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王尔德的性倾向也让他遭受了来自家庭道德的压迫，因为同性恋是被看作“女性行为”的。［６］Ｐ８７一方面，王尔德在家庭里扮演着称职的丈夫，另一方面，他的性倾向却严重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规则，这样的矛盾令王尔德被家庭道德观折磨着。
[NextPage] 在《理想丈夫》里面，切弗利太太就认为“伦敦的社交活动就知道围着婚姻转，人们要么寻找丈夫，要么躲避丈夫。”［３］Ｐ２８７可见，寻找丈夫在当时非常普遍，但却并不是建立在认真考虑结婚对象或者爱情基础上的。“维多利亚女性将婚姻作为一种目标，对于未婚女性，音乐、绘画、刺绣，流行小说，梳妆打扮，监督仆人充斥着她们每一天的生活。她们的任务就是找一个丈夫，一个幸福的保障。”［７］Ｐ４１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一桩理想的婚姻可以改变且保证她们的社会地位，即使不幸福，也至少拥有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舒适的生活条件。
“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受到的压迫更为严重。在维多利亚晚期，男人在婚姻中的不忠非常普遍，已婚男性只要有点钱就会养情妇，妻子则要充耳不闻。”［７］Ｐ２８－９正如温德米尔夫人所说，“我听说在伦敦，一个丈夫如果不出轨是不可能的。”［３］ｐ１７７公爵夫人伯威克也说过“这些阴险的女人把我们的丈夫抢走，但是他们又会乖乖地回来，而且毫发无损，我知道，男人其实是讨厌她们的。”［３］Ｐ１７３可见，维多利亚妇女对于婚姻的基础——爱——是多么的麻木。
这样，维多利亚女性在男权制度下遭受了来自教育、经济、性观念以及家庭道德全方位的压迫，被剥夺了经济独立使她们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贞操观告诉她们家才是她们唯一应该待的地方。失去了自我意识，女性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了。“她们每天都煮饭，洗盘碗，送小孩上学，然后等他们长大了到世界里去，一切都没有留下什么，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传记、历史提到一个字。”［１１］Ｐ５３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