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玲

  　19世纪末，中国在战火交加中艰难踏上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文学亦开始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之途。打破儒家国民性封闭的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性，是中国文学百年持续致力的所在。20世纪初期，以西洋文化为镜的启蒙文学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方式来改造儒家国民性的消极面，但文化的适应性、战时环境、难以贴近民众的俯视视角以及家、国及民众个体条件均不成熟等诸多原因都阻碍了其向前发展的脚步。借鉴俄苏的革命模式建构起的革命式国民性改造，试图用全能组织方式解决小农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自私、狭隘的国民性，但公与私的对立，张扬公、泯灭私的极端书写，以及过于仰视的神化民众视角，终于导致了人性与艺术性的双重违背。过度的人性、艺术性压抑，同时又引发了新时期以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国民性改造的曲折路程，笔者认为，将个人与集体对立，或俯视或仰视的国民性视角，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一句“自由人的联合体”，道出了集体与个人应有的有机统一关系。在肯定启蒙文学建构的人性人情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从“讲话”到十七年间，在全能组织革命模式下进行的国民性改造也有它的进步性和积极面？而这些合理有效的改造书写，对我们当下缺乏集体意识的文学国民性改造是否有所启示？

　　一

　　现代国民观念引入中国始于鸦片战败，亦是文学抛弃埋头考据的古文经学，走向为政治服务的今文经学之际。自此，作为走上现代性进程的重要指标，国民性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思想的变革，也在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文学观更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绝对君权的时代，民以“众萌”之态为君役使是历史常态，国民性的一成不变，导致历史的“兴亡周期率”循环往复，自成封闭的圆。因此，破除君权至上的神话，是凝固了五千年的国民性发展的第一步。早在明末清初，儒学思想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等观点，试图用恢复传统民本思想的努力批判绝对君权。之后，鸦片战争之际，龚自珍亦曾从民本思想出发抨击封建专制。但由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在中国影响迅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很快成为知识分子破除绝对君权更称手的工具。从魏源的推许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到郑观应、康有为的“君民共治”，再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君权步步让位于民权。

　　为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民权主义之外又加上民族主义，“民族”、“民权”成为孙中山之前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核心，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爱国主义与批判封建专制两大类题材的极盛。但正如孙中山所认识到的：“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因而，在“民族”、“民权”之外，孙中山又加上“民生”，构成“三民主义”。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已提及“民生”，在《民生主义》一文中，他将“民生”明确定义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及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满清君权彻底消亡，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敏锐地察觉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缺陷，提出“民生主义”以图弥补，并继而具化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方案展开革新，如果这些方案能够施行，底层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以孙氏“三民主义”为纲领的意识形态模式或能实现中国现代化也不一定。但军阀文化渗透下的国民党统治不仅未能实践民生，反而导致内部的涣散、糜烂，随之而来的失范性的两极分化加速民心的丧失。

　　相比之下，提出“为底层”、平等主义纲领的左翼革命政党迅速赢得了民众拥护。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走群众路线，把为底层谋利益作为革命目标，是共产党点燃底层大众参与革命的激情的根本所在，而党的政治目的，则是发动民众向以党为核心的革命圈靠拢。因此，集体主义是党对战时人民性的第一要求。在马恩理论中，集体主义是一种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解放的高度，阐述了集体之于个人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而在绵延千年的儒学传统中，集体主义也是家天下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儒家强调“家庭集体主义”，费正清曾对此有精辟洞见，指出“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是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每个个人的家庭是他经济资助、安全、教育、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的重要来源。祭祖甚至是个人主要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定。中国的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核心”。儒家把家庭作为最重要的集体组织形式，根据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模式，将这种模式下形成的国民性放到现代工业经济生产中，它的不适应性也就出来了。

　　改变小农经济下落后的国民性，是近代启蒙文学致力的主要任务。1902年至1906年，梁启超的《新民说》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开启了国民性改造的先声。承继梁启超的脚步，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家用尖利的笔锋，将迂腐闭塞的民智民性曝露于读者面前。麻木的看客、愚昧的乡族、自私的邻人，这些阻碍现代文明发展的国民性，是启蒙志士们竭力铲除的。然而，睿智如梁启超，深刻如鲁迅者，毕其一生，都没能推动国民性的真正变革，原因何在？笔者总结，并非个人不力，而是视角局限，时代使然。

　　首先，尽管清末以来一直都将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努力的目标，但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权和应对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的政治智慧等能力，无力整合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始终只是一纸空谈。没有一个主权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又何来“有国家思想”的国民？其次，以伊甸园神话为源头，西方精神文明“原罪说”的文化历史孕育了“法的精神”，在理性分明的法治体系下，权利、自由、平等、独立等现代国民的精神品格得以实现。这是一种以他律为主的道德约束方式，依靠外在的制度力量加以施行。因而，以西洋文化为范本的国民性改造实质是一个牵动国家政治根脉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还要求民众文化心理进行历史性转变。没有一个思想酝酿、社会改造的从容过程，显然无以为之。况且，把以西方精神文明为根基的公民性直接横向移植进中国社会，能否存活也是问题。再者，也是最关键的，在当时以救亡为主题的战时中国，把主张以个人主义名义发挥自己才干的西方国民性理念搬到需要靠集体力量来抗击外侮、解除内忧的中国社会，是否适合？

　　国共两党之争中，共产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因为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体——农民纳入到集体之中，才凝聚成一股成就新中国的力量。但是，革命战争中农民之所以能够被发动起来，固然有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也由于儒家集体主义的积淀。“只知有家，未知有国”的千年因袭，使中国民众的血亲宗族观念远远大于国家观念。是失去家园而非失去国家的恐慌，真正激起了农民的战斗意识，也是许以利益，改善生存条件的承诺，吸引了农民对共产党的向往。然而，如果说旧式国民性尚能因集体主义的留存而保证革命走向胜利，那么，一旦进入经济生产，要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格局，旧有国民性狭隘落后面就完全曝露出来了。改造是必定的，问题就是以何种形式进行。

　　二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大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历过启蒙文学风潮，出于“士志于道”的本能，他们自觉自愿地想延续启蒙文学中“为底层”的写作。这些接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文化人，把培养独立、自由、民主的新国民当作最合理的文化历史选择。但如何改造旧有国民性，革命阵营却有自己的构想。而这个构想依据的，就是在苏俄10月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它建立起一支高度组织与严密纪律性的战斗队伍，其组织力量全面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个人。在这种组织模式下，家庭不再是构成单位，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组织单位，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村子的互助组。期望通过这样自上而下的组织集体，破除农民身上根深蒂固的自私、狭隘等落后小生产者性格。因而，其最警惕的，恰恰是自由思想的出现。从这一角度而言，那些带着五四启蒙思想而来的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会成为最先要防范而且要重点改造的对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要接受改造，除却祛除自由思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党的政策宣传者，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国民性改造。

　　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农民是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对象加以塑造的，被同情是文学创作使用最多的视角，但在革命文学中，农民则是自我觉醒的一群，看待农民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认为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一头牲口的无知的忍受”，到发见他们其实“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么”的转变。正是相信农民群众不是麻木的一群，才有了用自我觉悟方式改造他们的可能。相比五四启蒙文学，这种国民性改造模式把主体从改造者挪移到改造对象，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自主能动性，有效增强了改造效果。但要让文学在民众中发生效果，达到启蒙目的，必须要拉近民众，一是文学话语、形式的大众化，这一点著述已丰，本文不再赘述；二是通过榜样示范的力量，引导读者一步一步进行改造。因此，描述农民的思想行动变化，是彼时解放区颇为流行的素材，其中又分两种：农村新人的成长和老农民的改造。我们分别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两部同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程仁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新人形象。从出身看，他根正苗红：从小受地主剥削，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美形象出现的，作者用他与地主侄女黑妮之间的恋爱关系来表现他阶级斗争软弱的一面，再通过组织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领导广大群众与地主阶级展开坚决斗争。程仁形象如此塑造，除却写真实的艺术自觉外，还出于丁玲本身自觉而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使她坚持“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同时，她也深信，“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党的正确领导。程仁的农村新人形象既真实又符合了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突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为农民大众塑造了血肉丰满的榜样形象，受到推崇也是必然。同样被赞誉的，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此，我们主要谈文本中老农民改造的书写，把重点放在老孙头这个人物身上。在老孙头身上集中体现了淳朴善良和自私圆滑两面，是旧式中国农民的典型。作者非常细腻地刻画了这位老农民在工作组帮助下，一点一点改掉自私世故等消极面，脱胎换骨成一名积极革命，对新生活充满信心的新人的过程。在解放区文学中，像程仁和老孙头这样的新人形象还有很多，他们开场并不甚完美的形象，反而带给读者一种真实感，拉近了读者与人物形象的距离，而他们与自我斗争，走向崇高的过程，也激起了读者以其为榜样，自觉开展自我改造的动力。

　　应该肯定，以拉近民众的方式唤醒民众自我改造意识的国民性改造方式有它的合理性。

　　并且，我们也必须承认，将个人从埋头于“小家”提高到放眼“大家”、关心“大家”，组织渗入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方式，它确实打破了千年一贯的以家为一维的小农思想，促使国民性向建构现代大工业生产模式所需要的方向转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方式本身有效地推动而非阻碍了历史发展。那么，最终没能真正实现中国国民现代性格，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有三：其一，“大家”指向的错误，即把阶级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当作“大家”；其二，把为“大家”与为“小家”全然对立，极度膨胀“公”来挤压“私”至无形，从而走向了反人性的一面；其三，改造频频甚至不时被清理出“人民”队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根正苗红的“人民”成员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仰视而非平视的视角，将人民形象推向神化的极端，也就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无法打动读者。[NextPage]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全能主义革命破除了以血缘宗亲为轴的家庭组织形式，建构起以革命政党为轴的组织模式，阶级取代家庭成为国民联系的纽带，阶级情感取代伦理情感成为新民主要甚至唯一的情感指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黑妮有个地主叔叔，虽与他们“有着本能的不相投”，却也因此而对她和程仁的爱情有所影响；《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更是与他们落后的爸妈阵地分明。在党组织的新集体面前，家庭集体土崩瓦解。

　　当延安战时需要及小范围的文学实验等诸多背景下形成的阶级集体书写在建国之后的和平年代，被作为文学经验推广到全国时，它所有曾被遮蔽的问题都被暴露无遗了。

　　革命历史小说中，阶级同志比父母爱人更能取得信任，而在建国初期为配合工业发展而出版的大批工业题材小说里，爱情更成了为组织无私奉献自我的奖励。在《五月的矿山》、《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等多部作品中，都有同样的模式出现：主人公因公受伤→获得心仪姑娘的爱情。诗歌领域更是如此。闻捷的《种瓜姑娘》中，“种瓜姑娘”就直接要求拿奖章换爱情；《舞会结束以后》里，琴师和鼓手共同追求的“土尔地汉”的心早已给了乌鲁木齐发电厂的工人阿尔西；李季的《黑眼睛》中，“炼油厂”、“金质奖章”也成了爱情的代言词。在这些作品里，爱情已经成为个体投向组织，对组织无私的工具。而待到“文革”时期，连这样的书写也变得鲜见了。《艳阳天》里，肖长春与焦淑红的关系被定位在革命同志这个高度上，而《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中，浩然更是对这种“私情”描写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去触碰“爱情”一词。没有正常的人性人情，只剩阶级兄弟友谊的国民，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1987年董乐山译介的《一九八四》之所以会引起国人如此震动，其中的关联不言自明。一面是情欲的削除，另一面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极度完美体现。为生产放弃休假，或与地富积极斗争，或为集体果实、机器等公众财产付出肢体甚至生命代价的作品人物形象比比皆是，如秦德贵《乘风破浪》，梁生宝《创业史》、邵玉梅《为了幸福的明天》）、高大泉《金光大道》、欧阳海《欧阳海之歌》等，在过于明确的目的性驱使下，这些道德模范都是千篇一律地完美无缺，被符号化的形象与读者之间自然产生一种相当的疏离感，反而大大削弱了人物激发、感染、教育读者的力量。

　　三

　　正因为人性被压抑太过，80年代初期政策的调整迅速引发了文学向人性的反弹。大批渴求人情人性的作品涌现，这些作品亦有一个趋同模式：用强烈控诉“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方式来表达对正常人性的追求。当一把竖直的标尺被极度弯到一边去后，它反弹回来的结果往往不是立刻回到中点，而是弹向另一边。整个20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学都是如此。“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人民队伍，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书写农民的视角再次发生了改变，分化为两支：一支重拾“五四”启蒙之笔，将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置于批判、同情或怜悯的地位；另一支则以农民及整个乡村社会为工具，或用来控诉“文革”，或与现代工业文明中的阴暗面相对抗。与解放区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相比，无论哪种视角，都是知识分子脱离单一的政治依附思维，恢复批判、独立意识的可贵体现。在一味追逐个性、舒张欲望，集体意识淡泊的当下时代，知识分子自觉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精神，是重建国民性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有力支柱。然而，我们却发现，上述两种视角写作并没有真正地平视农民从而深入农民，反而习惯性地采用了俯视或仰视视角，其结果却是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距离不是更加贴近而是拉远，对农民的影响不是加强而是削弱。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批作家开始把笔触对准那些背井离乡投奔都市的村民，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21世纪初期，“底层文学”应运而生。身居屋檐下的乡人在城市边缘的低洼危房里，上演的多是一出出压抑感伤的悲剧，而憧憬→碰壁→吞噬或逃离的线性发展，又将这些底层悲剧演绎者的命运简化为单一、抽象的“苦难”寓言。然而，正如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的，这样的底层书写对于真正处于底层的民众而言，能具有多大的意义？南帆就曾深刻指出，底层经验能否真实表述，关键在于小说内部有无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复杂对话，洪治纲也把“一个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到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生命的灵性” 作为文学成功表达底层的标志。在这一层面，也许解放区至十七年文学中的国民性改造模式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所以，如何正确看待那一时期的文学书写，重新清理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挪为己用，也许，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

　　新时期以来，再次把启蒙任务自觉扛到了肩上的知识分子，把解放人性，追求个性自由平等作为文学书写重心。如果说4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是没有资格来审视这种舶自西方社会的国民性移植到中国国民身上的适应性，那么4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则是没有时间来思考。国门开放让他们看到了西方发达的经济文明，时不我待的恐慌再次燃起，其程度不亚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那段被挨打的时期。这种恐慌让大家不假思索地举起扫帚，把所有妨碍个人自由的东西统统扫除干净。集体主义自然也在被扫除之列。王安忆发表于1985年的《小鲍庄》中，主人公捞渣往往被论者评为儒家集体主义挽歌型的人物，但仔细读解文本，应该并非如此。小鲍庄人的仁义是一种典型的儒家集体主义，将家作为集体最核心的组成，正因此，才有了鲍彦山家的折磨小翠以捞回本钱，鲍秉德因为生了死胎就把妻子打疯了此类行径。捞渣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以家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把集体主义从“小家”拓展到“大家”。这个人物应该是有开拓性意义的，却被赋予了死亡的结局。因此，捞渣的死并不仅仅唱响的是儒家集体主义的挽歌，更是一切集体主义的挽歌。捞渣死后，仁义又在形式主义的宣传之下变成了大而空的东西，并没有起到让民众感动、觉醒的作用。捞渣的父母听那些宣传文章，“好像在听一个别人家的故事似的“，反而觉得自己的儿子”离他们像是远了，生分了”。集体主义的没落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形成鲜明对比。九十年代以来，私小说、身体写作大为流行，个体极度张扬的另一面，是集体的被压抑。不少学者着力于对欲望的批判，而忽视了对集体主义的重新张扬，其实是舍本逐末。 [NextPage]

　　欲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力图限制的对象，追求果腹和满足性欲仅仅是最低等级的需要，以生产力为历史动力的马克思主义，鼓励发展诸种乐趣，并尽情享受这些乐趣，而这些，都是需要有欲望作基础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为了获取欲望而用不正当的手段妨碍甚至伤害他人利益，集体主义的作用就在于提高民众的团结、和谐意识，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正常稳健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中，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是有机统一的，既强调个体对共同体在情感、伦理和经济诸方面的归属，又肯定个人权利优先性原则。一句“自由人的联合体”，标示了马克思集体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环境下，80年代末开始，商业职场小说日渐繁盛，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无论是丁力、王强、陈一夫、付遥等的当代商业题材小说，还是韩耀旗、郭宝昌、成一、朱秀海等的历史商业题材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官商结合的生财之道视为合情且合理。如丁力的《商场官场》，通过由官入商的戴向军下海征战的经历，把官与商视作密不可分的联合体；朱秀海的《乔家大院》里，商业奇才乔致庸为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拼尽一生，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往往会感动读者，以至于认同他通过官府打点走上的致富之道，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获得方式。同样，郭宝昌的《大宅门》里，“女中豪杰”白二奶奶的兴家之道也就在于贿赂太监等官府联络人。当我们随作者的思路佩服着戴向军的处事手腕，同情着乔致庸对官府的屈从，叹服着白二奶奶的精明能干时，是否也该警惕一下，这些致富振家之道到底在向读者宣传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实现梦想并没有错，振兴家业更值得赞扬，但这些都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不能触犯集体利益、公共权益。商以钱养官换得官以权富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吸附大量资本的另一面，是对普通民众资本不正当的、变相的剥夺。而当这样的价值观在文本中被处理成一种商场潜规则为作者、读者所共同接受，其结果无疑是加速而非挽救集体意识的失落。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发展的社会，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专业化又可导致个人独立、个性的张扬，从而摆脱集体意识的束缚。儒学集体主义在现代经济生产中的不适应性就在于一个将国民性放在了极端狭隘的集体主义状态，另一个则把个人意识泯灭在组织监督之下，阶级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任何偏离阶级认同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惩处，成员间的团结建立在相似或同质的基础上，阻碍了个人意识与能力的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为镜的纠错性书写，却把集体意识与个性发展相对立，用损公的方式实现个人梦想，发展家族产业，从而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这同样也不利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发展。如何能真正实现马克思社会价值观中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在文学层面，批判地继承儒学传统与全能组织模式集体主义价值观中的积极因子，用以中和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书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注释：

　　（1）（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3）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8页。

　　（5）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6）参考郭绍敏：《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大困境》，《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7）严复曾以取马之四蹄附牛之项领的譬喻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这种单方面移植的悖论：“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7页。

　　（8）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重印），第2页

　　（9）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10）洪治纲：《唤醒生命的灵性与艺术的智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1）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实习编辑：罗谦）